赵勇教授做客第418期社科大讲坛：“奥斯维辛之后”命题与阿多诺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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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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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9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赵勇教授在千佛山校区教学三楼3141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主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命题与阿多诺的“摇摆”》。讲座由文学院和磊副教授主持，文学院刘蓓老师、任传霞老师、李茂民老师等及众多文学院研究生参加。
赵勇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一书中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论论述。“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英文为“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被译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诗歌出现的现象引起了赵勇教授的注意，经过对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理论进行再次思考与研究，赵勇教授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成为了命题内涵的背景以及他选择这个主题的缘由。
赵勇教授对阿多诺提出这个命题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奥斯维辛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小镇，在希特勒上台后成为纳粹集中营，在这里曾有400多万犹太人被残杀。拥有犹太血统的阿多诺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唤醒了他对犹太人的“自我认同”，与霍克海默共同写作《启蒙辩证法》，对反犹问题发表看法。在他看来，这次事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被视为非同一性的代表。奥斯维辛如同“创伤性内核”（拉康语）一般，作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象征符号进入了阿多诺的理论视野中。1949年年底，阿多诺从美国返回联邦德国，写出《文化批评与社会》，感受到“上下讳言罪责，极力遗忘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的社会氛围，认为战后的文化重建是真正的难题。纳粹发动的这场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与德国之前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已经证明了原来文化的失败。所以，不能在失败的文化基础之上进行文化重建。此时的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文化与野蛮相互缠绕、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了矛盾统一体。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的逻辑起点正是探讨人类为什么没有进入合乎人性的状态，反而陷入野蛮的境地之中。
在此基础上，赵勇教授随后对这一命题的内涵进行了具体阐述。他引证阿多诺的学生蒂德曼的说法，认为“写诗”是一种提喻法，代表着艺术本身，并最终代表整个文化。这实际上指出了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创作的不可能性与文化的非正义性。赵勇教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命题背后的意蕴。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奥斯维辛”命题将这种严重性推向极致，充分表达了这一观点——当文化已充分野蛮化后，以文化的名义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或其呈现出来的内容也很难逃脱野蛮的魔掌。当然，由于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写诗”，遭到了许多作家的反驳。获得诺贝尔奖的格拉斯在发表感言时就指出这一命题的重要影响，作家们的创作都在绕着这句禁令行走，必须与之进行公开的抗争。库切在为策兰的诗歌进行辩护时则用反讽的语调说，如果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用德语写诗就加倍野蛮。
在此，赵勇教授结合阿多诺的理论文章，向我们揭示了阿多诺针对这些反驳的两次公开回应。第一次是在《介入》一文中谈及苦难问题时出现，表明自己不想缓和之前的说法（即“奥斯维辛”命题），但作家们的反驳在一定的前提下也有正确性。这是一种战略撤退的立场，实际上揭示了诗歌难以呈现苦难的不足。第二次的公开回应的语气比之前更为缓和——这一命题也许是错误的。这是着眼于对人们表达痛苦的权利的承认，并不表示阿多诺收回了之前的命题。他进一步提出更为尖锐的问题——“奥斯维辛之后还能否继续活下去”？以这种以退为进的表达方式，直接将这一问题由文学艺术层面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
在这一命题的前后语境中，赵勇教授引导大家进入了讲座的第二个主题——阿多诺的“摇摆”。所谓阿多诺的“摇摆”是指关于“奥斯维辛”命题形成的艺术的二律背反问题，正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反题即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从更为深入的层面看，正题为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反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种矛盾在理性批判的澄明意图与形而上学的拯救意图之间得到了表达，二者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调和。在赵勇教授看来，重要的不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回答，而是其呈现，表达了一种对终极命题的反思。
在深入浅出的讲述后，参加讲座的同学和老师围绕这一主题积极向赵勇老师提问，进行了意义丰富的对话交流活动。如有的同学联系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提及的文学的颠覆与麻痹的双重作用，请教赵老师的看法。赵老师以阿多诺为例指出身处矛盾之中，阿多诺一方面认为艺术没有希望，指现实主义艺术与商业主义同谋，给予人类的精神情感以表面的抚慰；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艺术仍有希望，指现代主义艺术采用变形、夸张的方式表达出从前难以表达的内容，如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策兰的诗歌等。在这种矛盾之中，阿多诺的选择显示出他对艺术形式的转换与创新的注重。围绕奥斯维辛，有的同学向赵老师请教关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看法。赵老师首先指出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优势，斩获了多项奥斯卡艺术奖。但从本质来看，这部电影正是深处文化工业的圈套之中，迎合受众kitsch的心态，通过美化灾难性的内容在表面上起到抚慰身心的作用，实际上却回避了更为严重的苦难的表达问题。在这一层面上，真正的艺术不是原封不动地讲述故事，而是融入艺术家的思考，并将之融入到题材的选择、形式的创新与语言的表达之中，这需要充分把握好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
最后，和磊老师对这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希望同学们学习并掌握这种语境化地分析问题的方式，将学术与个人的切身体验相联系，反思苦难，理解存在。赵勇教授还原到具体历史语境分析问题与全面细读文本阐述理论的方法，使同学们受益良多。讲座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和磊教授主持
赵勇教授
报告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