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人文]杨守森：书话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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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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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做人的重荷
——读马可·奥勒留的《马上沉思录》
一位1800年前的罗马皇帝，在戎马倥偬、刀光剑影中写下的“沉思录”中，能够“沉思”什么呢？这位古代欧洲帝王的哲学沉思，与当今的我们，在心灵上能有什么相通之处吗？这是我在翻开马可·奥勒留的《马上沉思录》（何怀宏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时最初闪出的念头。由史料可知，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系罗马历史上由M.C. 涅尔瓦开创的安东尼王朝的第五任皇帝。在其执掌权柄的20年间，蛮族入侵、鼠疫流行、社会动荡、财政拮据，帝国已近衰败。《马上沉思录》就是这位虔诚的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位哲人帝王，在率军征战与应付各种危局时写下的一部心灵独语。读罢此书，我的感受诚如费迪曼曾在《一生的读书计划》中所说：“这部黄金之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教人以庄严不屈的精神，“负起做人的重荷”。可以相信，不论什么时代的读者，都能从这部关于人生、命运、灵魂、宇宙之类的心灵独语中，汲取到净化灵魂与培育人格之营养的。
奥勒留虽然拥有帝王之尊，身居皇帝宝座，但他时常提醒自己的是：“分给每个人的是无尽的、不可测的时间中多么少的一部分！它立刻就被永恒吞噬了。还有，分给每个人的是整个实体的多么小的一部分！是普遍灵魂的多么小的一部分！你匍匐在上面的是整个大地多么小的一块土壤！”他不时想到的是：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相互的敌视、怀疑、仇恨、战斗之后，最后都只能化为灰烬；一个人，无论如何声名显赫，一旦他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就死去了，即使永恒的纪念之类，也仍是一个虚无；即如死亡，也不过是合乎本性的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之分解，而元素本身其实并没有受到伤害，因此，不应惧怕死亡，而应以欢乐的心情等待之。显然，一个人，如果像奥勒留这样，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能够彻悟生命与死亡，就更易免却某些非分之想，而从容面对无论是显赫还是落寞的人生。奥勒留正是这样，虽曾手握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力，却能以超然的思绪，鄙弃世俗之欲，守护着人性的底线与心灵的宁静。
时常涌动于奥勒留内心深处的，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虚无情绪。但与一般虚无主义者不同的是，奥勒留是要借助看破红尘的目光，更好地负荷起作为人类一员的责任与义务。他曾这样劝诫自己：“早晨当你不情愿地起床时，让这一思想出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是要去做我因此而存在，因此而被带入这一世界的工作，那么我有什么不满意呢？…… 你没有看到小小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都在一起工作，从而有条不紊地尽它们在宇宙中的职分吗？”他所说的人的职分之要义是：友善的行动，诚挚的性情，高尚的品质。他坚信，一个人，先天就是为仁爱行为而创造的，只有当他做了仁爱的行为或者别的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时，他才真正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不论贵为帝王，还是平头百姓，也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只有尽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职分，才堪称人的生活。而这又是一种多么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有历史学家曾称颂奥勒留为精神境界最为高尚的帝王，这或许不无溢美之辞，但从他在继位时曾经主动分权与人，力荐维鲁斯与他共同担任皇帝，从而开创了罗马史上一国二主之先例来看，其人格境界，确乎是寻常之辈难以企及的，更是那些用尽心机于争权夺利之徒无可比拟的。我们虽然难以证明奥勒留是否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把全部精力用于公共利益”，但由他最后病死军中可知，他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罗马帝国的。
如果仅从政治功绩来看，奥勒留也许算不上伟大，因为他毕竟未能阻挡住罗马帝国的颓势。但有时候，世人并不完全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奥勒留在历史上闪射出的久远光彩，便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帝王业绩，而是他那作为人类的一员，能够勇敢地负起做人之重荷，努力尽到自己在宇宙中之职分的人格精神，是孜孜于追求纯正与仁爱的灵魂。
聆听大自然的呻吟
——读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自然界的春天，本应是花开鸟鸣，蝶舞蜂飞，生机勃发的季节。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春天，曾经陷入了可怕的死寂。有越来越多的村镇，已经见不到鸟儿飞来报春；在越来越多的河流中，欢跃的鱼儿已静无声息；甚至本应是美丽的大学校园，竟也化作了一座座知更鸟的坟场。这就是美国著名海洋生态学者蕾切尔·卡逊博士在《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中展示给读者的环境灾难。
在这部有着“绿色经典”之称的著作中，卡逊女士以一位科学家应有的责任感和良知，勇敢地顶住来自唯利是图的化学药品制造商及政府官僚与科研机构的强大压力，告诉世人，造成这一灾难的，正是人类自己：是荣获诺贝尔奖的剧毒农药DDT以及其它各类化学药品的发明者、生产者、滥用者；是为了满足放牧者得到更多草地的贪婪要求，策划造成了没有鼠尾草草地的土地管理局；是不计后果力图人工改良树木的森林管理局；是实施了“花钱最多、危害最大、而收效最小的”扑灭火蚁计划的农业部等政府机构。作者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与确凿的数据证明：由于人类不加控制地使用化学药品消灭害虫、清除杂草，结果，不仅同时杀死了大量给人类带来益处的花草与昆虫，也因土壤与水源之类遭到的可怕污染，在直接危及着人类自身的生命。那些随时可能侵入人体的合成杀虫剂的巨大生物学效能，正在导致癌症之类恶性病变的增多。据美国人口统计办公室1959年7月的月报报道，缘之于这类恶性病变的死亡率，1900年仅为 4％，至1958年则已上升到15％。当代科学成果也已证实了卡逊的判断，这类恶性病变剧增的罪魁，正是化学药品所导致的环境污染。
在我们的历史上，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一直被视为人类的伟大梦想。而在卡逊看来，人类在妄自尊大地力图“控制自然”的过程中，由于常常忽视了其中的偏狭，结果写下的其实是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实际上是科学的蒙昧，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卡逊这部著作的更为深刻的意义正是在于，不仅是对当时美国人滥用化学药品的批评，亦是对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整体反思。正如多年之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为该书撰写的再版《前言》中这样高度评价的：《寂静的春天》堪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后者曾经促使了美国南北战争的暴发，加速了美国奴隶制度的解体；而前者则“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同样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的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正是得益于这位曾经遭到过“歇斯底里”、“极端主义”之类指责的作者的惊世骇俗的见解，此后，美国政府及各州很快通过立法，明令禁止了包括DDT在内的各类剧毒杀虫剂的生产和使用，并于1970年，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局。亦正是与这部著作相关，人类开始重新反思科学，从此开始了全球性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
令人不安的是，在《寂静的春天》问世40多年之后的今天，卡逊所描述的生态灾难，仍在世界各地难以遏止地蔓延。回忆童年时代，在我故乡的田野里，常见一只只马蛇子跑来跑去，大蜘蛛带领小蜘蛛们在作逍遥游；池塘里，一年四季都会有碧水清波；小河里，长年可以看见鱼虾嬉戏。而今，马蛇子、蜘蛛们早已绝迹了，池塘也已干涸，河水也早已断流了。人们的生活虽较过去富足多了，但自然生态的败落触目惊心。正在急于奔向小康的我们，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以高度的警觉，更多地聆听一下大自然的呻吟了；应该从卡逊博士的忠告中进一步得以惊醒了：无论经济多么发达，生活多么丰裕，在“寂静的春天”里，人类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幸福的。
获得认可与社会和谐
——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许多思想家相信，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不断走向未来，不断走向完美的。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 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却令人沮丧地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是说由事件构成的人类历史本身已经走到尽头，而是指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原则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是具有“世界普遍史”意义的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统治形式”。
福山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当同时满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人类灵魂中的欲望、理性与精神。欲望指的是人类的物质追求，理性指的是人类实现物欲的最佳方法，精神指的主要是人类源之于自尊天性的对“获得认可”的向往。在福山看来，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与稳定而言，“获得认可”的精神满足要比欲望与理性的满足更为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只是满足了人类的的欲望与理性，而缺少经由“获得认可”而产生“优越意识”的渠道，同样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是与当时的欧洲人厌倦了公民生活中的沉寂，对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强的平等意识渐生不满，而向往“优越意识”有关。1968年法国“红色风暴”的酿成，深层原因也在于此。学生们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与反对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没有理想的社会生活。福山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正是有赖于它为公民所提供的“获得认可”与产生“优越意识”的渠道，“这些渠道不仅可以使精神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把它变成一种生产力，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地下管道，用来排除那些会使共同体破裂的过剩能量。”福山正是从人类“获得认可”与“优越意识”之类的自尊天性着眼，在比较分析已有及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得出了“历史终结论”的。
在论述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时，人们往往将民主与平等联为一体，即将平等视为理想的民主社会的重要尺度。福山的看法则是，过分强调平等，势必会压抑人们“获得认可”的欲求，从而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从根本上说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使在他所赞许的“最后社会”形态中，由于人的天赋能力、生理素质，以及经济上必需的有着贵贱之分的劳动分工与文化差异等等，也仍会存在不平等。从事实来看，一个政权，如果一定要根除那些看上去是‘“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那就有可能像努力消灭城乡差别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的红色高棉那样，剥夺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创造出一个魔鬼般的国家。至于历史上出现的某些极权专制社会，经济也许并不贫弱，人们亦可得到物欲与理性的满足，但却纷纷解体，关键便是因为不能使人们充分“获得认可”。 而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便正是因其不仅为人们以最佳的理性方法实现物欲提供了保障，而且能够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得认可”，得以实现其“优越意识”。
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福山在肯定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忧虑，认为在“终结”形态的社会体制中也潜在着严重危机，这就是，有可能使未来的人们“成为无忧无虑的、专心于自身利益的最后之人”。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是与“最初之人”相对而言的。“最初之人”的概念来自卢梭、黑格尔等人，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既有类乎动物的维持生存的欲望，又有超越动物、渴望“获得认可”的人。而“最后之人”一语来自尼采，指的是在自由民主社会条件下充分“获得认可”的人。
福山认为，无论“最初之人”还是“最后之人”，都不是人的理想状态。出于“获得认可”的欲望，历史上的“最初之人”，常常进行毫无意义的只是为名誉而进行的血腥战斗，徒然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与灾难；而在获得了充分“认可”的“最后之人”， 则会丧失对“优越意识”的进一步追求，而成为没有抱负，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的人，而导致社会的沉寂。
福山还从“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固有矛盾出发，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虽然，无论怎样的民主，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平等，但平等又毕竟是“民主时代惟一的有定义的特征”，是人民执着以求的。因此，在民主几乎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人们仍会产生对民主本身的不满。为了保持社会的生机活力，当然不能压抑人们的“优越意识”，但“优越意识”的膨胀泛滥，则又有可能重致类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五月风暴”之类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福山警告说，从长远来看，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可能，其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优越意识”，就是过度的“平等意识”。
我们当然可以不赞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但却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冷战结束之后，尽管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向往与追求，则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不赞成福山关于“世界普遍史”的见解，但却无法否认他如下的论断：“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使对人民普遍认可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从“获得认可”的人类本性作出的某些分析，但不能不承认他对某些社会矛盾的洞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以提高的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人民不会为了要求政府给他们带来‘后工业经济’，也不会为了超市的货架上有更多的商品而走上莱比锡、布拉格、蒂米什瓦拉或莫斯科的街头”，但像是与“获得认可”相关的“有权势的官员拒绝他们的请求这类小小的事件”，则有可能引发他们极端的愤怒。
恐怖的道德沉默
——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在为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称之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间，为什么竟会发生诸如“奥茨维辛大屠杀”之类的惨剧？原来，这类惨剧往往被简单地归咎为纳粹的反犹主义。而在英国学者鲍曼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鲍曼通常被视为一位以反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 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这部著作中，鲍曼正是从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入手，进一步批判现代性的。鲍曼这儿所批判的现代性，指的主要是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理性文化的某些特征。
鲍曼直截了当地断言：“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鲍曼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大屠杀计划的得以实施，首先是得利于现代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成就。如果没有种族的构想，没有手术技术之类的现代医学实践，没有专家制度与科学管理之类实践，便不可能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构想。因此，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也就是说，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历史上虽也有过屠杀，但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决不可能达到如同“奥茨维辛大屠杀”这样的规模与效率。这进一步可见大屠杀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的“选择亲和性”。其次是得利于现代理性所培育的组织纪律观念。鲍曼指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令人惊骇的“奥茨维辛大屠杀”正是如此，那些刽子手大多数是正常人，即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因为纳粹在招募参与屠杀的别动队成员时，曾明令禁招性情或意识形态立场的狂热者，不是听从命令而出自个人欲望或复仇心理而杀人者。但却又正是缘之于清醒的理性，这些人才会用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用服从命令否定了个人良知，从而保证了大屠杀的成功进行。总之，鲍曼认为，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无论在哪个阶段，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与理性原则发生过冲突。因此，从内在的思想文化根源来看，大屠杀实在是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既是一项理性化的社会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鲍曼正是通过对大屠杀形成之因的分析，表达了对文艺复兴以来日趋兴盛的现代性的批判，表达了对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切忧虑。鲍曼的见解是振聋发聩的：“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是一个幻觉。”人们曾经热切期待的现代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园艺文化”，它的核心恰是不无暴力特征的设计、清除、修剪。它要以人道主义反对野蛮、以理智反对无知、以客观性反对偏见、以进步反对退化、以真理反对迷信、以科学反对巫术、以理性反对感情。而所有这些“反对”，呈现出的主要是理性关怀，而使道德陷入了缄默。在鲍曼看来，人类的整个文明化进程，就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从事实来看，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这样一来，大屠杀式的现象，也就必然被视为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而具有了永久潜在的可能；也就导致了在“奥茨维辛”之后，诸如加纳、多哥境内的埃维人以败类、罪犯、没有文化的弱智者的罪名屠杀了一百万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人；伊拉克人施用毒气杀害库尔德居民之类的大屠杀惨剧，仍在20世纪的地球上不断上演。
更为可怕的是，鲍曼提醒世人，由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为海德格尔称之为既是去魔又是着魔的工具理性时代，这类惨剧不仅有可能随时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而且，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盲目服从理性的召唤，“也能够去进行屠杀”。于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如何拯救我们的世界？鲍曼的见解应当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反思现代性的隐患，强化个人的道德责任。
[作者杨守森系我校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