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人文]魏建：青春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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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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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五四”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文学革命发轫90周年
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谈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
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和划时代的文学巨变呢？接着，恩格斯写到：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绝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这段话的开头我们特别熟悉，而后面谈到的“巨人”是什么样的人，常常不被引用。然而，任何一个读过这段文字的人无不想知道，“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为什么会产生？我们更想知道，中国可曾有过这样一个“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时代？
中国与欧洲“文艺复兴”最相近的时代就是“五四”时代。
每当想起“五四”，我们常常激动不已。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进程中，“五四”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里程碑。在政治上，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在历史学上，它是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在文学上，它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在成功学上，“五四”的确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激荡的百年史上，几乎每一页日历都记录着我们民族的屈辱。在我们封闭的国门被英国炮舰撞开之前，当我们的国人还迷醉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我们民族的有识之士不仅已认清国势岌岌可危，而且洞察出国人素质几乎降至低点。莫说难出大师、大家，甚至到了“偷无大偷，盗无大盗”的地步。于是，他们呼唤天公为我中华“不拘一格降人才”。
“五四”，改变了我们民族历史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代杰出的民族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回首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高能量的成功人士高密度出现的时期，首推“五四”。一时间，那么多优秀人物跨上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舞台。他们既是“开风气之先”的人，又是一专多能之人，还是能“领百年风骚”之人：像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毛泽东；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像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鲁迅；像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像杰出的教育家、美学家、革命家蔡元培……在戏曲、美术、音乐、语言学、翻译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都诞生了一代令后人望其项背的伟大人物。
这些伟大的人物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五四”青春文化的孕育。
“五四”时期的杰出人物，多数人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没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却都有冲天的豪情；还有的虽已人到中年却似青春复归，及时地舒展了自己将要逝去的才情、追求和憧憬。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机缘。这机缘就是“五四”这个让人意气风发的青春时代。身在其中，他们无不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雄心，无不有“重新估价一切、重新创造一切”的果敢。“五四”给这一代中国知识者注入了创造性的青春活力。
在20世纪初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旧文化，不仅感受到它的封建性，还感受到了它的沉沉暮气。从梁启超到《新青年》诸君的种种努力，都是要重建一个“少年中国”。也许正是因此，当时的鲁迅十分偏激地告诫青年人少读甚至不读(古代)中国的书，理由是，“读中国的书常常使人沉静下来”。然而，读“五四”人撰写的文字，你就很难再沉静下来了。
“五四”与“青年”一词难解难分。“五四”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以《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刊为开始，以一场震惊中外的青年学生运动为标志形成高潮。其间，还有影响巨大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杂志等(当时人们使用的“少年”概念与“青年”概念的涵义基本重合)。“先驱者”们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取的参照物，一是“文艺复兴”，二是“青年德意志运动”。他们的思维路线大都是：青春化的人格→青春化的社会→青春化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又是一场青春文化运动。
作为青春文化运动的“五四”，主要表现为中国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青年而青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和参与中国社会。其现象标志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却又是大量的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团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却又是大量的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报刊和书籍。
“五四”时期成立的以青年为主体的综合类社会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学生救国会、新民学会、觉悟社、北京新生活社、平民教育社、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中国青年社等。这些社团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期刊，除《新青年》外，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潮》、《国民》、《星期日》、《少年社会》、《新生活》、《曙光》、《新社会》、《觉悟》、《平民教育》、《中国青年》等。
“五四”青春文化思潮发展到高峰，是1919年5月4日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的爆发。此后，这一青年文化思潮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体现得最充分、最深入的领域是文学。1921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又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这一年，一批前所未有的纯文学社团在中国诞生。它们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民众戏剧社、晨光社等。这些社团几乎全部是由青年人组成，他们的创作题材、表现主题、塑造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青年化的。紧接其后产生的青年文学团体有湖畔社、浅草社、未名社、莽原社、狂飚社等。这些社团中的优秀者，当时虽然很年轻，创作也不够成熟，但他们对日后的中国新文学影响了几十年，有的甚至还要影响下去。
在这些最初的纯文学社团中，最能体现“五四”青春文化精神的是创造社。创造社的核心人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创造社成立之前就创办了一份名为《Green》的油印刊物。如同“Green”的英文涵义是“绿色、绿色的、青春的、新鲜的……”一样，创造社成员一直向往的，就是象征生命的绿色、象征希望的青春、意味着创造的新鲜。从《Green》到《创造》(季刊)、到《创造周报》、再到《创造日》，刊物的名称一直是这一社团青春文化心态的显示。
“五四”的时代精神，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自我觉醒、就是全新创造、就是朝气勃勃的青春精神。以创造社成员为代表的这批“五四”青年作家，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以自己的青春心态和青年特有的文化追求跃上了这场时代洪流的波峰。此时，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正需要他们，保守、中庸而不乏温情脉脉的传统文化心理，正需要、也只能靠狂暴的、不重经验的、偏激的、叛逆的一代人来冲决。他们宣告了青春型的文学艺术在中国文艺史上的诞生。从此，在中国文艺大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大都是青年作家和以青年为主的文艺团体。
“五四”第一次在中国的历史上显示了青春文化的极大能量。中国的青年第一次直接推进了中国的历史。后人也许会忘掉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但谁也忘不了那个时代的青春朝气。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文学革命发韧90周年。
[作者魏建系我校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