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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李伯齐:深切怀念严薇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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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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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齐教授等与恩师严薇青亲切交谈

严薇青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几个月了,而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在目前。因1997年夏季特别炎热,很久没有去看望先生。先生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我们经常在校门口相遇,互致问侯。先生入院前几天,我们还在校门相遇,看到先生虽有些瘦,但步履轻捷,内心深为欣慰。万没有料到事隔几天,先生竟然病重入院!更没有想到,先生竟一病不起!当听到先生病情危重的消息之后,我和耀堂兄匆匆赶到千佛山医院。此时先生已经不能多说话,他拉着我们的手,喘息着一再说“永别了”永别了”!我们心情十分沉重,尽量控制住自己,只能对先生说些安慰的话。我从医院回来,总祈盼着先生病情好转,不幸而噩耗终于传来!而我正要赴桂林参加国际诗经学讨论会,登机时间在即,无法为先生送行了!匆促之间,赶到先生家,向先生的遗像鞠躬致哀,与先生诀别。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先生是系主任。因此一入学,是先生为我们上第一课。他介绍系的一般情况之后,就讲如何做一个大学生,并具体讲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像一位平易亲切的老人训戒儿女一样,娓娓叙谈,至今仍能忆及当时的情况。先生谈到读书,说读书要联系实际,古人说读书明理,明理就是学会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呢?先生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人。不要死读书,要联系实际,不要做只会记诵文句的书呆子。记得他曾举了一个书呆子的例子,予以批评,指出今天的大学生不能只知读书而不知世务,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又红又专。说要对社会有益,首先要学好本领,在学校就是认真读书。并且讲了如何读书,怎样做笔记,怎样记卡片。说到记卡片,先生介绍他在大学读书时的经验,说可以用铅笔,只要在写完后用湿布一抹,就不会褪色;后来一试,果如先生所言。因为先生没有给我们讲专业课,所以平日接触甚少,只知道先生是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内心怀着敬慕。在1964年社教初期,因一同学习社教文件,接触时间较长。在那段时间里,几乎天天在一起。大概也就因为有那么一段接触,先生才知道有我这么个学生。使我惊奇的是,二十年后,当我于1976年重新回到学校时,见到先生,他竟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且叫出我的名字,真令我非常感动!

我重回母校时,先生虽然仍是系主任,而实际却在古籍所工作,很少到系里来。我们一些老学生,平时去看望或去请教问题,先生总是十分亲切地接待我们。从先生受教,首先感受到的是先生谦和平易的态度,和严谨治学、奖掖后进的精神。1980年,在淄博召开的第一届《聊斋志异》学术讨论会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同志,以先生为国内知名的蒲松龄研究专家,邀请先生主持整理《聊斋志异》,经与与会的其他老师商议,先生接受下来。后来,先生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不能从事具体工作,就让年轻一点的同志完成这个项目。因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邀请先生主持这一项目,如果易人,出版社能否接受,尚不得而知。我去向先生讲明这个意思,先生说他正患眼疾,不能做具体工作,有问题大家可以商议,表示不做空头主编,也不要顾问名义,书成之后也不以任何形式署名。只要自己不亲自编写书稿,就不署名,让人看到先生为人处世的严谨态度。而将如此重大的研究任务交付年轻同志,亦可见先生信任后人、奖掖后进的精神。先生早已是著名教育家、知名学者,并兼有人大常委、文联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在校内、省内应该说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但是,先生非但不以此骄人,还处处怕以此累人。一次,我在经十路遇到先生,他说去南郊宾馆开人大常委会。我问他为什么不要车,他笑了笑说,自己能走,就不给单位添麻烦了。后来人大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先生去开会,不是步行去,就是挤公共汽车,从不主动要车。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为公事要车,并不过分。从这些生活小事,也可看出先生对自己要求是何等严格。1985年新年,系领导请先生回系参加学生新年联欢会。先生每至一处,学生们都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当我们送先生时,我看到他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作为一个教师,我十分理解先生当时的心情。先生虽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而在他心中,仍以做一个教师为荣。实际上,先生不仅以其学术成就沾溉后人,亦以其多年的教学活动惠及历届学生,凡从受教,谁不感怀!因此,在1996年,中文系历届学生要为先生举行执教60年纪念,以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当筹备的同学向先生说明打算邀请全省校友时,不料先生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得尊重先生的意见,只邀请在济校友,以至未及与会的同学至今深为遗憾。

先生藏书不谓不多,可在图书馆仍然经常见到他的身影。学校图书馆古籍书库在六楼,原来在二楼开设的古籍阅览室不知为什么撤消了,这给老年读者带来困难。先生年高体弱,心脏又不好,去古籍书库中途要休息几次。我建议先生不要跑图书馆了,如果需要什么书看,就给管古籍的同志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去,或者让我代借,可先生却怕给别人增添麻烦,执意要自己去,直到1994年我到图书馆工作,他行动确实不方便了,才让管理人员送了一次书。有一次我去看望先生,他正审阅淄博一位青年点校的《乡园忆旧录》,并要为这本书写序。尽管在审阅中付出过多的辛劳,先生还是一再称赞这位青年,说他在如何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如何需要支持,以及整理这部书有什么意义等。我很感动,一是先生对一个无所知名的青年的无保留的支持,表现出甘当人梯的精神;一是先生对乡土文献的重视。这使我联想到先生对家乡济南的一片深情,他在《济南掌故》中,对济南的风俗人情、历史地理的考订、叙写,都倾尽心血,一丝不苟。直到临终前,仍冒着高温,修订《济南琐话》,这种精神是留给后人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岂止几部著作而已!

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道德、学术及其对山东教育事业的贡献,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我们也只有学习和继承先生的高尚品德及其治学精神,努力工作,才是对先生的最好的悼念。

[作者李伯齐,1940年3月生,山东聊城人。1965年8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许延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