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张蕾：缅怀严薇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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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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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严薇青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却依然萦绕于我的耳际、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严先生同住一宿舍院，且是邻楼。黄昏时分外出散步，常在院内碰见他。
有时点点头，站下，问候几句；有时陪他去灯影树荫中的街上漫步。隔的时间久了，我会登门探望，和他聊上一两个小时。每次去，他都沏茶招待，并且戴上助听器，很有兴致地和我谈话，告别时，总要执意从二楼送到楼下，乃至楼头，然后点头、伫立、挥手，一直目送我离去。现在人去楼空，物是景非，每次经过他住的那座楼房，我都不由得抬头望望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些房间，心里充满了无限惆怅和思念。
如果不从很远的历史说起，只把山师和华东大学教育学院连在一起（1950年山师创建基本是以教育学院为基础），那么我和严先生是一同由华东大学去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前夕，奉命留下来参与山师的创建工作的。从那时起，到先生逝世为止，屈指算来，我和他在一起已是整整四十八个年头，可以称得上是半个世纪了。在这近五十年的沧桑岁月中，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浊浪排空，他所一贯表现着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仁爱祥和、平易近人的品格和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常使我从中受到莫大的教益。
严薇青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这方面我对他的钦敬，与其说是丰硕的成果，和显赫的名声，毋宁说是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胆识和勇气。他的研究成果能对一个研究领域，发生巨大冲击，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和注意。比如严薇青先生对《老残游记》及其作者刘鹗的正确评价，就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受到海内外许多有关这一课题研究者的赞誉。在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政治上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最为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不在于能否自觉运用这一原则，而在于在不同情况下，敢不敢始终坚持这一科学的原则。严先生在关于《老残游记》及刘鹗的研究上，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不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学术研究怎样随政治形势而变化，评论的导向怎样人为地随风摇摆，翻来覆去，她却没有迎合时宜、随波浮沉。就是在只因胡适曾经肯定过《老残游记》，于是批胡适的时候就全面否定此著及其作者的年代，先生也依然能够卓然独立、实事求是地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在五十年代后期，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过去不久，先生就针对一篇全面否定刘鹗的权威文章，写出并公开发表了《关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一文，有根有据、不偏不倚，对应该不应该把刘鹗定为汉奸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透彻的剖析。在这篇文章中，严先生明确申明自己的观点：“不同意过分强调刘鹗反动的一面”，“必须全面分析，不能有所偏颇”，最后斩钉截铁地表态：“不同意刘鹗是汉奸的说法”等等。先生的这篇文章一发表，犹如巨石击水，反响极大，对当时的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都是一次强大的震撼。我当时在校刊编辑室工作，曾对严先生的这一研究新动向进行过报道。通过与先生的深入交谈，使我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得到了不少启示，也对先生的公正为人和严肃治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可是在那个过分强调舆论一律的年代，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即使是真知灼见，也常常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为时不久，先生便因此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说成是为汉奸翻案。然而常言说得好，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今天，以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光辉思想来对照，可以清楚看到，严先生当年对刘鹗提出的利用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开矿筑路，三十年后收归国有的主张，从富国强民的角度，所给与的肯定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在科学研究上，他真正达到了“竖起脊梁，撑开慧眼，举世与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所谓学者，其天职就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借以谋位、谋名、谋利，向严先生这等有胆有识，敢于接触尖锐矛盾，并能打破世俗之偏见或成见，对文艺进行客观公正研讨的精神，于为人治学该是何等的宝贵啊！似那班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蝇营狗苟，笔中无骨之徒，虽顶戴专家桂冠，身穿学者衮服，实则掮客宵小而已，岂可与严先生同日而语！
严先生虽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是省内外知名的专家，但他在与人相处中，却从不自视高贵，以此骄人。相反，他平时不但甘于平凡，始终保持元元之心，待人接物和普通人一般无二；就是处于特别受歧视，受排斥，受压抑的时候，他也从未因此而消沉，而颓唐，而与广大群众格格不入。这里我想起了1964年社教中，与先生同为被教育改造的对象，在农村相处的那段日子。那是梧桐叶落的一个深秋季节，中文系师生将随省里的社教工作团，到齐河县开展社教运动。下去之前，遵照上级指示，根据师生各人政治条件的好坏，将全系人员分成两个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文化队；工作队搞社教，文化队受教育，改造自己的立场世界观。很显然，文化队员比工作队员，在政治上矮了一截，为此，曾使许多年轻的学生成员抬不起头来。后来中文系隶属的那个社教大队部，为了加强社教的宣传工作，要求中文系从文化队员中，抽调数十名学生和几名教师，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由大队部直接领导，集中活动，单独起火，专门配合社教运动的开展搞文艺演出，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教育。参加的教师，除了我们几个中年人（那时我早已从校刊室调到中文系任教）以外，作为系主任的严薇青先生还有写作教研室主任冯中一同志也都参加了。参加文艺宣传队的学生们，因为不再作为个体文化队员，分散于各工作队所在点，这既免除了对比中的难为情，又得到了发挥才能的用武之地，所以大家情绪高涨，工作积极。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演出了大型歌剧《三世仇》、《刘四姐》、《东风解冻》，话剧《箭杆河边》，吕剧《红管家》，还有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等等。宣传队要到各公社作巡回宣传，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任务。一时间这个宣传队在齐河闻名遐迩，成了农民群众从内心里欢迎喜爱的宣传队。在宣传队排练演出的日常活动中，严先生从不避劳累，兴致勃勃地积极参与，或指导，或服务，或扮演角色，或主动看管道具。同吃同住同劳动，已经和学生们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不特别提起，已渐渐忘掉他是老师，是系主任，是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反过来，在他身上也从未使人感到粉墨登场有辱斯文的心态，或降格屈辱，不屑以为的冷漠。演出《三世仇》时，需要有老年农民群众的扮演者，为了演出的真实，严先生主动承担任务。他和冯中一先生都翻穿棉袄，腰系草绳，化起妆来，登台演出。虽然只是跑龙套，没有半句台词，但先生却举轻若重，演得十分认真和投入。在数十场演出中，每当剧情发展到被逼卖女那场戏的时候，先生总面带悲戚，眼含热泪，与冯先生对视、顿足、愤愤不平，唏嘘不已。严先生的真挚情感与逼真表演，大大增强了演出的悲剧氛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严薇青先生是由省长聘任的第一批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我有幸附骥，忝列其中，并紧随先生脚后，一起做了六七年的有关山东文史资料的发掘与搜集工作，在晚年相处的这段较长时间里，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先生全心全意作奉献的高贵品格。先生入馆时，年已八旬，患有冠心病、前列腺增生等慢性病，身体瘦弱，健康状况不佳，在馆事上自可不必过于勉强。再说文史馆是政府系统的一个荣誉性统战机构，虽称文史研究，在通常情况下，却并无具体研究任务，一般只是根据自愿原则，组织馆员开展一点力所能及的弘扬民族文化的有益活动。因此馆员可以完全自由，毫无压力。但严先生却不然，他始终把参与和完成文史馆的一些必要的活动和任务，看成是自己晚年义不容辞的职责，多年来，他几乎是终日伏案，孜孜矻矻，兢兢业业，手不停笔。从1990年始，山东文史馆与各省兄弟馆一起，全力以赴地参加了由中央文史馆萧乾馆长任总主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的编写，对这一全国性的文史建设的巨大工程，严先生不但热情关注，积极投入，而且在山东卷：《山左鸿爪》与《海岱寻踪》上，亲自撰写了多篇有关山东与济南的珍贵史文，拾遗补缺，文采斐然。历时五年，比及丛书的编写完成之后，山东文史馆又决定创办《齐鲁文史》杂志。严先生为编委会主任，后为顾问。先生对此刊物十分看重，反复考虑出版宗旨，多次拟议刊名，并不时为刊物撰写文稿；在编辑会议上，对如何编辑刊物，经常提出指导性意见。
1996年中央文史馆在京举办全国文史馆建馆四十五年来的成果展览，山东文史馆组织部分馆员赴京参加开幕式，时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严先生，以不辞长途跋涉之苦，由女儿作陪，千里进京。讵料抵京当日晚，即因受风寒不适早寝，翌日晨，同行者皆劝他在宾馆安心休息，不必到会，但先生却以为既为盛会而来，岂能以偶染小恙，而失此学习良机，最后仍由其女儿照料，扶病出席了开幕式，大家无不为其严以律己的精神所感动。
严先生是亲自经历了旧中国之种种苦难的老知识分子，他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激情。1928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是日寇侵华的一次严重罪行，但年深日久，这一国耻已逐渐为历史风尘所淹没，更为年轻一代所不知。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历史，牢记国耻，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反抗侵略，为国献身的凛然大义和崇高民族气节，严先生坚决支持文史馆员马节松老先生关于联名上书总理，建议重修“五三”纪念碑和郑重纪念蔡公时烈士的提议，他和马老写好建议信以后，亲自打电话约我们几位馆员，到他家仔细斟酌信函的内容与文字，然后联名签署邮寄国务院。据说信寄出后，省里的有关部门，很快就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指示，现在位于西门桥南端河东岸的日历型“五三”纪念碑，就是根据建议信的要求重建的。纪念碑落成后，蔡公时烈士的儿子蔡今伦先生，应邀从台湾来济南参加了对其父的纪念活动，省政府接待了他，先生和我等均被邀出席作陪。随后先生又接受了济南电视台《在五三纪念碑下》纪念片的专题采访，并在《齐鲁文史》上发表了关于“五三”惨案实况的长篇文章，对七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血腥暴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笞。
香港回归，百年耻雪，先生更是激动不已，兴奋异常，不论是在文史馆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座谈会上，还是在《齐鲁文史》的庆祝专刊上，他都率先发言，热情撰稿，精神昂扬，感情激越地讴歌赞颂共产党，讴歌赞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
总之，严先生晚年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白头岁老、赤心犹存的敬业与兴国之志，时常给我们以鞭策、以激励。1949年在华大教育学院时，他是教师，我是学员，虽为师生，但因战争未息，新中国尚未建立，一直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充分聆听先生教诲。想到四十年后，我有幸在文史馆厕身先生身旁，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我学到了不少宝贵知识，也使我获得了一些深切的人生感悟，这应该被看作是先生给我这个老学生的一次真正的补课了，但遗憾的是先生走得太早了！
是的，尊敬的严薇青先生已经故去，但他的形象和精神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作者张蕾， 男，1928年生，章丘市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由华东大学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参加建校工作，历任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离休后，任山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长、《齐鲁文史》杂志主编、《初中生作文》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