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六十年社会科学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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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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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华文化的复兴 汤一介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中华文化曾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我们必须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冲击，使得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了自我反省的机会。在长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的大量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可说是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易经》中的“太和”思想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和谐的完满状态）。《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64－1920）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当今，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许会出现一个“新轴心时代”呢？上面引用的雅斯贝尔斯那段话，对我们应有启发。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而民族的复兴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精神支柱。毋庸讳言，“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以“和谐”的观念贡献于人类社会。我们可以看出，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已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老子》等有关课程内容。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等。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中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地“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因此，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而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进入21世纪，印度国大党连续取得选举的胜利，印度社会“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同质民族。”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了“复兴”的机会？ 我认为，雅期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复兴将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从历史中学习和反思 钟沛璋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变动剧烈的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出现了经济危机。发生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东方和世界。苏联强盛一时，七十多年后又自动瓦解。中国人民饱受列强欺凌，为寻求独立、解放和现代化，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走俄国人的路”，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付出了无量鲜血、沉重的代价。新中国前三十年，实现了独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但始终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却面对着权贵与资本勾结，腐败成性，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破坏严重，诚信沦丧，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可能形成“井喷”。只要不在歌舞升平中自我陶醉，就可清醒看到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的民族，才能认清我们从哪里来，应向何处去，创造辉煌的未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进行深入的反思，认清我们从哪里来，应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日可待的。 至少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应该重新思考： 一、从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中，重新认识指导我们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过时的，哪些是空想？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应该坚特什么？ 二、怎样重新评价十月革命的功过是非？ 三、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怎样评价“五四”时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四、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五、从百年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实践中，看民主宪政是否是必经之路？从历史的经验看，什么是必要的妥协，以保证稳步前进？什么是必须坚持，反对停滞和倒退？ 60年的整体绩效是辉煌的 程恩富 新中国60年发展的整体绩效是辉煌的，堪称世界奇迹。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错，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富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可以高效率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原理是正确的。 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目的在于追求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高的效率。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强大,的确引起某些人的惊慌,一些本性自私的西方国家及其代言人,害怕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通过经济遏制、文化渗透和政治干涉等手段,透迫中华民族走苏东私有化的分裂主义衰败之路。这在我国国内的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在改革开放中的影响有所扩大，我国改革开放中产生和累积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影响或误导有关。所以，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先进模式，则更加具有兼顾现实个性的社会理想光芒，今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只能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向多学科和多元化迈进 高宣扬 21世纪的到来，不仅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发展机遇，为它开拓空前未有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使它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科学技术，不仅以突飞猛进的惊人速度发展，而且以难以置信的节奏一再更新，并在其基础原理方面包含更为复杂的多学科因素，使科学技术自身的结构更加盘根错节，也使它的内容和演变方向变得更加不确定。人文社会科学再也不能禁锢在自身的狭隘范围内，而是要一方面走出原有的学科界限，同时又要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紧密相结合。现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间”、“生命”、“文化”等概念，如果还单纯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探讨和解决，不仅是无望的，而且也是很荒谬的。其次，当代的社会和文化以及人类生活方式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原有的国界，而且连原有的社会领域和行为的标准，也正在被逐步打破，以致难以从单学科的视角、简单的归纳方法和旧有的原则来研究。认清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前程就是无量的。 不拘一格降人才 陶德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尽管道路曲折，但成就斐然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人才辈出，成果累累，尤其令人欣慰。我以为，学术繁荣的关键在人才。当年龚自珍热切地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现在要不拘一格地育才、识才、揽才、用才。“以德为先”这个大格不能不讲，“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的人不是真正的人才。至于其他方面的个人特点则尽可千姿百态，不必苛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扬长避短，交融互补，自可形成群星灿烂之局。 人才的成长不像工业产品的生产，倒更像植物的栽培。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按指标“打造大师”的说法我未敢苟同。 领军人物至关重要。他们应当是名副其实的帅才和将才。除了个人学识的优势，还要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有容人的雅量，善于凝聚群体。此外，队伍的总体素质也不可忽视。“一将难求”是至理名言，但“三军易得”则似欠全面。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都应该给予重视和关怀，在提倡竞争的同时要强调协调与合作。如此才能花繁叶茂，生气盎然。 科学无国界，但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有民族特色。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以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所系，但创新当以求是为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