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代）

世界·文本·批评家

（本文发表于《读书》杂志2009年第9期）

陆建德

爱德华·萨义德的“作品系列”（三联书店）第一辑五种已出，第二辑六种正在陆续翻译出版，其中以批评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最为著名。今年9月是作者逝世六周年，这部著作的中译本面世，是我们对他最合适的纪念。萨义德在书中曾说：“任何事物一旦取得了文化偶像或者商品的地位，便不再叫人感到兴趣。”也许他没想到自己日后也在国际上成为文化偶像般的人物。不过，作为他的读者，我们对他的兴趣并未因此有所减损。究其原因，一是他曾经雄辩地展开的政治文化上的议题远未失去时效，二是他的文字不斤斤于“学术论文”的起承转合，处处透出一种执拗的“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叶芝诗句）。

（一）

《世界·文本·批评家》是八十年代初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所收入十二篇文章作于1969年与1981年之间，它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英文“essay”一词法文词源的本意——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以及一群展翅飞起的词语。书的立意十分宏大。首尾的绪论和结论分别题为“世俗批评”与“宗教批评”， 指批评的两种对立模式。“世俗批评”也意味着“对抗的批评”，其任务是“挑战并改变公认的观念、确立的体制、可以质疑的价值观”。由此可以推知“宗教批评”的大概。作者的目的是要扬“世俗”、抑“宗教”。这对概念充分体现了萨义德本人对文集的定位：它被寄予了改变美国当代批评话语或范式的厚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偏重形式的欧美文学理论涌入中国，它们在英美学界却遭到一些公开的抵制。1982年，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元老韦莱克通过《对文学的攻击及其他》一书与（后）结构主义正面交锋，他对自己早年在《文学原理》（与华伦合著）中着力提倡理论和“内部研究”颇有悔过之心。同一年，很受敬重的爱尔兰学者、纽约大学的讲席教授丹尼斯·唐纳修也出版了《凶猛的字母》，以 “幼稚的现实主义者”的身份拆解时尚理论的僭妄。在此提到这两位学者，因为他们都有点垂爱《世界·文本·批评家》。唐纳修在《新共和》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它“使我们直面文学理论家们故意不提出来的问题和可能性”，而韦莱克主导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则以勒内·韦莱克奖对它表示认可。也许在他们看来，萨义德指责这些理论割裂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质疑甚至全然否认文学创作中人的因素，能够接续可以笼统称作开明人本主义（liberal humanism）的薪火。

与书名同名的文章是总论，其后三篇专论康拉德和斯威夫特，最见萨义德在英国文学上的功力，但在内容上也照应了首篇的主旨，即文本有着一种指涉、在世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是要重申文本与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第一本书《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小说》（1966）是作家专论，主要通过康拉德的书信来探讨作者、事件与历史等因素与小说创作的有机关系。萨义德描绘了康拉德异乡人、流亡者的心态及其在写作风格上的曲折表现，笔力老到，洞微见远。从此之后，“流亡”一直是他偏爱的论题。本书《康拉德：叙事的表征》一文主要谈的是康拉德的戏剧化叙事，即康拉德总是设想一个场景，请出虚构人物马洛来讲故事。文章着意于讲说与书写词语之间、书写与书写的否定之间、意图与真实之间的诸种张力。但是他对康拉德的兴趣，在《东方学》（1978）尤其是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中，慢慢转向历史，特别是与西方殖民扩张相关的历史。说来也巧，殖民主义其实也是讨论斯威夫特时很难回避的话题，因为这位“托利党无政府主义者”（ 乔治·奥威尔语）的众多政论小册子和讽刺诗背后也有着谴责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的用心。斯威夫特向有厌恶人类的恶名，萨义德却在《斯威夫特的托利党人的无政府状态》一文欣赏这位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的教长“极为优美的语言怒涛”，称他“心智的癫狂”（ 叶芝诗句）是 “越界”的行为，是一种对秩序和固定疆界的可贵抵抗。“越界”后来成为萨义德讨论多元文化、流亡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问题时不断使用的关键词。《知识分子的斯威夫特》里不少内容（如班达和葛兰西等人对知识分子的界说）将以更复杂多样的形式出现在他的《论知识分子》等著作中。这两篇文章都揭示，斯威夫特的作品是特殊历史场合的产物，它们的写作、出版和传播都是事件，同时又导致其他事件的发生。

萨义德的著作在总体上形成一种互相呼应、补充的格局，一些母题循环往复地出现，呈现了变奏曲的有趣结构。这里的文章一方面反映了他学术兴趣的延续与深化，一方面也预示了他未来的发展。他的第二部著作《起源：意图与方法》（1975年）对欧陆新学尤多措意，标志了作者的理论转向。“起源”一词用的不是“origin”，而是“beginnings”（请注意复数形式）。本书的《论重复》和《论独创性》两篇文章也可以理解为“起源”主题发展和变化。他提出，思考独创性的最佳方式，不是确定一个原始点，而是充分揭示复制、平行、对称、戏拟、重复、回应的复杂形式。贯穿全书的“嫡属性”（ filiation）与“隶属性”（ affiliation）两个概念可以理解为对“起源”问题思考的副产品，但也可能是过分追求观念创新的一例。萨义德对维柯的阅读也始于《起源：意图与方法》。本书好几处把《新科学》里的异质的、“部落的”（“gentile”，即非犹太人的）各族人民的多元兴衰史与“神圣史”（即上帝选民的线性历史）相对照，而且追溯“gentile”一词的词源，用意颇堪玩味。文集最后两篇文章《雷蒙·施瓦布与思想罗曼史》、《伊斯兰教、语文文献学与法国文化：勒南和马西农》讲的是法国十九、二十世纪的“东方学”，与《东方学》中有关这三位学者的内容形成互补的关系。

本书其他几篇文章都是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已历与未历之路的回顾与检讨。当然，回顾的主要目的是想对未来将历之路有所提示。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理论侵入美国文学话语后，文学批评的写作急速膨胀，但是多行话切口，普通读者无法辨认，与社会疏离的现象愈加严重。法国学者米歇尔·利法泰尔有“自足的文本”一说，而“文本性”的概念在新大陆生发出无数在文本的迷宫内部打圈的效颦之作。写作，不论是写一本书还是就一本书进行书写，都仿佛与日常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无干。日益专业化的语言自娱自乐，助长了政治上清静无为的倾向，与正在冒现的里根主义倒是配合默契。萨义德自己是欧陆理论的得益者，他并不是要将文学批评丧失社会干预的作用简单地归罪于理论的繁荣。他指出，没有任何阅读、释义的行为是纯粹中性的，不受“污染”的；在不同的程度上， 每一个读者和文本都是理论立场的产物，当然这立场可能非常含蓄，还没有上浮到意识的层面。理论无罪，重要的是必须与社会、历史保持沟通。问题恰恰在于，风靡美国的理论有意逃避“经验世界的现实情况”（existential actualities），语言学的聚焦越来越精密，研究方法越来越形式化，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以及文学中人的因素不得不在这一套套技术化的操作程序面前退缩，直至彻底消失。

萨义德与韦莱克等老派文学捍卫者也不尽一致，他不相信文学有清晰可辨的外围界限，否认纯粹的文学性或美学价值的存在。他要引入“情境” （situation）、 “境况”（circumstance）、和“现世性”（worldlyness）等观念，重新建立文本与历史、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关联。这一努力统领全书，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每一篇论文之中。他在《当代批评所历与未历之路》一文里争辩道，文学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情境，因为“文学是由人类在时间之内并在社会之中所生产出来的，人类本身又是他们实际历史的中介者，以及颇有几分独立性的历史参与者。”他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作家作品为例，一再揭示文本的历史性以及文本与物质世界不可分割的联系。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法国结构主义大师托多罗夫走出自己参与构建的理论封闭世界，致力于介绍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后）结构主义在美国学界的势力渐渐式微，历史、语境（context，《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常用词）等观念取得批评话语中的主导地位。这一转变部分地得益于萨义德对“境况”和“情境”的不懈强调。

萨义德“解放”文本还另有一层意思。他用福柯的学说颠覆性地重新界定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文化的解说。对阿诺德而言，文化就是我们超越个人的最佳的自我，国家（the state）是其实现的保证。萨义德则看到，文化也是一种确立权威、实施规训的机制，它排斥异己，往往与秩序、归属感、共同体、国家相联系，像宗教一样有着正统的偶像。批评家在重新把文本导入历史情境的时候也要发掘并且彰显文本里被主宰性的文化所压制的声音。

（二）

如果世俗批评干预社会，那么它和“左翼”文学批评差异何在？这本文集里的《美国“左翼”文学批评思考》一文提到了弗·奥·麦西逊作于1949年的文章《批评家的职责》。这位哈佛大学英文系著名学者呼吁，批评不应成为一个“封闭的花园”，花园外面的土地更为肥沃（指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批评家必须走出围墙，更新自己以及花园与土地的关系。他引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思想家的正确位置应该在处于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心，但是大家每每为以原子弹为象征的“那些巨大力量所震摄”，有点无所适从。麦西逊鼓励批评家无畏奋进，使艺术与社会保持生动活泼的交流，“假如他们在履行自己向我们的社会提供新鲜思想的义务上踟蹰犹豫的话，甚至有更大的危险在威胁着我们。”这在当时是明确无误的左派言论，其精神与世俗批评倒十分合拍。麦西逊是同性恋兼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的《美国文艺复兴》是美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二战后，他跨越“铁幕”赴布拉格讲学，并写了《来自欧洲的心脏》一书报道见闻。1950年春麦西逊在波士顿跳楼自杀，或许已经意识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在关注他在政治上的越界。萨义德反讽地写道：“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嘲笑麦西逊的天真，因为在今天，很少批评家会认为，他们的著作是直接反对这些或者任何残暴的历史力量的了。”萨义德自己当然不在“我们”之列，而他对乔姆斯基一次次毫无保留的肯定明确表示了这种“对抗的批评”的具体内容。此书问世前，萨义德已经在《巴勒斯坦问题》（1979）和《报道伊斯兰》（1981）两部著作深深卷入了中东问题。他后来不断抨击美国中东外交政策，捍卫巴勒斯坦权利，履行着麦西逊所理解的“批评家的职责”。

左翼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萨义德的批评实践中，两者时常是紧密相连的。他有时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断的标准。他甚至提及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相左所产生的最危险的后果”，即他从来未能考虑到反抗权力的可能，而且他笔下的权力是“没有蜘蛛的蛛网”，因为他没能提出谁掌握权力、谁压迫谁这些具体的问题。

那么萨义德是个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婉谢过这一称号，并声明影响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读者不妨自己去体会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别。萨义德极其佩服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称这部著作才华横溢，其精确性无人可及。他会同意卢卡奇所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他当然也把马克思个人的写作风格认定为一种强有力的修辞武器，这和他崇尚机警、有力又带着不敬的嘲讽的风格是一致的。但是他拒绝把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当成没有灵魂的护身符，同时听任它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远离现实。他讲到美国学界走红的新马克思主义时说，它伴随着技术性批评出现，有沦为象牙塔里高档消费品的危险。

文集里最有名的文章《旅行中的理论》考察的是观念或理论从甲地到乙地的转移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萨义德举出一个理论旅游的实例：马克思主义在不同语境下如何变化。在今日中国，量化的管理标准滥施于一切领域，“量”的专制与GDP迷信几乎到了滑稽而危险程度。这种时候我们更要重温萨义德笔下的卢卡奇。

如所周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酣畅地发挥了“物化”（reification）说。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所主宰的时期，物化现象体现于生活中各个方面，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都被量化。一切流动不居的、有机的、富有人性的、互相联系的东西都被改变为不相关联的、异己的客体或无生命的原子，连时间也失去质的性质，凝固为可以精确度量的空间，一些界限明确、在量上可以测定的物的连续体。于是劳动的主体碎片化，人的心智也变为无生命的客体。当务之急是统一业已分离的主客体，用无产阶级的积极批判意识和超越客体的理论来颠覆物化赖以存在的资产阶级制度。萨义德同意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卢卡奇的无产阶级决不能同一群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匈牙利劳工等量齐观。无产阶级是他笔下的一个形象，它代表着意识挑战物化，心智维护其驾驭物质的权力、意识宣称它假定在只有客体的世界之外的一个美好世界的理论权利。”但是卢卡奇的理论到了他学生吕西安·戈德曼的手里就产生了蜕变。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揭示了帕斯卡和拉辛两位经典作家作品中的悲剧性的“世界图景”。在卢卡奇笔下反叛的、激进的对抗性的意识，在戈德曼那里变成温和的、相通的、同构的意识。

萨义德把两人的反差归结为写作场景的不同。卢卡奇为1918年至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提笔写作，而戈德曼只是移居国外、在索邦大学任教的史学家。1919年的匈牙利和二战后的巴黎毕竟分属两个世界，特殊的历史情境导致戈德曼对卢卡奇的解读，“窒息了后者有关意识的那几乎是天启版本的声音”。 理论说到底是对特殊历史场景的反应和回应。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说，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夺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此后该地区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以及西方媒体偏颇的报道构成了《东方学》以及萨义德关于中东问题的所有著作的具体历史情境。

在同一篇文章，萨义德讲到英国批评家雷蒙·威廉斯1970年听了戈德曼在剑桥的两次演讲后的感想。萨义德说，威廉斯准确地称物化为生命和意识的畸变，并提出改造的办法：“正是由于这种畸变只有凭借对于某一特定类型经济的历史分析，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理解，所以试图克服并超越它不依赖于孤立的目击者或者分散的活动，而是依赖于实践活动，通过更多人性的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发现、坚持并确立更为人性的社会目的。”威廉斯接下来警告，一种始于解放的观念很容易变为它自身的陷阱，这就是理论的局限。理论家为了理论的完美和彻底，容易过甚其辞。如果不加保留、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那么惬意的突破很快会变为尴尬的趔趄。威廉斯的这一见解对萨义德触动很大：“即使在资本主义下，物化本身也不能主宰一切，…因为如果物化主宰一切，那么卢卡奇又怎么解释，他的著述是物化统治下的思想的一种替代形式呢？”易言之，处于主宰地位的社会制度可能像一张疏而有漏的天网，其力量不是无限的，总是潜在地具有“容纳替代性行为和替代性意图的空间”， 这空间就是反抗的空间，选择另类的空间。萨义德承认，用某一理论来认识、解释历史情境可能会有效，但是这种理论不可能“涵盖、阻隔、预言”本质上杂乱无章、无法驾驭的多元的历史情境。因此批评家既要明白理论不可避免，同时务必意识到它的局限，也得学会抵制理论，或使之“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举一个“人类需要和利益”的例子：“权力无所不在”是福柯在《性史》中的断言， 萨义德敏锐地指出它所蕴含的“政治无为主义”；假如权力无孔不入，出于“人类需要和利益”的叛乱、暴动和阶级斗争就全无必要。

那么，我们难免要问，萨义德在批判东方学的时候，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否也会成为陷阱？关于东方“他者”的本质主义描述当然应该揭露出来，但学术或知识与权力合谋犯罪的一面会不会无限放大呢？我们在《东方学》中时常读到这类句子：“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可见所有人无一例外地效力于庞大无比的权力机器。诚然，麦考莱在《1835年印度教育备忘录》里曾经口出狂言，不过要找到相反的例证也不困难。我们还注意到，萨义德对李约瑟的中国研究有所肯定，未将他归入“东方学家”的队伍。但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并不是对正宗的学术机构的反叛之作，李约瑟也不是汉学家中的另类。为什么学术权威机制能够产生这类作品，对此萨义德难用他的《东方学》的基本精神加以解释。文集最后两篇文章讨论勒南、马西农和雷蒙·施瓦布三位法国东方学者，我们从中得到的印象恐怕更多的是三位学者的差异性而非“东方主义”所能粗略概括的他们身上的共性。

（三）

作为左翼批评家，作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萨义德又有着他的自由派坚硬内核，即他对“个人意识”的信念。他惧怕心目中理想的批评家缺少社会责任感，但是又拒绝“组织起来的集体激情”和“团体的一致性”。因此一个萨义德式的批评家归根结底是单枪匹马的勇士，没有家园的游牧者，像法国12世纪神秘主义者圣维克多的雨果那样，断绝一切依恋，但是服务于人类的事业。萨义德深为乔伊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主人公斯蒂芬吸引，不愿意听命任何高于个人的范畴。他一再从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写作《摹仿论》带出“流亡”与“地位”（place）的话题并肯定背井离乡的积极价值。他的自传《格格不入》就强调了一种永远的局外人的优势：他在某一“地位”，然而又不属于它。这种既在又不在的状况也许为萨义德提供了方便和批评的洞察，但是从人的社会性言之，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欠缺。威廉斯和E. P.汤普森这些英国左翼人士都有共同体和一些社会组织为依托，与他们相比，萨义德更像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强独立的灵魂，于是他的反抗更像威廉斯说的“孤立的目击者”的“分散的活动”。 然而萨义德从来不把他对“个人意识”的信念充分融入他对“东方学”的无情揭露中去。在东方学的行会里，个性无一例外地向权力投降。

萨义德所处的历史情境毕竟与我们的是不一样的。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在我国读书界是一个反抗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的符号，一些中国学者受他的批评实践（主要是《东方学》）启发，挟裹了“PC”(政治立场正确) 的优势寻找西方文学中关于中国、中国人的刻板形象，愤怒之余又享受了捉贼于现场的满足感。甲午战争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国情和民智民德的探讨恐怕不全是险恶的白人帝国主义者主导的吧。一些颇有东方主义之嫌的作品（比如康拉德的《台风》）难道完全无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的认识自我吗？一个民族需要比较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说：“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怀着对东方主义的警觉，我们还是可以更加自信地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雅量。

最后略谈本书的翻译。萨义德的前期著作实在是对译者的耐心与能力的严峻考验。比如本书《文化与体系间的批评》一文介绍、分析了德里达和福柯的学说，原文几乎长达五十页，牵涉到大量难解的概念和文字游戏。翻译这样的文章，让人联想到空气稀薄处的登山。然而李自修先生坚持下来了，为了方便读者，他还作了大量很见功力的注释。 这仅仅是一篇文章。整本书译下来，那一步一步背后必定有太多的艰辛。只希望读者发自内心的感激能使登顶后的乐趣更加真切。

写毕于2009年7月7日

附录：关于《萨义德》

作 者 [英]瓦莱丽·肯尼迪

译 者 李自修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年11月

《萨义德》内容提要

《萨义德》的传主是大名鼎鼎的开东方学话语分析之先河的一代宗师萨义德，他的观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他身前抑或身后，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和争议，或褒其开放性和批判性，或贬其落后和反动，或只作译介不作评骘。《萨义德》是对萨义德一生绝大部分著述所作的总括的、全局的，而又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系统分析和评论，因而内容比较全面，是一部对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后殖民理论发展轨迹作出了总体把握的专著；而且作者瓦莱丽·肯尼迪作为一名从宗主国中心迁移到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她的带有后殖民主义寓意色彩的历程，使其能对萨义德的著作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书中不乏她的洞见以及对萨义德学术观点的尖锐批评。

作者简介

瓦莱丽·肯尼迪(Valerie Kennedy)，1979年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以来，先后肯尼亚、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大学任教，现为土耳其比尔肯大学英国语言系助理教授。其间，开过各种课程，同时指导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撰写，发表了各种评论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作家和有关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论文。在学术上专治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小说研究。

《萨义德》目录

致谢......................................................................... 4

缩略语....................................................................... 5

绪 论....................................................................... 7

爱德华·萨义德：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7

多重世界的人 ............................................................ 9

早期批评：从《约瑟夫·康拉德》到《世界、文本、批评家》.................. 13

概 述.................................................................. 17

第一章 《东方学》........................................................ 19

绪 论.................................................................. 19

《东方学》的范围和论点.................................................. 20

界定问题................................................................ 25

矛盾的方法和价值观：.................................................... 28

福柯、葛兰西和人道主义.................................................. 28

萨义德对福柯的运用：一个值得商榷的模式.............................. 29

《东方学》中的福柯.................................................. 31

《东方学》中的葛兰西................................................ 34

《东方学》中的福柯、葛兰西和人道主义................................ 36

东方学中的性别：一个被忽视的因素........................................ 40

结语：萨义德、《东方学》以及地位性问题.................................. 48

第二章 《东方学》之后：《文化与帝国主义》................................... 83

绪 论.................................................................. 83

概 述.................................................................. 85

方法论框架.............................................................. 90

T.S.艾略特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91

法农：从帝国主义到解放.............................................. 92

雷蒙德·维廉姆斯与米歇尔·福柯...................................... 94

替代性途径的寻觅........................................................ 98

激进的意图.......................................................... 98

保守的选择和重点................................................... 100

替代性途径：混成文化与对位解读..................................... 107

结语：世俗知识分子的对立立场........................................... 110

第三章 萨义德与后殖民研究.................................................. 112

绪 论................................................................. 112

萨义德与后殖民研究..................................................... 112

后殖民理论：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 115

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115

理论的运用......................................................... 116

萨义德、巴巴与斯皮瓦克............................................. 119

混成性、拟态和颠覆................................................. 121

萨义德、斯皮瓦克与殖民话语分析..................................... 123

萨义德、斯皮瓦克与非西方作家和作品................................. 126

表述：地位性和共谋关系............................................. 133

《东方学》与帝国文学................................................... 137

《东方学》与帝国旅游写作研究........................................... 140

结语................................................................... 146

结 论..................................................................... 147

注释....................................................................... 148

参考文献................................................................... 162

英汉索引................................................................... 183

汉英索引................................................................... 194

译后记 205

[①]又称：历史比较语言学。——译注

[②]本雅明，瓦尔特（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③]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acs，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译注

[④]伯克，肯尼斯（Kenneth Burke，1897～1995） ，美国文学评论家。——译注

[⑤]班达，朱利安（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小说家、哲学家，反浪漫主义运动领导人，著有《文人的背叛》 (La Trahisondes Clercs, 又译《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书。——译注

[⑥]维柯， 吉奥瓦尼·巴蒂斯塔（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一作：1670]～1744），意大利哲学家，著有《新科学》(The Scienzia NuovaorThe New Science)等书。——译注

[⑦]达雷尔，劳伦斯（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亚历山大四重奏》（1957～1960）是他成名的四部曲，小说以古代亚历山大城为背景，指出人们的性格与他们所在的地域存在着密切联系。——译注

[⑧] 索绪尔，热内·德（Rene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译注

[⑨]巴塔耶，乔治 （Georges Bataille，1897～1967）， 法国思想家、作家。——译注

[⑩]列维-斯特劳斯，克劳德（Claude Lévi-Strauss，1908～？），法国人类学家。——译注

[11]弗洛伊德，西格蒙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神经科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译注

[12]尼采（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注

[13]德里达，雅克（Jacques Derrida，1930年～2004年），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的代表。——译注

[14]福柯，米歇尔（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有关其著述详见本书“4. 康拉德：叙事的表征”第119页脚注①和“5. 论重复”第138页脚注①。——译注

[15]阿尔都塞，路易 (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哲学家。——译注

[16]怀特，海登（Hayden White，1928～ ），美国历史学家、比较文学家，现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荣誉教授。——译注

[17]康拉德，约瑟夫（Joseph Conrad，1857～1924），波兰出生，后加入英国国籍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家。详见本书“4.康拉德：叙事的表征”第104页脚注①。——译注

[18]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德国犹太裔美国文学批评家。——译注

[19]伊斯坦布尔(Istanbul)，土耳其北部城市。——译注

[20]共同体(community)，在本书中又译“社团”，视上下文具体情况而定；其形容词communal译为“社团[性]的。”——译注

[21]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又译：圣维克多的雨格]，1096～1141），法国12世纪经院神学家、哲学家，开创了神秘主义学派。他的主要著作除《教学论》(Didascalicon)外， 尚有《基督教奥义论》(De Sacrementis Christianae)和《格言集》(Summa Sententiarum)等。——译注

[22]又译“民族”，视上下文而定。——译注

[23]克鲁伯，阿尔弗雷德（Alfred Kroeber，1876～1960），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克莱德（Clyde Kluckhon,1905～1960），美国人类学家。——译注

[24]勒南[一译：赫南]， 厄内斯特（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语文文献学家。——译注

[25]马西农, 路易（Louis Massignon，1883～1962），法国文学批评家。——译注

[26]施瓦布, 雷蒙（Raymond Schwab，1884～1956），法国当代语文文献学家、汉学家。见本书第xxx页脚注x。——译注-

[27]阿诺德，马修(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学批评家。——译注

[28]汉译参阅了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 1版。下段引文均此，特此声明，并致谢意。——译注

[29]特里林，莱昂内尔（Lionel Trilling，1905～1975），20世纪美国著名批评家。——译注

[30]指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通过对笛卡儿一段话的解读，将疯癫与理性相互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排斥了疯癫。详见第9章。——译注

[31]麦考莱，托马斯（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诗人、历史学家。著有四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 of England)、《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译注

[32]边沁，杰里米（Jeremy Bentham[又译：杰罗姆·边沁]，1748～1832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律思想家。——译注

[33]此处指英国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及其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二人。——译注

[34]霍布斯鲍姆，埃里克（Eric Hobsbawn，1917- ），伦敦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马克思主义左翼历史学家。其重要著作有三部曲《革命时代》(The Age of Revolution，1779-1848);《资本时代》(The Ageof Capital 1848-1875); 《帝国时代》(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以及《原始反叛者——19-20世纪社会运动古老形式研究》——译注

[35]葛兰西，安东尼奥（Antonio Gramsci，1891～1937），20世纪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著有《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s)。——译注

[36]克罗齐，贝奈戴托（Benedetto Croce，1866～1925），20 世纪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37]《尤利西斯》(Ulysses)，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长篇小说。——译注

[38]《荒原》(The Waste Land)，英国诗人、评论家托·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长诗。——译注

[39]《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的小说。——译注

[40]《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英国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的长篇小说。——译注

[41]《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作品之一。——译注

[42]《追忆逝水年华》(Á la cherche du temps perdu)，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1871～1922）长篇小说。——译注

[43]马拉美, 斯特芳（Stephane Mallarmė，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理论家。——译注

[44]指 G. M.霍普金斯（Gerad.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也是萨义德最欣赏的诗人之一，他曾就霍普金斯的诗歌撰写过大量论述，特别是在《起始：意向和方法》一书中。——译注

[45]王尔德 ，奥斯卡（Oscar Wilde ，1854～1900），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译注

[46]《诺斯特罗莫》(Nostromo)，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详见本书“4. 康拉德：叙事的表征”第104页脚注①。——译注

[47]安德鲁斯，兰斯洛特 （Lancelot Andrewes，1555～1626），英国国教牧师。——译注

[48]邓恩，约翰（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译注

[49]取舍(alternative)，英文是“二中择一的”的意思。这里姑译“取舍”，间或根据文意译为“取舍项”。——译注

[50]此处指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4 ?～1600)，英国神学家和英国国教牧师。——译注

[51]拉蒂莫，休（Hugh Latimer，1485～1555），英国著名传教士。——译注

[52]齐美尔，格奥尔格（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著有《现代文化冲突随笔集》(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等。——译注

[53]叶芝，威廉·巴特勒（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对现代英国诗歌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其《幻象：生命的阐释》，以诗性的智慧和想象描述了人类和历史的发展，把神话作为人类智慧的象征表现，具体地纳入了他的哲学系统。上文的两行引诗，分别见《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第5节和第7节。——译注

[54]瓦特，伊恩（Ian Watt，1917～1999），英国出生的国际知名批评家，长期任教于斯坦福大学，著有《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和《19世纪的康拉德》(Conra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译注

[55]此处指D. H.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译注

[56]庞德,，伊兹拉 （Ezra Pound，1885～1972），美国意象派诗人。——译注

[57]詹姆斯，亨利（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现代心里分析小说家。——译注

[58]滕尼斯，费迪南德（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著有《共同体与社会》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又译：《社区与社会》]) 等。——译注

[59] 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新批评的先导，曾经、在中国任教。著有《科学与诗》和《实用批评》等。--译注

[60]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英国文学批评家。——译注

[61]这里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于1952年成立以后，所形成的世界两极对立局面的一方，即“北约”所控制和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译注

[62]弗莱，诺思罗普（Northrop Frye ,1912～1991），著名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译注

[6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马克布莱德报告(UNESCO/Mbride Report)，指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爱尔兰政治家肖恩·马克布莱德 (Sean MacBride) 领导的“研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于1980年就世界资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或译：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所出版的委员会报告。——译注

[64]威廉斯，雷蒙（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英国文化史学家、理论家。见本书“8. 美国‘左翼’文学批评”第202页脚注①。——译注

[65]乡村宅第诗（The Country-House Poems）：指以阿米利亚·兰纳（Aemelia Lanyer，1569～1645）的《库恒庄园描写》（"The Description of Cooke-ham”），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的《致彭舍斯特庄园》（"To Penshurst" ）和安德鲁· 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 的《阿普尔顿府邸》（"Upon Appleton House”） 为代表的流行于17世纪初期的一种诗歌小类，内容主要颂扬文学艺术赞助人的乡间府邸和乡村生活。——译注

[66]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女小说家。——译注

[67]这里，原文是“doing above-ground work” ，疑以加拿大小说家杰克·巴里·路德维格（Jack Barry Ludwig，1922～ ）的短篇小说《在地面上》(“Above Ground”, 1968)的主人公取譬。他发现，通过艳遇交合可以返老还童的方法。——译注

[68]斯威夫特，乔纳森（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著名小说家。有关他的政治活动、文学创作等生平事迹，见本书第xx页脚注x。——译注

[69]无为主义，又译：无为论或者寂静主义，系17世纪基督教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译注

[70]费什，斯坦利（Stanley Fish, 1938～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译注

[71]法农， 弗朗兹（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出生於法屬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译注

[72]“因应时事[的]”，原文为occasional（临时的， 特殊场合的，非经常的），据上下文有“从某一时间（场合、背景）下所发生的事件（时事）出发（所写的文章）”的意思。故试译如上，下同。——译注

[73]汤普森，E. P. (E. P. Thompson，1924～1993)，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创立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成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74]安德森，佩里（Perry Anderson , 1938～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译注

[75]乔姆斯基，诺姆（Noam Chomsky，1928～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文化批评家。——译注

[76]I.F. 斯通（I. F. Stone ，1907～1989），美国自由派新闻工作者，曾创办《斯通周刊》(I.F. Stone’s Weekly)等。——译注

[77]“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是叶芝《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The Fascination Of What's Difficult”)一诗的标题和首行，下文接下来又有几处暗用了这首诗的语句。故特将该诗翻译如下：

“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

使我脉管里的元气干枯，把

自然喜悦和天生满足逐出

心扉。是什么让小马驹心烦

它，仿佛没有神圣的血统

在奥林匹亚山的云朵上也没有扬蹄，

却必须在皮鞭下颤栗、挣扎、流汗和惊惧

好像拖曳着筑路的渣石。我诅咒

那些必须以五十种手法排演的戏，

诅咒那同所有流氓和笨蛋

的整日争斗，戏院的事务，人员的操控。

我发誓在黎明来临之前

我会找到那马厩，拉下门闩。”——译注

（“目录”中的页码系电子稿的页码；红色方括弧内的阿拉伯数字系原著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