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展台]赵奎英教授新著《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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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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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文学院赵奎英教授新著《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2009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著作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共53万字。我们编发该书的内容简介，以飨读者。（山东师大社科处）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内容简介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选取“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确立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框架，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以跨文化宏观比较的视野，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对中国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宇宙时空意识的分析，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力图揭示出中西传统诗学在诗学观念、诗学理想、诗学形态方面的深刻歧异，以及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不同的语言文化逻辑；并以动态的历史发展的目光，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伴随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出现的“诗化”与“空间化”转向进行清理描述，对中国古代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空间化”与“诗化”传统的宇宙时空意识基础进行挖掘剖析，并力求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从总体上把握中西语言诗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更深刻的思维层面上为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当代汇通寻求依据，为中国诗学文化的当代建设提供参照意义。
该著作由“引论”及“上”“下”两篇共七章内容构成。上篇“名与逻各斯：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精神基点比较辨析”，共有六章构成，主要从中国古代的“名”言观与西方的“逻各斯”语言观的比较分析入手，致力于揭示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基本歧异。下篇“诗化与空间化：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当代汇通基础考察”，共有一章构成，主要从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伴随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出现的“诗化”与“空间化”转向入手，说明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在“诗化与空间化”思维层面上的可能汇通问题。该著作在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无论是在学科领域的开拓上、基点框架的确立上、观点内容的立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力求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推进、突破或创新。
第一，在对“诗学”、“语言诗学”各种含义进行辨析的前提下，把广义上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对象，力求在学科领域上有所开拓。一提到“语言诗学”（linguistic poetics），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仅仅与西方20世纪的狭义上或较广义上的形式主义诗学联系在一起。但该著作认为，由于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文学观念向来受到语言观念的影响，语言哲学向来决定着诗学的生成方式，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对文学语言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自觉或特别关注的文学理论，也即最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但这种最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尚未引起理论学界的足够注意，语言哲学与诗学那种一贯的、源始的关联性，尤其是传统诗学与语言哲学的内在关联性是相对遭受忽视的。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尽管也有少量的涉及到语言问题的力作，但从总体上看，那种从语言哲学角度对中西诗学传统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的著作尚不多见，该著作《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研究》，正是从这一遭受忽视而又极为重要的领域运作，力求在学科领域上有所开拓。
第二，确立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框架，以“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诗学比较的基点，突破了中西哲学、诗学、文学文化比较中的“道”与“逻各斯”的既定模式。在国内学界，对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对于那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研究相对薄弱，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诗学意义还没有被很好地梳理过。该著作对于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都称得上“语言哲学”。语言哲学包含“语言的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哲学语言学”（linguistics of philosophy）两个基本层面。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与哲学的基本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它是围绕着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来说，中西哲学史上都有明确的、且基本一致的问题形式，它具体表述为名与实、词与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在中西哲学史上，其问题形式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明确，且提问方式有异，在西方它表现为语言与“逻各斯”的关系，其具体形式可归结为语言的本质是“逻辑的”还是 “反逻辑”（“诗性”）的；在中国古代，它则表现为语言与“名”的关系，并化身于更为复杂的“名”与“反名”（“道”）的关系。中西语言哲学在这两大基本问题、尤其是在后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对于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意义。“名”与“逻各斯”是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自从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出版以来，“道与逻各斯”作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根本框架，已经具有了流行性、统治性的意义，“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诗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的精神基点的重要意义几乎还没有被认识。尽管杨乃乔先生的东西方诗学比较研究，曾对张隆溪“道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质疑，并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经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但仍然没有追究到“名与逻各斯”的基底。该著作研究指出，在中国传统中，“名”与“道”是相对等的概念，并非只有中国的“道”才与西方的“逻各斯”具有可比性。“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尽管与西方传统中的“逻各斯”在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由于“逻各斯”是言说性的本体，其内在本质是理性逻辑，道是无名本体，其内在本性是混沌、中和，二者实际上是相距万里的。相反，被道家之外的各家尊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倒与“逻各斯”更具可比性。与逻各斯的两个基本意思是“言说”与“理性”不同，名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和“名分名誉”的含义。在“名”这一概念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对语言本质、政治伦理、逻辑思维和哲学本体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名”观就是中国古代的“语言观”，中国古代的“名学”，既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名”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乃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以“道”“象”“教”为统合基础的大文学观念的生成正与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重名倾向有着直接关系。但由于道家之“道”是排斥“名”的，“道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单纯对“道”的标举，会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对“名”的推崇遮蔽不彰，会使“名”对中国诗学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得不到有效梳理，从而难以揭示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
第三，在“名与逻各斯”比较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韵的逻各斯”与“逻各斯语言观”传统中的西方“纯诗学”，“有象的道”与“名言观”传统中的中国“大诗学”等重要论题。该著作指出，从最概括的意义上说，西方传统最初是从“逻各斯”入手理解语言的，可以称为“逻各斯语言观”；中国古代主要是从“名”出发看待语言的本质的，可以说是一种“名”言观。由于逻各斯的两个基本含义是“言说”和“理性”，“逻各斯”语言观因此是一种重视口说言语、贬低书写文字的“语音中心语言观”和“逻辑语言观”，在这种逻各斯语言观念传统中，西方意义上的“诗”亦即文学是被作为“有韵的逻各斯”来把握的，“逻各斯本原”、“音韵形式”和“认识功能”，是西方传统诗学关注的关键点。而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名”主要是在政治伦理和逻辑认知两个途径上使用的，“名”有三个基本义项，概念名称，名分名誉、书写文字，而名的基本功能又被认为是“明分”，“名”即意味着“名分”。原初意义上“名分”，既指政治伦意义上的身份地位的区分，也指逻辑认知意义的概念区分，为了表达“名”的这种更加丰富的“明分”含义，作者把具有双重区分意义的“名分”写成“名-分”，把比较纯粹的政治伦理学意义上的专有“名分”写作“名分”，并认为名-分”在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几乎像逻各斯之“理性”、“逻辑”在希腊哲学中一样根本。中国古代的“名”言观是一种“名-分语言观”和“文字语言观”。而中国文字又是以“象形为本”的，而“象”又是与“道”合一的，“名”言观视野中的“文”是作为“有象的道”来把握的。而中国的“道”又与“逻各斯”不同，它不是真理的本原，而是行为、教化的依据，在这一语言哲学视野中，“道本体”，“象形式”、“教化功能”是中国诗学关注的焦点。西方诗学从“有韵与无韵”和“认识与实践”角度对“诗”与“散文”进行区分，对“诗”这种纯艺术进行研究，形成了“纯诗学”理论和“纯诗学”观念；但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主要不是从“有韵-无韵”和“认识-实践”角度对“文”与“非文”（散文，笔）进行区分，而是把“道”、“象”、“教”作为统合各类之文的共同基础，形成了一种“大诗学”观念和“大诗学”理论。
第四，从道家语言哲学和古代汉语语境出发，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本体论的说法进行了批判清理，并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哲学有无本体论的问题上一直是存在着不同见解的，但无论是主张中国古代哲学有本体论还是没有本体论，都往往是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作为最终的参照依据。该著作通过对“本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运用以及道家在“名道”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不是没有本体论，而是没有西方那种从语言系词发展出来纯粹的“逻辑本体论”，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具有与“目视”文化相关的“现象化”特征，它把现象与逻辑、本体论与宇宙论统一起来了。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所谓“本体”就是指那种有形或无形的可以作为物质或精神存在的根本依托或根本依据的东西。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是以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形态衡量中国本体论的结果，这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是灾难性的，而且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也是灾难性的，它意味着中国哲学或中国人的精神是没有根本性的寄托的。但实际上，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就是无名的道，“道本体论”是一种“无名本体论”，也是一种混沌、中和本体论。中国诗学把混沌“中和”境界作为最高追求，正是与中国哲学的无名本体论相一致的。重新确认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对于深入理解中国诗学文化精神以及对于当代文化建设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通过多个方面的批判考察，对国内学界流行的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中国古代的宇宙时空意识和思维方式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的倾向，在这种空间化的宇宙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与诗学也具有突出的“空间化”与“诗化”特质，从而对中国诗学文化的精神特质做出了新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宇宙观问题上，国内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重时轻空说”。该著作在对中国古代的宇宙时空意识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古代非但不曾轻视过空间，相反还存在一种“空间方位情结”，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以空间为本的时空渗透的宇宙观，中国古代那种以“象形为本”的“形声相益”的空间化的语言文字、语言观念与语言诗学传统正与此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充分认识空间在中国文化生成中的意义，许多文化现象都将是难以解释的。我们既不能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症结，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优势，也难以真正把握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在当代究竟是汇通在何处的。在西方现代、尤其是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中，伴随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出现了“诗化”与“空间化”两大转向，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当代汇通正是汇通在“空间化与诗化”上的。该著作通过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出现的两大转向从理论上加以描述清理，对造成中国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空间化与诗化倾向的宇宙时空意识根源加以挖掘剖析，从总体上勾画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并在更深刻的思维层面上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的当代汇通寻求依据，以期能为建设具有宏观的语言哲学文化视野的、具有深厚的宇宙时空意识根基的、以诗意化审美化的和谐共存为总体目标的、既具有中国特色亦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诗学文化提供某种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