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展台]姜智芹译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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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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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文学院姜智芹副教授翻译， ［英］S.A.M.艾兹赫德原著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2009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编发该书目录和书评，以飨读者。 （山东师大社科处）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目录
第三版前言
导言
第一章 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
第一节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世界组织
第二章 世界的中心：晚古时期的中国（公元400年至1000年）
第一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的世界组织
第三章 世界的中轴：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公元1000年至1350年）
第一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的世界组织
第四章 世界的地平线：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1350年至1650年）
第一节 1350年至165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1350年至165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1350年至165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1350年至1650年的世界组织
第五章 世界中的世界：启蒙时期的中国（1650年至1833年）
第一节 1650年至1833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1650年至1833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1650年至1833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1650年至1833年的世界组织
第六章 两个世界之间：现代时期的中国（1833年至1976年）
第一节 1833年至1976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1833年至1976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1833年至1976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1833年至1976年的世界组织
第七章 第二版附记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形成
南方都市报 2009-08-02 作者：张君卓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秩序构建的过程。这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资深教授S.A.M.艾兹赫德 (S.A .M .Adshead )对世界历史体系演进的看法，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一种有其边界，且是专门、专业的多种世界组织产生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那么中国在这种全球化现代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就是艾兹赫德教授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论述的主题。
在艾兹赫德教授的眼中，表征世界历史的秩序是用九个恒久存在的世界组织来表述的，包括：基本信息的交流、微生物共同市场、文学界、国际宗教组织、世界市场和高等技术院校、军事全球化、民主体制和消费主义及时尚世界。从远古到现代的世界历史就是这九个世界组织孕育、发展，并最终形成现代高级的全球秩序。而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怎样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建构的过程中的？中国的文明是如何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进入世界体系的建构的？书中通过分析中国和西欧亚、非洲、美洲几个主要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同新兴世界秩序或曰超级文明的关系，来详细论述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或者世界体系的框架中的演进，及对世界体系形成的贡献。
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分析中国文明对世界体系形成的贡献，就要对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即朝代的起源、时代、人口、结构、组织等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将这些方面的特征与同时期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之间进行比较。但是对于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文明之间的比较只是识别出历史发展规律和方向的第一步，并抽象出哪些是全球化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即世界组织，然后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识别出中国文明中具备哪些世界组织要素。当然中国文明中具备的这些要素要对世界体系的形成产生作用，就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因此《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主要的结构就是探讨中国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对世界组织做出的贡献。该书每章的结构都相同，都是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交往之路、中外交流、世界组织等方面进行论述，只是论述的时期有差异。在古代，文明的交流主要就是通过传统的道路进行交往，如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不同时期的交往之路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繁复的路线、浩荡的使节团、繁华的商贸、虔诚的传教和朝圣以及充斥于道路上的不断的谍报、传闻和谣言等动态画卷。在这些动态画卷上，我们可以看到参与交流的形形色色的人员、物品、技术、思想、价值观、病理学、体制结构和神话传说等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因此，道路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促使文明在交流中发展，并在文明交流中使世界组织顺次展开，这些组织有生态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技术的，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新兴世界体系。当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的这种交流途径叙述出来，就形成了一幅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画面。
书中分析的是中国对当前通行全球的世界秩序的贡献，因此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主要不是由中国构建起来的，是由西方规划和建构的。其实从世界历史和不同文明的发展过程看，世界秩序是不同文明在互相交流和竞争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尤其是文明之间的竞争，使优势文明的结构、组织起了主导作用，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从中国历史来看，每一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与其竞争的文明，艾兹赫德教授将汉、唐、宋、元、明、清、现代中国分别与君士坦丁之前的古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时期的罗马帝国、拉丁基督帝国、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欧共体比较。通过比较分析，他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早期具有较强的趋异性，各自的文明都以各自独创的形式发展，而且与其他文明中心接触较少，比如中国的汉代和君士坦丁之前的古罗马帝国在结构、组织等方面是不同点大于共同点；而在唐代，虽然西欧亚文明在继续成长，但此时中国文明发展到顶峰，并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到了宋代，中国文明开始萎缩，而与之对应的拉丁基督帝国则出现了较快速的发展。世界文明的转折时期发生在元代，元朝统治时期，在社会、军事和人才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形式，这种形式上升到国家组织的水平，进而在推动世界趋同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作者认为，世界组织是在蒙古扩展后形成的统一氛围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
当以西方规划和建构的新兴的全球化的世界组织全部成型后，反观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可以看出其对世界组织分别的贡献，比如唐朝的世界主义，作者重点分析了道教的影响，道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知识层面对唐朝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包容性，因此可以说道教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也是中国在国外产生共鸣的一个因素。宋朝的国家主义，在对外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概括的九大组织中的军事全球化、消费主义和时尚世界，中国更是做出了较大贡献。因为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用于军事目的促进了军事全球化的进程。军事武器是受文化限制最小的商品，它的全球化的历史是传播、渗透最快的历史之一，因此出现火药在一个地方发明出来，在另一个地方得到发展，在第三个地方得到应用。
中国对消费团体的形成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比如时装最初出现在唐玄宗统治的唐朝宫廷上，头饰那时非常流行，并最终影响到14世纪的欧洲。欧洲第一次发现中国是在13世纪，第二次发现中国是在16世纪，中国在饮食、服饰、住房方面都为欧洲树立了榜样，向欧洲提供了丝绸、瓷器、漆器、茶、家具等商品，给欧洲带去了新的审美趣味。
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世界秩序的形成，虽然这一秩序主要是由西方建立起来的，但其他文明均有其自身的作用和贡献，因此研究世界历史，本书的视角对我们是有很大启发的，只有将不同文明考虑进来，分析文明之间的交流，才能完成丰富的世界历史的图画，从而了解不同文明对世界组织建构一种高级的全球秩序做出的贡献。
交流的眼光与世界的胸怀：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文汇读书周报 2009-08-21 作者：王启元
我们的史学界曾经有个误区，凡是中国史的著作，似乎不太关照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史实；而到了世界史的范畴，“中国”则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仿佛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与“世界”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曾经以他的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而闻名学界，但他也没能以一人之能调和这两个领域。事实上，学术发展到今天，学界不再满足于单线的叙述中国史或者世界史，而是希望能整合出中国与世界并存与交融的历史研究。中国的茶叶丝绸如何走俏欧洲、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如何通过传教士带到中国等等，以至于潜在的全球性的交流，都需要研究者用新的眼光与视角去考察。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作者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教授S.A.M.艾兹赫德(S.A.M.Adshead)。作者考察不同世界历史时段中，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与作用，钩沉了中国与世界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艾兹赫德教授是中国史专家，所以他将自秦汉之际至新中国1976年间两千多年划分为六段，依次列有各自的小标题——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世界的中心：晚古时期的中国(公元400年至1000年)；世界的国轴：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公元1000年至1350年)；世界的地平线：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1350年至1650年)；世界中的世界：启蒙时期的中国(1650年至1833年)；两个世界之间：现代时期的中国(1833年至1976年)。
就这段不算漫长但文献浩瀚的历史，我国的主流史学常常会叙述成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而从秦统一到清帝逊位这两千多年，除了依朝代变更的自然分期，我们似乎很少尝试其他断代与诠释。这样看来，西方的学者用世界史的分期来解说中国史的演进变迁，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在《世界的中心：晚古时期的中国(公元400年至1000年)》一章节中，作者将安史之乱前的大唐，与当时世界同期的欧洲比较认为，在西方古老的罗马帝国衰亡后再也没有复兴起来，而在中国隋的统一继以唐的复兴；西方陷入黑暗的中世纪的同时，也饱受瘟疫肆虐与异族入侵之苦，中国则在疾病方面比西方幸运的多，鲜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而另一方面，身为异族后裔的杨隋李唐的统治者在处理中原与夷狄的关系上，也过人一筹。这些因素的累加与互相影响，造就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世界中心的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学者比较关注的历史阶段，尽管是一个朦胧的概念，没有清楚的开始或结束日期，但通常可以涵括欧洲由野蛮的黑暗中世纪演进到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发展的时代，是近世以来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艾兹赫德教授为我们展示了更大层面的“复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的一次人本主义的苏醒，涉及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帖木儿与莫卧儿的南亚世界，以及东方的大明帝国。在此期间，各地都产生了类似的人性解放的思潮，同时这种潜在的思潮，都包裹在声称对之前的文明的继承与复古。这种看似保守倒退的思维，蕴含了革新的力量，对世界大多数国家与民族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寓复古而为革新的思潮，正好可以解释明代起，中国文坛的复古运动与思想界阳明心学对宋儒理学的重构。在仍具有统摄地位的中世纪的晚期，大张旗鼓的革命不太现实，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只有通过借助古代文明与学说的权威与影响，然后对其重新解释与利用，才能掀起新的涌动的大潮。中西的文明被证明在此是有极高相似性的。
中国的历史关照多集中在政治史与个人英雄史之间，比如中国历史的框架，便囿于朝代疆域更替与历史人物，不是三国两晋便是隋唐五代，除了秦皇汉武，就是贞观、开元。而艾兹赫德教授喜欢用具体的物资、技术及气候疾病等因素，解释中国历史与世界的异同。比如公元6世纪全球变得冷湿造成的气象变化，影响了欧洲的粮食生产，据说潮湿也有利于跳蚤的繁殖，继而引起欧洲的瘟疫。而在东方，潮湿的环境则为关中本位制的李唐王朝带去了福音，原本干旱的西北关陇地区变成小米、玉米的高产区，见证帝国的辉煌。宋辽时期契丹人可以从多重渠道得到骆驼，尤其是双峰驼，双峰驼又使用了一种新的驮鞍，使得中国北方与中亚及中东穆斯林世界的贸易与联系长久的保持下来，这条路线也是为蒙古人西征张本。《围城》里方鸿渐说的：海通几百年以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其中一件就是梅毒。艾兹赫德教授也指出16世纪，“微生物细菌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全球的梅毒大流行，不仅在流行病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为世界留下了一笔。艾兹赫德教授认为，如果说弗洛伊德把反宗教改革的禁欲主义归于梅毒的危害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中国明代理学道德学说的严厉等级观念中，也能找出相应的影响。明代理学的确是中国最刻板与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了，而比之大胆如《金瓶梅》等晚明小说的放纵，道学家们是不是对有伤风化之外的疾病现象，也有所悲悯呢？
历史是个时、地、人交织的立体的系统。学人们渴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我们自己编撰的“有中国的世界史”与“有世界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