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观察]韩震: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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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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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模式
——访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教授
在高等教育中，哲学社会科学或所谓文科的责任不仅在于自身的价值，而且也在于在大学学科综合的氛围内使理工专业的学生接受人文素养的训练和人文精神的熏陶，更在于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创新的“核反应堆”作用。然而，由于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创造力性质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认识不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等原因,相对自然科学技术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投入不足、创新乏力和发展滞缓等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为此，本报就高校如何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韩震副校长。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综合的学科视野
记者：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有106年发展历史的著名高校，在我国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的优势，请您谈谈贵校制订了怎样的规划。
韩震：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和行政加强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和主管副校长为副组长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在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依靠专家的力量基础上，制订了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校加强学校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在文科战略规划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确立院系所在相关领域制订战略规划的基础和主体地位，重大科研决策必须要经过全校教师的参与和讨论，并且充分发挥学校、院系所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共识，使广大教师和社会科学管理部门认清形势，找准方向，理清思路，研究对策，扎扎实实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记者：贵校在人文和教育学科方面保持着传统优势，那么，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贵校有何举措？
韩震：通过学科调整，在保持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教育学科（教育学、心理学）传统优势的同时，有计划地逐步加强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这样的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我校文科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加强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而且可以进一步强化我们教师教育的特色，以综合的学科视野，培育具有现代意识、世界眼光和反思能力的创新型的教师。另外，通过我校文理学科优势，进行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提升我校研究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李晓西教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研究，王宁教授所作的字形数据化处理的工作，等等，都体现了学科交叉的优势和渗透能力。
记者：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较缺乏职业和专业意识,也缺乏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流合作机制,而往往不分基础理论研究、开发应用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等不同研究层次群体追逐单一性的国家项目,或者盲目追踪社会热点问题将研究行为普遍短期化，或者难以承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大问题研究。贵校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
韩震：通过战略规划，凝练研究方向和特色，加强团队建设，推出成系统、成规模能传世和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首先，鉴于我校许多学科有长期的历史积累，已经积淀了大量精品成果，各院系可以通过集成出版的形式，构造有我校特色的各学科研究系列。文学院推出了“励耘文库”，历史学院推出了“京师历史文库”，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推出了“京师哲学文库”，总结和展示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精品力作。其次，以团队研究的集成优势，构造成规模、成系统的学科基础和基础问题的研究，打造有深度和广度的学术精品。学校2006年拨专款奖励《全元文》课题组，就是一个导向性的举措。再次，每个团队和学者都应该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规划，以便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和兴趣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域，集中进行研究，取得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
评价实行最低标准制度
记者：当前，很多高校的学者和教师质疑现行的“量化”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认为科研评价体系过分注重事前评价(课题申请) 和短期成果数量,不利于鼓励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大师级人才的产生以及宽松学术氛围的形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科学研究的浮躁之风。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贵校在学术评价机制上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
韩震：在一定的时期，量化的激励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但是，当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起来之后，必须通过完善评价机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重数量向重质量的方向转变。要弱化科研考核过程中对成果的数量要求，或者减少数量在考核中的权重。实行最低标准制度，其余的就让老师们自由挥洒。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命线。而创新需要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譬如，我校改变了每年进行科研考核的制度，转而按五年一个聘期进行考核评估，五年内只要有重要的著作或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教育研究》、《新华文摘》这样的权威刊物有2篇文章发表即达到合格；在CSSCI刊物发表6篇即达到合格；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成果，应该给予免检的待遇，鼓励老师出大成果、出成系统的成果、出高质量的精品成果、出创造性的成果。另外，学校还考虑对著名学者实行有弹性的考核办法，为他们进行深度研究创造宽松的氛围。
记者：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是人才，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的关键是科学合理的人事制度。您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何建议？
韩震：通过完善管理模式，创造出积极进取、合理竞争、自由探索、宽容失败的氛围。用科研事业凝聚人才，用科研活动造就人才，用奖惩机制激励人才，用规章制度保障人才。我个人建议，应该适当延长文科教授的任职年限，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是需要社会阅历和学养的积累。研究水平较高、创造力较强、身体健康的教授可以工作到65岁退休，条件是必须上本科生的课，特别是讲基础课。因为这部分老师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把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可以深入浅出地把学科的主要原理和方法传授给学生。另外，少部分大师级的教授可以工作到70岁，但70岁之后原则上都应该退休或不再担任学术领导职务，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这些老同志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或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学者自由地挥洒，有利于形成创新的学术氛围。我认为，今后应该在退休的教授中评资深教授或荣誉教授，给一定待遇，鼓励他们继续进行研究。这样，既可以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同时给年轻学者的成长开辟出空间，使教师队伍充满活力。
提升哲学社会科学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需要改变研究方式
记者：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基础研究面临着如何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跟在实践后面做被动调整和简单阐释工作。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
韩震：这需要改变研究方式来加强和推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升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改变单纯注重论文的做法，实行多元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要鼓励进行与社会重大问题和实际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增加调研报告、应用对策研究、媒体谈话和演讲等成果的权重。譬如，教育科学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必须在此基础上整合研究力量，进行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推出可以引领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的对策性研究。学校准备策划系列教育发展报告：如基础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发展报告、农村教育发展报告等；也应该适时推出省域教育发展指数体系，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数据支撑。服务社会是一所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确立大学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地位的有效途径。可喜的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的意识与能力有所提高。我校的经济学、公共管理、法学及教育学等学科为国务院、商务部、民政部、教育部等国家政府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咨询报告，为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有些成果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近年来，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基础学科在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教育学院、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展了多项调研，调研报告得到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北京市等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记者：近年来关于交叉科学的讨论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联盟”甚至“融合”。您认为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为此作出哪些调整呢？
韩震：这需要通过改变研究方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结合，促进文科内部和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客观的社会存在，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社会现实，在形态上都不是限于学科的界限而存在的。不同的学科无非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个客观世界，因此往往因视阈的限制而放大或遮蔽某些部分、要素与性质。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往往能够促使人们的认识拓展到单一学科所不能达到的广度，发现原来不能发现的东西；不同方法的结合和互补，往往能够促使人们的认识深入到单一学科无法达到的深度，提出更加有穿透力的观念。为了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进行创新性研究，我们应该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组织方式的模式，探索开放、灵活和多元的研究队伍组合模式。社会问题不是按学科门类的划分产生的。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复杂而综合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合作，通过联合攻关才有可能形成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也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解决。实践证明，往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出现在学科的交叉地带。
总之，我认为，只要我们面向社会发展的重大实际和人类理想的超越性追求，进行长期而扎实的研究，伴之以创新的意识和不断拓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