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篇

1 “民主社会主义”引发讨论

2007年伊始，“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谢韬教授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他们早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认为无须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而原来受到批判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改革开放就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论一出，喝彩与痛斥共存。支持者认同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者则坚持不能混淆恩格斯与伯恩施坦的原则区别，“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或“民主模式”，参考借鉴有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更有害，中国的前途不能寄托于某种“模式”，而在于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广泛借鉴、坚持走自己的路”。５月１０日、１６日，《人民日报》理论版相继发表文章，表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评论：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看似理论界在经典文献中咬文嚼字、各执一词，实际上是2004年以来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延续，是继“郎咸平事件”、“刘国光事件”、“物权法大争论”之后理论界又一次探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国改革发展道路的方向和模式等问题。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既取得巨大的经济成绩也积压了部分社会问题之后必然要面临的不同角度的解读、质疑和争论。

2 知识分子关注“黑砖窑事件”

山西“黑砖窑事件”或称山西奴工事件，最早在6月7日网络上出现《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之后随着媒体的不断深入报道，事情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原来窑厂主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其中包括很多童工、残障人士，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工作，过着“包身工”一样的生活。一些黑砖窑非法用工的严重问题经媒体披露以后，引起高层领导人的密切关注。最终经调查审理，对涉嫌该事件的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洪洞县长被免职。这一事件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学者抨击地方行政体系的薄弱、法制观念的淡漠，而平等观念的缺失使得许多知情者选择沉默甚至同谋；更有人尖锐指出“黑砖窑”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生态，权力的庇护则是罪恶资本产生之源。他们认为只有从整治“罪恶权力”、澄清“吏治”入手，严格执法，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评论：以任何人类个体为目的，而不是工具，承认其权利和尊严，这是现代平等观念的真谛。因此“黑砖窑事件”应引起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反思。同时，为了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该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这让我们对劳资关系看到了希望。

3 通货膨胀牵动民心

今年上半年的CPI指数达到了3.2%（7月和8月有连续提升趋势），似乎通货膨胀已经全面来临。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希冀将继续抬高的物价水平抑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毋庸争论的是，在CPI较大的增幅中，食品和能源两个项目的价格上涨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也正是因此，围绕物价上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消停过。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是一种结构性物价失衡现象，很难就此得出现有物价水平已经远远偏离可控范围的结论。而另一种观点指出，目前的物价上涨已经超出了政府可控的能力，如房地产价格在今年经历了几轮调控，但结果还是不停地上升。当然，也有一种看法是，不论政府是否可能调控目前的局面，物价尤其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已经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评论：上述观点的争论都有其立论的前提。观点一是学院派的观点，是建立在通货膨胀原理的基础得出的论点；观点二是新闻媒体的观点，他们把问题主要放在了政府处理经济矛盾的能力方面；观点三则是广大老百姓的观点，因为他们因切实感受到物价的上升，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当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上涨的问题最终将会得到有效解决，但上述争论也充分暴露出，面对今年的物价上涨趋势，我们的政府绝不能掉以轻心，毕竟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

4 环境危机迫在眉睫

今年5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饮用水危机降临到江苏省无锡市，其罪魁祸首就是太湖蓝藻。安徽巢湖局部暴发蓝藻使渔民生活艰难；云南滇池蓝藻顽疾再现；江苏沭阳因上游水污染导致20万人断水……一桩又一桩的水危机事件的发生已经为2007年的中国打上深深的“水污染”烙印，也不断触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敏感神经。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政府、企业、学界等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

环境问题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0月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最新报告，其中对全球目前诸如大气、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等状况作出了评估。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污染，化学物污染，食物安全，这些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健康。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发布最新气候变化报告，指出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是“明确的”事实，如果不采取行动，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些“突然的和不可逆的”影响。

评论：环境问题再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在分析中国环境尤其水域恶化的原因时，专家指出，近些年来，太湖流域等许多地区不惜以环境为代价，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多头治水”与双重管理体制也是阻碍环境防治的体制因素，即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这大大降低了防治效率。可见，环境综合治理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忍。

5 劳动合同法阵痛

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经过四次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正式出台。这部关乎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即将在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指出，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路径表明，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

然而，在新法实施前夜，企业和劳动者均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焦虑，不少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过于向劳动者保护倾斜，成为倒逼企业的矛。普遍的做法是外资、国企、私企、事业单位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花钱买断老员工工龄，以避免和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干脆裁员。企业将劳动合同法当成了洪水猛兽；劳动者在企业一波波的“规范”活动中变得不安和困惑。劳动者担心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新法的权益保护，就在黎明前“失业”了。而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学界一直都存在这是一部“善而不良”、“贵族幻想”的法律的异议。

评论：无论如何，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作为社会法，劳动合同法在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劳动立法的通行规则。法律要维护其权威性，就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直面调整范围内的法律主体应对法律的具体行为，避免被“束之高阁”或“变味”的尴尬。

6 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

无论是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七大报告，“民生”问题都成为其中的热点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也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强调要以此来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意味着民生问题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引起学界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我们当前正处于“黄金机遇期”，但也是“矛盾凸显期”，改善民生则是化解矛盾的关键。他们强调只有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出台倾斜政策措施，才能使一些重大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而逐步建立起社会利益新格局。同时社会建设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同一致。只有共建共享，民生问题才能不断得到解决，社会建设才会顺利向前推进。本报继两会之后策划了系列民生专题，涉及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住房、“三农”、环境保护等，通过专家、学者的视角，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解决之道。

评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日益发展，一些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包括贫富差距过大、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必然影响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妥善解决关系百姓生活的民生问题是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7 众议《读书》及中国近十年思潮

7月11日，三联书店正式对外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一时使得近年来有关《读书》在思想、学术界的争议蜂起。

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思想界越来越多争论，《读书》因参与其中而显得备受关注。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了“三农”问题的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在展开。通过公共讨论，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随着这些争论，涉及到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新左派”之间的分歧。此外关于《读书》的文风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何兆武认为：“前些年《读书》的性质，是趣味性的，大众性的，一般读者可以看。这10年来，这个性质有所改变，《读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我所能看的文章越来越少了。”

评论：十年来《读书》在中国思想界涉及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分歧，文风的艰涩与通俗的争议。直到目前关于“《读书》”事件的意义还没有被深刻认识到。有评论认为，该事件的众多争论是思想活跃的不同表现。左翼思想和右翼思想共同关注着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方向。观点分歧存在是客观的，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显露出来的包容度。也有人把这次事件的争论视作右翼思想一体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件。这种一体化试图统合新意识形态，例如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其所排斥的不仅是左翼思想或批判思想，而是对思想讨论本身的排斥，值得警惕。

8 纪念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

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社会上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不少媒体刊发专题纪念三十年来高考所走过的历程。对于千百万高考经历者来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1160多万。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是高考史上的特例，它成为千百万人命运的转折点，也在许多人的心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如今，薄熙来、易中天、陈平原、葛兆光、查建英、顾长卫、张鸣、陈建功、刘震云 、陈凯歌、张艺谋等77/78级考生在各个领域中都已成为中坚力量。高考制度为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三十年后，通过高考获得成功和以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高考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正面临着全社会的批评、反思和重新评价，比如说应试化、缺乏创新、教育收费、扩招和就业成为难题等。恢复高考制度30年来，改革从未间断。从宏观来看，高考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招生计划制度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录取制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等四个方面。就中观而言，考试制度改革又可分为高考内容改革、高考形式改革、命题方式改革、高考时间改革等四个层面。从微观而言，高考形式改革，从“统一考试”发展到“免试保送”、“自主招生”、“分省命题”等多种形式。

评论：目前，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套比高考更加公平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新浪网的高考调查显示，“支持改革，不能废除”的意见占到86.14%，而“支持废除”的只有9%。有评论指出，41年前废除高考和30年前恢复高考，这一废一复，正好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与人类对考试认识的密切关联：对考试内部诸要素认识的深与浅，决定着考试质量的高与低；对考试与外部关系认识的是与非，决定着考试的存与废。随着人类对考试认识的逐步深入，遵循考试的规律性，把握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考试过程的严格性、考试内容的科学性、考试形式的有效性，我国的高考制度将走向更加理性、公平、多元。

9 “后百家讲坛”时代到来

《百家讲坛》成功的关键在于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当然还有历史人文的内容选择这一因素。《百家讲坛》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在于学术通俗化的努力。然而，随着“百家讲坛”的走红，使得知识精英对其学术性提出质疑，甚至发生了“十博士联合倒于”的事件。今年一度传说说书人单田芳有望登录《百家讲坛》开讲林则徐，湖北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已先期应邀到《百家讲坛》试录《水浒》，河南公务员李蕾则成功登陆，讲了4天《红旗渠的故事》，这些非学者陆续登陆“百家讲坛”都在不断强化着《百家讲坛》的说书性质，从学者立说到说书倾向，开始了“后百家讲坛”时代。

评论：不能说《百家讲坛》讲的不是学术，易中天讲三国，刘心武讲红楼，于丹讲论语，姚淦铭讲老子，阎崇年讲满清，钱文忠讲玄奘，蒙曼讲武则天，纪连海讲和珅……它们虽然不同味同嚼蜡，生硬干燥的学术论文，那也可以说，他们是把那么学术性的东西涂上了一层糖衣，甚至变成了一种糖果，使得大众在咀嚼起来不再大皱眉头，甚至是糖不离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无奈。

10 话剧百年提出诸多问题

五千年华夏，文化源远流长，百年纪念不可胜数。2007又遇中国话剧百年盛世。从4月开始，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委共同举办了百年系列纪念活动，诸如经典剧目展演、出版发行话剧百年剧作选、话剧百年进校园活动，等等。各地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仅年内在上海登台的民间话剧就将超过60部，演出高达2000余场。

自1907年李叔同开创“春柳社”，话剧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道路上沧桑无数，荣光无数。虽然话剧的舞台从未落幕，却也是苦水满腹。电影、电视或其他现代视频技术的发展，其他的娱乐媒介的兴起、当代观众观赏趣味的多样化等因素，给话剧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之愈发曲高和寡，甚至“沦为”贵族艺术。

评论：其实，在诸多珍贵的艺术门类之中，话剧的人文性是最值得景仰的，它直面“人”性，不仅积极思考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对人性复归进行张扬和呼唤，而且追求对人的内心的透视，对人的灵魂的分析以及对主题的诗化、哲理化和多义性的思索。也正因为此，才好理解为何在话剧百年华诞之际，人们不约而同地对它提出如此之多且近乎苛刻的问题，比如，在话剧百年的今天，我们将拿什么来奉献给这门百年艺术？如何创作新作、如何面对观众？一个世纪前话剧形式从西方引进中国，经过百年发展，现在它和世界戏剧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对西方和世界上的当代戏剧的意义是什么？它和世界当代戏剧的发展是否有脱节的现象？是否发展出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化话剧？……殷殷爱护之情，尽在其中。

国外篇

1 欧盟50年：纪念与沉思

今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欧洲各国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3月14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与《金融时报－商业》（FTB）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欧盟：未来50年”的大型讨论会，邀请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50位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领袖，就欧盟的未来展开辩论，会后出版了文集《欧盟：未来50年》。3月23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新社记者的访问。在这篇题为《欧洲现在需要什么？》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对欧盟发展的现状发表了审慎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确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在欧盟内部完善治理和发展政治行动的能力。他指出，《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成员国的全民公决所否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化欧盟发展的阻力来自人民。实际上，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存在着支持巩固欧盟的“沉默的大多数”。5月9日是“欧洲日”，当天10多位欧洲的诺贝尔获奖者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在欧盟议会主席珀特林的主持下，对欧盟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赞赏欧盟是人类解决冲突与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范，但同时分别指出了欧盟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的语言壁垒，欧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质主义的冲击，以及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2 全球关注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今年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今年1月开始，从世界经济论坛、欧盟首脑会议、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到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国际会议都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2月，美国先进科学协会的一份报告说，干旱、热浪、洪水、野火和风暴出现越来越多，这是更具破坏力气候来临前的早期征兆。不久，英国学界对此提出疑议。3月17日，在英国慈善机构“科学常识”组织下，英国一群科学家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警告人类不能夸大气候变化的危险，并批评美国一些科学家和媒体用“灾难性”等字眼使全球变暖问题“妖魔化”，要求学界科学严谨地正视气候问题。6月5日，第36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冰川消融，后果堪忧？”，旨在促使各国更加坚定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变暖的决心。11月5日，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成为美国决策者面临的最重大的国家安全挑战之一，因为它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移民和水资源争夺战，并导致国家间力量重新调整。12月13日，世界气象组织宣布，过去50年中气温升高的平均速度几乎是过去100年中的平均速度的两倍。12月6日，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200多名专家签署了“巴厘岛科学家气候宣言”。该宣言呼吁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应对气候变化，确保全球气温升高不会比工业化之前超过2℃以上。许多学者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仍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优先解决问题，应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更清洁的经济增长，并启动进一步减缓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3 欧美宗教话语日渐活跃

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换，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今年初，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这与其说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辛格大主教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8月19日，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在《纽约时报》发表，当期的封面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份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之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政教分离和宪政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访问。与此同时，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达近900页的新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出版，该书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探讨了“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处理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

4 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前景

普京的总统之路可谓成就非凡，美国《时代周刊》因此把他选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明年普京将结束8年的俄罗斯总统任期，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将出任其政治伙伴梅德韦杰夫总统下的政府总理。很多政治评论家都预言，普京时代还将继续，但是接下来的梅—普体系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普京体系。因此，2008年以后俄罗斯的景象引起政治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普京的个人威望无人能及，即便是梅德韦杰夫也难望其项背，梅—普体系头重脚轻，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学者认为普京的总理权限将加强而总统的职权将受到削弱。尽管普京亲自否定了这种猜测，但是即便总统和总理职权在法律层面不会修改，而普京的个人威望远远盖过梅德韦杰夫，可能会导致某种事实上的总理制的形成。实际上这个问题考验这两个俄罗斯政坛顶级选手的政治智慧，能否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严峻课题。还有学者还认为，普京出任总理对自己政治前途并不利。按照俄罗斯宪法，总理主要负责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在未来几年这很可能就是俄罗斯问题的爆发点，处置不当就会使普京的政治威望毁于一旦。如果这种假设成真，又将考验梅—普体系的稳固。不过，学界普遍认为，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政治理念基本相同，也认同普京的治国方略。因此普京的路线会得以延续，而且普京担任总理进一步保证了既有的各种政策会继续得以贯彻，所以现在还不是谈论“后普京时代”的时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

5 学术与政治：英美学界的正面交锋

2007年5月30日，英国高校联合会在巴勒斯坦工会的呼吁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其成员（即全英国的学者、大学教师、研究员以及在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界工作的人员）提出，禁止与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目的是为了向以色列施压，敦促其改善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该决议以绝对的多数票通过，并决定将考虑在明年实施。第二天，英国最大的公共事务员工工会表示，也将考虑抵制活动。英国学界认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如果学术界对此听之任之，就是与占领者合谋，共同欺压巴勒斯坦人。因此支持制裁者认为，应该对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实施全面制裁，以帮助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该倡议提出后，立即在英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美国学界普遍认为，该倡议带有浓厚的反犹太主义色彩，学术制裁破坏了学术观点的自由交流，干涉了学术自由。有学者将制裁斥责为“麦卡锡式的反知识分子主义”，称其为赤裸裸的歧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博林格尔、纽约市耶希瓦大学校长理查德·M.乔、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等人均发表观点，谴责英国高校的制裁行为。到8月初，美国已经有大约300所大学校长在抗议英国高校联合会的倡议书上签字，他们表示，如果英国高校联合会坚持制裁，那么这些大学愿意与以色列大学同样被制裁。此外，还有8400名个人针对制裁提出，拒绝参加任何把以色列学者排除在外的学术活动。该事件显示并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争论。

6 美国次级债风波的影响

2007年3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被停牌，新世纪金融与其他20多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面临破产。至8月，美国发生了次级债风波，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向市场注入资金以防金融市场动荡。9月20日，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表示，若不降息，美国经济可能陷于非常严重下坡。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认为，各国央行应该对经济基本面受到损害的征兆保持高度警惕，但在此类现象实际发生之前，应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轻举妄动。否则央行的行事准则会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会怀疑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基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考虑而做出的，而是受到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或其他特定市场的掣肘。12月，美国等国家宣布联手向短期拆借市场注资以缓解流动性不足。对于美国次级债，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美国次级债问题是十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如不能有效应对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后果。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影响范围较为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将较小。学者们指出，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作出更深入的审视，也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但总的来讲，现在谈美国次级债的影响尚为时过早。

7 委内瑞拉政局何去何从

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12月2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与会，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这本身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及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次会议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高度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

8 解决“两核”问题尚需时日

接近岁末，多年来一直困扰国际社会的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突然间都有了意外的进展。美国于12月3日发布了一份对伊核问题的重估报告，确认伊已冻结其核项目和铀浓缩活动；同一天，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抵达平壤，宣布“朝鲜的去核化意愿十分坚决，美国等相关国家对此很感到满意”。然而，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防核扩散专家阿斯库莱和以色列国防安全与情报专家哈姆关于美国对伊核问题的重估报告评论说：“新报告并不排除伊朗继续寻求核武器的可能性。伊民用铀浓缩正在加速进行，可随时重启核计划，并具备开发核武器的技术设施，此外伊惯于隐藏其核设施和活动。”12月5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称：“新报告是美国中了伊朗的反间计”。美国防部长盖茨在１２月８日“麦纳麦国际对话论坛”上仍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仍是一大威胁。”国外东亚事务专家认为，朝核问题的新突破是因为美国深受伊拉克问题及伊核问题困扰，为了缓和国内外压力而表现出了一定的耐心和让步。如果就此断言朝弃核过程会一帆风顺为时尚早。完成核设施去功能化及核计划申报并不等于完全弃核，特别是如何处理朝鲜声称已拥有或是否还有隐瞒的核武器及核材料问题。朝核问题的进程和解决始终有赖于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任何单元的缺失都会对朝核问题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局势带来难以预料的变局。

9 泰勒与德沃金分获学术大奖

3月14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授予2007年坦普尔顿奖，获得80万英镑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坦普尔顿基金会现任会长在授奖时说，在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他经常是孤独地坚守在精神维度的研究领域，对公共政策、历史、语言、文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其它侧面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泰勒认为，需要对“人类的暴力趋向”予以新的洞察，这可能包含着要对人类寻求意义和精神方向的努力（在其中对暴力的诉求是某种颠倒和歪曲）作出一套完整的阐释。

今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捧得，奖金为75万美元。挪威议会于2003年设立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国际纪念基金，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杰出的学者。在最近30年间，德沃金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留下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几乎每一个对该领域的贡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工作相关。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德沃金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创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法律理论，这一理论将法律植根于道德，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将抽象的哲学观点与那些具体的对法律、道德和政治的日常关切相关的论辩相结合。在德沃金之前获过此奖的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舍穆尔·艾森斯塔特。

10 2007年：逝去的大师

2月28日，美国当代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爵士（Arthur M. Schlesinger, Jr.）因病逝世，享年89岁。施莱辛格28岁以《杰克逊时代》获普利策奖。1957年至1960年他先后出版三卷《罗斯福时代》，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1965年肯尼迪过世后，他发表了《约翰·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日》，被先后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78年的《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再次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施莱辛格的最后一本书《战争与美国总统》2004年面世，书中对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作了激烈的批评。

3月6日，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摄影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因病逝世，享年77岁。鲍德里亚最著名的《消费社会》以特殊的需求理论解读了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他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并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相结合，代表作包括《符号政治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和《仿真与仿像》等。

6月8日，当代西方思想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病逝世，享年75岁。他早年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汇集了对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随后他在《实用主义的后果》和《偶然性、讽刺和坚实性》中提出新实用主义主张，确立了反本质主义立场，被视为“反哲学的哲学家”。

11月10日，美国知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病逝世，享年84岁。梅勒的作品始终将矛头对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被称为美国的“文学良心”。其成名作《裸者与死者》不仅揭示出战争的真实面目，而且剖析了更为深广的社会与历史问题。1968与1979年，梅勒先后凭借《夜间的军队》和《刽子手之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2005年被授予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

11月13日，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辞世，享年89岁。他是比较法学、国际法学、法史学、社会主义法学以及法律与宗教关系领域的先驱人物，著有《法律与革命》和《信念与秩序》等。伯尔曼对中国当代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演讲集《法律与宗教》，其中“法律必须被人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被频频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