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刘爱敏：晁公武的目录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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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9日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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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晁公武是南宋著名的目录学家，《郡斋读书志》是其代表作，版本有袁本、衢本之别。《郡斋读书志》对目录学的贡献体现在：图书分类既有因袭，又有创新；总序、类序和小序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提要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读书志》最大的特色和贡献。
关键词：晁公武 目录学 《郡斋读书志》
一、出身、生平、著述
晁公武(1105—1180年)，字子止，南宋澶州清丰(今山东巨野) 人，出身于官僚世家。五世祖迥，高祖宗悫，均以文章德业著称，宋真宗、仁宗两朝，父子继掌内外制。仁宗赐宅第于京师昭德坊，故后世子孙多以昭德为号[1](卷三百五)。晁氏一门，人才辈出。祖端彦，官至秘书少监，开府仪同三司，文章书法，朝野宗尚。伯祖端禀，曾知尧山之县，著杂文数千言。与祖父同辈者，还有端有、端礼。端有长于诗；端礼工于词。父冲之，善为诗，为江西诗派二十五人之一，政治上不得意，隐居于具茨山，有《具茨集》传世。说之、补之、贯之、咏之与冲之为兄弟行，俱以诗文名于世[1](卷四百四十四)。
晁氏世代书香，家富藏书。晁公武自幼就开始研读家藏，博及群书。“靖康之难”后，公武举家避难入蜀，定居嘉定。绍兴二年（1132年），中进士，之后，在四川一带担任地方官。乾道七年(1171年)入京，除临安府少尹，后累官至吏部侍郎，以良吏见称。公武一生著述颇丰，仅见于书目记载的就有《昭德堂稿》六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通鉴评》十卷等十多种。对于《易》、《诗》、《书》和《春秋》，他分别撰写了《易古训传》十八卷、《毛诗古训传》二十卷、《尚书古训传》四十六卷和《春秋古训传》三十卷。他曾用国子监刻《九经》校勘《蜀石经》，撰成《石经考异》，并把《石经考异》同他收藏的《古文尚书》刻于《蜀石经》之后。可惜的是，其著作大部分已散佚，至今仅有《郡斋读书志》传世。《郡斋读书志》为其毕生精力荟萃之作，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被人们誉为“目录学之双璧”，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郡斋读书志》的问世及其版本
晁公武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的广博学识和家学渊源，另一方面，更受益于井度的赠书。可以说，没有井度的赠书，就不会有《郡斋读书志》。
井度，字宪孟，南阳人，在四川任职长达二十余年，曾官居四川转运使。他天资好书，常以俸禄之半传录异书。当时因为兵乱没有波及巴蜀，人间多有异本，井度闻之，常尽力搜求，必得而后已，因而家中积聚了大量藏书。公武为井度的属官，两人平日交情甚笃。井度临终，“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有；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有，恐不能保也”，因而把自己平生所聚五十箧藏书，悉数托付于公武：“今举以付之，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归焉，不然，则自取焉。”[2](《自序》)井度藏书，合公武藏书，除去重复者，有二万四千五百卷之多。丰富的藏书成为公武《读书志》重要的著录对象。公武遂于公务之馀，开始了“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2](《自序》)的工作，并据此写成了许多读书笔记，从而开创了—代私家撰写解题目录的先河。由于晁公武的《读书志》是在四川荣州郡斋写成的，所以名为《郡斋读书志》，又因晁氏世居京师昭德坊，故又名《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南宋初，公武门人杜鹏举首先刊《读书志》四卷于蜀中，这四卷本是公武所校井氏书。其后公武另一门人姚应绩增公武所藏书为二十卷本。因此，《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记载晁公武《读书志》二十卷，目录类则记为晁公武《读书志》四卷[1](卷二百三)。
《读书志》有袁本、衢本之别。淳祐九年(1249年)，宜春郡守黎安朝刊刻了《读书志》蜀中四卷本，并以赵希弁(袁州宜春人，宋太祖九世孙，江西漕贡进士，秘书省校刊，家富藏书)家藏书为《附志》一卷，合为五卷。同一年，信安郡守游钧刊刻姚应绩编订的二十卷本于衢州，是为衢本。黎安朝见到了衢本之后，复于第二年，即淳祐十年(1250年)，在四卷及附志后加上他与赵希弁从衢本中摘录的、其前一年所刻四卷本中没有的图书，成《后志》二卷，又把衢本与原四卷本《读书志》同书异名，或入类不同者，以及原志有而衢本无者，撰为《考异》一卷，合刊于袁州宜春郡，这就是袁本[6](P2215)。此袁州真本明清时少为人知，直到六百多年后，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图书时，才发现袁本宋刊仍在。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1937年又收入《四部丛刊三编》。袁本宋刻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衢本的宋刻原书失传，无从得见，清初仅有传抄本。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吴门汪士钟艺芸书舍得瞿中溶所藏衢本旧抄，托李富孙、黄丕烈雠校付梓，即汪氏艺芸书舍刊本。此本曾多次补刻，定本难确，其中错讹也较多，已非衢本之旧。至清光绪十年（1884年），长沙王先谦以汪刊衢本为底本，以旧抄衢本校考，并以袁本予以订补，改正了汪刻中小学类错简及其据《文献通考》而臆改之误，加上了袁本之附志，补目录，附校补，悉载袁本、衢本之序跋及有关考证文献等，合为二十卷，附志两卷刊行。这个王氏光绪刊本，被人们认为是衢本《读书志》最精审、完善的传刻本。
关于两本异同，1、在分类方面，袁本书目采用四部分类法，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解、小学十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史评、职官、仪注、刑法、地理、传记、谱牒、目录十三类；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天文历算、五行、兵家、类书、杂艺术、医家、神仙、释书共十七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计四部四十三类。衢本分类与袁本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子部天文历算类分为天文和星历两类，集部增文说类，计四十五类。在图书归类上，两本也有些不同。大约有近五十种书袁、衢两本归入不同类目中。另外，同一书两本虽归入同类之中，但也有前后顺序不同者。2、在序和提要方面，袁、衢两本基本相同。四部大类前有类序，概述该部类的分类情况或学术流别；每小类前有小序，附于该小类第一种书的提要中；每书之下皆有提要。但在提要文字方面，两本多有差异，主要表现为有些书的提要袁本比衢本简略。两本相比，孰优孰劣，历代学者看法不一。我们应当二者兼备，择善而从。
三、晁公武对目录学的贡献
《郡斋读书志》是晁公武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目录著作，我们就以此书来评价晁公武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一）图书分类既有因袭，又有创新。
分类体系上因袭了隋唐史志目录和宋仁宗时官修《崇文总目》的“四分法”[4]。他之所以采用“四分法”，晁公武自己说，是因为当时的“史集猥众，若依《七略》，则多寡不均，故亦分为四部”[3](卷一P895)。与《崇文总目》比较，在类目设置上，又有创新，表现在：史部中去掉了氏族类与岁时类，增加了史评类和谱牒类；子部则删去了艺术类、五行类、卜筮类和道书类，合算术、天文占书和历数类为天文历算类，增加神仙和杂艺术类；集部去掉了文史类，增加了楚辞类和文说类。其取舍完全是根据图书多少及他对图书学术类属的认识而定，以类目必须反映学术和文献实际为设类原则。如增加史评类，是因为自南朝刘勰撰成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专著《文心雕龙》和唐刘知几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后，文史评论之风日盛，有关著作日渐繁多。增加神仙类，是由于隋唐之际“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杂然与儒者抗衡”[2](卷十P683)。晁公武还分析了当时文学著作体裁及数量增多的情况，特地增加了文说类。
（二）总序、类序和小序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读书志》的“总序”概述了从《七略》六分法到晋《中经新簿》四分法的演变，并且说明了选择四分法的缘由。其四部“类序”则是对各部所设类目及其学术源流作了说明。如史部类序，列举了此部包括的十三个类目后，特别提到：“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2](卷五P588)这是对史部三种主要体裁史书的源流及其特点的简要阐述。最后还说：“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2](卷五P588)这从目录学角度，说明了《读书志》在分类、设目上的因袭轨迹。这些显然都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至于各类的“小序”，同样具有这个作用。如经部书类，在第一部书《毛诗故训传二十卷》之后有这样一段叙述：“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取其三百一十篇为经，后亡其六。汉兴分为三：申公作训诂，号鲁《诗》；辕固生作传，号齐《诗》；韩婴作传，号韩《诗》：皆列学官。最后毛公《诗》出，自谓子夏所传。公，赵人，为河间王博士。五传至东京，马、贾、二郑皆授其学。魏晋间，鲁、齐《诗》遂废而韩《诗》仅存。毛公《诗》独行至今世，谓其解最密。其序萧统以为卜子夏所作，韩愈常以三事疑其非，至介甫独谓诗人所自制。按：东汉《儒林传》曰：‘卫宏作毛《诗》叙，善得风雅之旨’；《隋·经籍志》曰：‘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所润益。愈之言盖本于此。韩《诗》序《芣苡》曰‘伤夫也’，《汉广》曰‘悦人也’。序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也，不应不同若是。况文意繁杂，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论也。”[2](卷二P563)在这段文字中，晃公武不仅引述前人的看法，而且常直陈己见，叙中有证。使读者对《诗经》的流传情况及学术源流获得概略的了解，从而达到辨章学术、指导治学的目的。
（三）提要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读书志》最大的特色和贡献。
我国传统目录学认为，最完备的目录体例，应是一有书名篇卷，二有总序、类序，三有解题。解题又称叙录或提要，有介绍图书内容、作者、版本及学术源流和品评图书优缺点的重要作用，所以历来受到目录学家的重视。我国最早的提要目录，当推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但这两本书唐末已经散佚不存，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虽然保留了《七略》的主要内容，但因史志目录只是史书的一篇，不能容纳太多的内容，故提要被删去。《隋志》也是仿《汉志》，没有提要。我国古代撰写提要目录的传统，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期间，不仅没有得到发展，相反却衰落了。就连王俭所撰颇有影响的《七志》，也是“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5](《经籍志》)。直至宋仁宗景祐年间编成《崇文总目》，确立了将作者、内容、篇卷作综合介绍的完备的叙录体解题形式，才算恢复了叙录体书目的传统。《读书志》是仿《崇文总目》之作，而《崇文总目》的解题自南宋便被删去，仅存书名，所以晁公武的《读书志》是现存最早的书名、大小序和提要俱全的目录学著作。
《读书志》提要著录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编撰目录提要的典范，对目录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后人读书治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故提要尤为《读书志》之精华。从内容和作用上可归为四类。
1、 介绍作者详略有法。
晁公武在别集类第一部书《蔡邕传》的提要后，对如何著录文集类作者略历作了说明：“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理亦附见，馀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2](卷十七P724)说明他在提要中记作者的方法是，凡正史有传其事详载者，便只重评其学术和著作，于其本身则略记；只有在正史中没有传或正史记的有遗漏时，才在提要里详记。他之所以要详论作者，是为“庶后有考”。不但集部书提要记作者如此，其他部类记作者的方法，也是如此。
2、 评述内容简明精当。
评述内容包括解释书名、说明写作缘由、列书之篇卷、结构等，并评论其价值。《读书志》中对图书内容的评述大都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如经部小学类《翰林禁经八卷》提要为：“右唐李阳冰撰，论书势笔法所禁，故以名书。”[2](卷四P583)《匡谬正俗八卷》提要为：“右唐颜籀师古撰，以世俗之言多谬误，质诸经史，刊而正之。”[2](卷四P581)简要地解释了书名。又如经部诗类《韩诗外传十卷》，晁公武评为其“称外传，虽非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2](卷二P563)简明恰当。再如，史部杂史类《吴越春秋十二卷》是后汉赵晔所撰，晁公武 仅用“内吴外越，本末咸备”[2](卷六P603)八字就准确地评价了全书的内容。
3、 偏重考证、辨伪。
晁公武撰写提要，偏重考证和辨伪，为人们研究、利用这些书籍，提供了很大便利。如《赵歧孟子十四卷》，是孟子撰，后汉赵歧注。赵歧认为《孟子》内篇是孟子所作，“秦焚书，以其书号诸子，故得不泯绝，又有外书四篇，其书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而韩愈认为内篇为其弟子所汇集，不是孟子自作。晁公武对该书进行了考证，认为“歧之言非也”，认为，一《孟子》内篇非孟子自作；二《孟子》有散佚，故秦焚书时得不泯绝，也非。三外篇不能洪深也非。具体考证如下：“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无恙时所见诸侯不应即称谥。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后人追为之明矣，则歧之言非也。《荀子》载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弟子问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扬子》载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书皆无之，则知散佚也多矣。歧谓秦焚书得不泯绝亦非也。或曰：‘岂见于外书邪？’，果尔，则歧又不当谓其不能洪深也。”[2](卷十P639)诸如此类的考证还很多，使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得到澄清，从而为人们治学提供了方便。
晁公武同时还注重辨伪。如：子部五行类《武侯十六策一卷》提要为：“右蜀诸葛亮孔明撰，序称‘谨进便宜十六事’：一治国，二君臣，三视听，四纳言，五察疑，六治民，七举措，八考黜，九治军，十赏罚，十一喜怒，十二治乱，十三教令，十四斩断，十五思虑，十六阴察。陈寿录。孔明书不载此策，疑依托者。”[2](卷十四P687)注明此书可能是伪书，提醒读者注意。又如：经部易类《卜子夏易十卷》提要：“旧题《卜子夏易传》。《唐·艺文志》已亡子夏书。今书约王弼注为之者，止杂卦。景迂云：‘张弧伪作。’”[2](卷一P552)这里，公武引书目记载说原书已佚，然后引用他人之说，考定此书为伪书。
4、注意著录版本。
我们知道，尤袤《遂初堂书目》开目录书著录版本的先河。但早于尤袤的晁公武，在《读书志》中，已注意到对图书的不同版本加以著录。如经部论语类《石经论语十卷》提要写到：“右伪蜀张德钊书，缺唐讳，立石当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脱两字，误一字。又《述而第七》‘举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上又有‘我’字；《卫灵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后其食’作‘后食其禄’。与李鹗本不同者此也。”[2](卷四P579)尽管《读书志》关于版本著录的并不多，但不能否认它对后世著录版本的影响和启示。
《读书志》体现了晁公武卓越的目录学思想，对后世的目录学产生了极大影响。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无论在解题体例还是著录内容上都对此书多有借鉴。凭《读书志》一书，晁公武就可称得上是我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值得后人重视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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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衢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附志两卷[M]．北京：现代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刊本，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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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四库全书总目[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刘爱敏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