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文]徐复观：痛悼吾敵 痛悼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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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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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一九六七年)大約是春末夏初我在香港接到金耀基先生來信﹐說殷先生因胃癌入台大醫院動了手術﹔但癌菌已散佈開了﹐只有三個月到六個月的壽命。雖然十多年來﹐在文化﹑思想上﹐殷先生由「我的朋友」變成了「我的敵人」﹐但當我接到金先生的信後﹐心裡難過了好幾天﹔隨即函托金先生設法代我送了三千元的醫藥費﹐不管他願不願意接受。六月末﹐我由香港返台﹐到他家裡去看他﹐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精神很健旺。他突然看到我﹐也和過去在傅偉勳先生婚禮上突然相遇的情景一樣﹐態度有些生硬。過了一會﹐又大說大笑起來。當時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正鬧得天昏地暗。我告訴他﹐不論他们怎樣搞﹐但我們民族﹐是熬得起苦難﹐最後一定會站起來的。他聽了我一番半分析﹑半安慰的話顯得十分興奮﹐我半開玩笑的說:「你們過去從語意學上反對『國家』『民族』的說法﹐但實際﹐假定我們沒有對國家民族的真誠的愛便不會寫許多文章惹出許多麻煩。在我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自然而然的是一個愛國者。你不會例外!」他很嚴肅地承認了我的話﹔他在談天中﹐不斷流露出對國家民族﹐有如赤子之心的熱望。他所反對的﹐是把國家民族當作滿足私人權利慾望工具的情形。
前年七月我接到殷先生來信想到東海大學來看我﹐我回信歡迎﹐他來後住了四天﹐經常和我談到文化問題﹐我發現他的態度已經有些轉變﹔他對中國文化﹐保持他審慎地敬意﹔他認為他有關中國文化的一部著作（我始終未看到這部書所以對書名記不清楚）犯了不少的錯誤﹔他認為邏輯實證論沾不到價值問題﹔而價值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靜心地聽﹐避免主動地說出我自己的意見﹐怕出言不慎﹐刺傷他病後的身體。但有許多話﹐是他過去決不肯說﹐決不肯承認的。我驚奇地問:「你怎會有這種轉變呢?」「我是受了近年來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前不久﹐他在病榻上告訴陳君鼓應﹐又多補出了三個轉變的原因:一﹑他對故鄉生活的回憶。二﹑他的學生張灝。三﹑半個徐復觀。就我的了解﹐他所說的轉變原因﹐除了對故鄉生活的回憶最為深刻外﹐其他的都是外緣。真正的原因﹐是中國文化乃在憂患中形成﹐也只有在憂患中才真能感受。他這幾年正陷在深刻地憂患之中。
在四天中﹐他又談到哈佛大學中的某一部門請他去做研究工作﹐但還沒有拿到出境 證的問題﹔問我有無辦法。我說:「他們所以如此﹐是怕你在美國罵他們。你對這一點怎樣?」「在國外決不會罵他們﹔這完全是他們不了解我。」我十分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便向他建議:「你最好直接寫一封信給某君﹐他應當有此智慧。」他接受我的意見﹐並說到我與某君是老朋友﹔我告訴他:「政治圈中沒有老朋友不老朋友的問題﹔但你若要我寫一封信﹐我便以最負責的態度寫。」事情一切照辦了﹐他依然沒有出去。但當他要退回不准開課的台大聘書時﹐我曾力加阻止。
自此之後﹐我經常惦念著他。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又一直沒有去看他。今年六月末﹐我參加台大哲學研究所畢業生的口試﹐知道他因舊病復發而進了醫院﹐我趕去看他時﹐他已回家休養。八月初我去看他﹐為了給他以安慰﹐向他說:「不論如何﹐你所表現的一種反抗精神﹐在中國長期專制的歷史中是非常可寶貴的。僅這一點﹐也可使你不朽。」「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我希望徐先生也要走超越的路。」我了解他所說的超越的意思﹐笑著說「我也早超越了﹐只是超越不了漢奸。」
他和我熱烈地談到文化問題。他向我說:「我們不能說雅斯帕斯（K.Jaspers）不懂科學。但他有句話我震驚!他說:『即使知道了一切科學知識﹐對人的自身依然是一無了解﹐一無幫助』。」他由此滔滔不斷的談到不能僅以科學來代表文化。不能認為沒有科學時代的人的生活即是不幸福。科學成就對人類之為禍為福﹐尚很難斷定。最重要的是人生價值問題的解決。他說:「許多講中國文化的人﹐極力在中國文化中附會些科學﹔這實際是把科學的分量估計得過重﹐以為中國文化中沒有科學便沒有價值。實則中國文化中即使沒有科學﹐並無損於它的崇高價值。不過對中國目前情形來說﹐以嚴格的方法來界定知識﹐檢別知識﹐當然是重要的。」諸如此類的話﹐說得很多﹔都表現出他很高地智慧。我勸他把這些意見﹐不要用論文的方式﹐而只用語錄的方式寫了出來。他說:「現在天氣太熱。決心從十月一日開始寫。」又說:「我希望還活五年﹐完成對中國文化的心願。」我聽後心裡非常酸楚﹔他的病情怎能拖到十月一日?怎能還活五年?好在我對他的提議﹐他終於要他的學生陳鼓應﹐零星地紀錄了一些。我曾向幾位朋友說:「海光因為對學問的真誠探索﹐到現在﹐他的思考﹑體認﹐開始進入到成熟的階段。假定能再活二十年﹐必定有很高地成就。他得這種病﹐是我們學術上的不幸。」後來有位學生把我的話轉告訴他﹐他在床上痛哭了一陣。
八月二十五日﹐陳鼓應送來由殷先生口述﹐陳君筆記﹐並由殷先生簽名的一封信﹐這可能是他最後寫給朋友的一封信﹐所以抄錄在下面。
「佛觀先生: 八月十五日清晨﹐先生所提出在專制政體下純理思維難以伸展的問題﹐頗激起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甚為感謝。八月十二日﹐先生偕唐君毅先生來舍探病﹐引起我對當代智識之士的若干基本問題的思考。唐先生所樹立的為儒門風範﹐所成就的為道德理想﹐而非知識。以他的學術資本﹐思想訓練﹐和個人才力﹐顯然不足以完成他所要達到的目標和規模﹐古往今來﹐道德的奇理斯瑪人物﹐往往如此。相識二十多年﹐先生為光提到時常所厭惡的人物﹐但亦為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種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盪而成。一個時代創造動力的源泉也許辯正地孕育在這歧異中吧。現在復興中國文化的叫聲似乎頗大。然而一究其實﹐一過空泡而已。在我看來﹐對於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認知﹐尚是一大片未曾開拓的處女地。這有待真才實學之士的奮發努力。『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現實情况看來﹐今日若干知識份子的處境﹐似乎天小地狹﹔但就開闢觀念和知識的新天新地而言﹐則無限無窮。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於樹立一超越現實的自我。對外界的成敗譽毀﹐頗可不必計較。際此是非難辨之世﹐吾人必須學習隔難的智慧﹐抖落一切渣滓﹐淨化心靈﹐然後跨大鵬之背﹐極目千里神馳古今。但又同時能如現代的探礦師﹐對於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發展形態﹐及去脈來龍﹐能有真實的了解。先生如能將認知模式稍加調整﹐也許在這方面可能作進一層次的努力。光現與癌魔搏鬥。在不久的將來﹐果能康復﹐希與先生傾談上下古今﹐並請我吃腳魚與鰻魚。一笑! 謹祝康樂。殷海光一九六九﹑八﹑廿四。」
我讀完他的信後﹐使我更為他求生的熱忱而感到難過。
大概是九月七日或八日（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而記憶力又差﹐所以對日期記不清楚）我知道他的病情很惡化了﹐便再趕去看他。敲開門﹐殷太太說:「他完全不能講話﹐講話後就增加痛苦。」進去後﹐我和殷太太都不要他講話。但他堅持「徐先生來了怎能不說話」﹔他便斷斷續續地說:
「牛頓曾說他的成就﹐主要是他能站在巨人的肩上。你和唐先生﹑牟先生﹐對中國文化都有部份的功績﹔但在站在巨人肩上的這一點上﹐還嫌不夠（他接著舉出兩個美國社會學家的著作）。中國文化﹐不能憑藉四個人的觀念去把握。第一是不能憑藉達爾文的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把許多外人導入歧途（按中國文化﹐主要在成就人生價值﹔表現為道德﹑文學﹑藝術。這都是不應以進化觀念去衡量的）。第二﹑是不應該用康德的超驗觀念（按康德正是由西方文化通向中國文化的巨人。假定殷先生再活三﹑五年﹐便會修正這一意見）。第三﹑是不能通過黑格爾的體系哲學（按這有一部份是對的）。第四﹑是不能通過馬克思的思想。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這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因為怕引起他更多的話﹐所以我只靜靜地聽他說﹔並用手勢希望他不再說。他的話剛告一段落﹐我就走了﹐以便他能好好休息。他大概是九月十二日晚再進台大醫院﹐我十三日去看他﹐眼睛已是經常閉著。但當我告訴他「我有生之年﹐不會忘記你在信上所寄與於我的期待」時﹐他還從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十四日去看他時﹐已像一副骷髏躺在床上。十五日夜晚去看他﹐他精神卻好多了﹐我懷疑這是即所謂「迴光返照」。十六日沒有去﹐他便在這天夜晚死了。
中國二千多年﹐知識份子﹐一直在法家所提倡的賞罰二柄的驅策之下﹐絕對多數﹐漸漸變成了軟體動物﹔其特性﹐只有食色的享受才認為是真的﹐任何知識﹐任何價值﹐都覺得是假的。不僅不容易發現一個在人格上能自知愛重的人﹔也不容易發現一個在學問上真能尊重知識﹔追求知識的人。殷先生在學問上尚未臻成熟。並且對文化﹑政治的態度﹐常不免過於偏激。但由他的硬骨頭﹐真熱情所發出的精光﹐照耀在許多軟體動物之上﹐曾逼得他們聲息毫無﹐原形畢露。他由學術上的科學一元論轉變為科學價值的限定論﹐這是說明他對學問的熱情與誠意。他對唐﹑牟兩位先生﹐始終存有誤解﹔他未注意到他轉變的方向﹐正是唐﹑牟兩先生歷年來的主張﹐即是必須在經驗法則中成就知識﹐但僅靠知識並無建立人生價值﹐更不能代替人生價值的主張。不過他更瞧不起文化紳士們所信奉的鎮山神。他曾強調個人主義﹐但痛恨自私自利的人物。他把自己的屍體捐獻給醫院﹐這是他尊重科學﹐並把科學和愛心連結在一起的證據。我已經老了﹐在學問上能作進一步努力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希望後起有志之士﹐能從殷先生作人的品格上啟發自己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根基﹔能從殷先生在學術的轉變上﹐把握對學問探索的熱誠與方向。我於此﹐祝殷先生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