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一

“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这首谚语流传极广。关于戴柳的习俗，各处地方志中亦多有记载。如：明嘉靖刻本《尉氏县志》：“‘清明’，门前插柳，人各簪鬓。”^（１）明万历三十三年《嘉定县志》：“‘清明’，插柳于门，伐柳枝藏之，以为酿醋之用。”^（２）清乾隆四年《祥符县志》：“‘清明节’，男妇扫墓……妇女先归。攀折柳条，攒捆成束，载于车乘，归插屋檐，且佩带焉，下逮及犬猫不遗。”^（３）民国二十五年《阳武县志》：“‘清明节’，各神位及主前均供柳，并插于门上，曰为介子推招魂也……”^（４）民国二十四年《德县志》：“又，《岁时记》：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本地习俗皆于‘清明节’日行之。^（５）”民国二十年《义县志》：“（清明节）前一日为‘寒食节’。又缘介子推于是日焚死绵山，后人哀之，插柳以招魂。”^（６）

清明节或寒食节插柳、簪柳等习俗，多数地区认为起源于介子推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大意是：

晋公子重耳因国难流亡在外，途中迷了路，找不到东西吃。在饿得奄奄一息时绝望地说：“重耳饿死事小，只怕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出头之日了。”跟随他逃难的介子推听后想道：“公子在落难时仍不忘子民，将来必定是个贤君，我要救他性命，并尽力保他登上王位。”就偷偷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煮给重耳吃了。重耳知道后非常感激，说：“你如此待我，叫我如何报答呀！”介子推说：“说什么报答！我只盼望公子记住我这片苦心，日后多多关怀百姓疾苦，做一个清明的国君。”重耳当上国君后，对流亡期间跟随他的在大臣一一进行了封赏，唯独忘记了介子推。有人抱不平在他面前提起来，他才记起旧事，亲自带人到介之推的老家绵山探望，得知介子推已和老母一起隐入绵山不愿见他。有人献计说，介子推是远近有名的孝子，你只要放火烧山，他就会背着母亲跑出来。晋文公就下令放起了一把火。谁想漫天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也不见介子推母子的踪影。火熄之后再进山一看，介子推已身背老母抱着一棵大柳树烧死了。在他身下压着的一片衣襟上有几行血书：“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看罢，珍重地将这片衣襟放入袖中，又难过又悔恨，便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通令全国不许动火，一律吃冷食。第二年文公又带领百官到绵山祭奠子推，先在山下寒食一日，第二天上山一看，只见那棵老柳又发出嫩绿的新枝，便百感交集地折下一把，编了个柳圈儿戴在头上，群臣一见，纷纷效仿。晋文公便封这棵柳树为清明柳，定这天为清明节，民间也很快流传开了清明戴柳的习俗。^（７）

二

介子推的传说，论其年代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按其地域则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甚至中国周边的邻舍，如越南、韩国、日本等地。^（８）但正如大多数民间传说一样，它是在流传中不断发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有关介子推最早的记载当是《左传·僖公廿四年》（公元前636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９）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历史事实，亦是后来的介子推传说的原型。它的构成单元是：一、重耳落难，介子推跟随；二、重耳登基，赏众臣而不及子推；三、子推携母隐居而死；四、晋文公封田志过旌介。

在这段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介子推既是个一心事主的忠臣，又是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晋文公则是一个得恩忘报，赏罚不当，但最终尚能反躬自省，旌善补过的君主。这里还明确记载了介子推的结局是：与母偕隐，“遂隐而死”。具体怎么死的，没有交待。

这是公元前636年的事。三百年后，这个传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于公元前约340到278年的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１０）这里，屈原是借用介子推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情怀，缺少情节的具体描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介子推的故事已经发生的某些变化。首先是“立枯”二字，王逸注认为即是指介子推“抱树烧而死”。^（１１）只是对此目前尚有争议。^（１２）如果我们认定王逸的观点，那么介子推抱树烧死的情节就出现了。只是介子推为什么会抱树烧死，屈原没有讲。其次，《左传》中是“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屈原笔下则成了“封介山而为之禁”。“绵上之田”变为“介山”，并且增加了“为之禁”的说法。但是“为之”禁什么，是禁止别人入介山中，还是其他，比如禁火，或者如王逸所注，“又禁民不得有言烧死”，^（１３）我们就不得其详了。第三，屈原文中增加了晋文公“缟素”哭子推的情节。一国之君竟然衣缟素为一臣子哭，无疑突出了晋文公的悔意以及对介子推的歉意。

大约同时期，还有一则记载，出自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庄子·盗跖》。文中引用介子推与其他五人——伯夷、叔齐、鲍焦、申徒、尾生的事例，是将他们作为“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的典型，故而行文里没有提及晋文公如何悔悟的必要，因此它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介子推故事的片断：“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１４）但仅是这一片断，即可看出与《九章·惜往日》中的记录多有不同。其一，如果说《惜往日》中的“立枯”还有些语义含混的话，《盗跖》篇的“抱木而燔死”，除“抱着树被烧死”外已别无他解。其二，第一次出现了对割股疗饥情节的叙述。其三，介子推是因“文公背之”，怒而离去的。此中，以割股疗饥突出了介子推之“忠义”；而一“背”一“怒”，将君臣关系严重对立起来，至于“抱木而燔死”情节的出现，则大大强化了故事本身的悲剧色彩。

《九章·惜往日》和《庄子·盗跖》中新因素的出现，使得《左传》中一个基本可视为史实的记载，愈来愈具有了民间传说的性质。而两书中所出现的情节的不同，则说明当时的介子推传说至少已有两种异文。

民间传说的形成常常是一个逐层堆积不断丰富的“层累”的过程，介子推的传说同样如此。《庄子》以后，《吕氏春秋·介立》又有新的发明： “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１５）这里，《吕氏春秋》旨在推崇介子推的独立特行，远离世俗，不为名利所羁绊。至于传说的内容，它不采《九章》的“立枯”和“缟素而哭”，也不采《庄子》的割股疗饥和抱树燔死，而是另外增加了介子推赋诗公门和晋文公悬赏寻人。这就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传说的内容，使它更加曲折有致，耐人寻味。但是稍作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吕氏春秋》的记载矛盾多多：介子推既然“不肯受赏”，“不欲见而欲隐”，又何必自比一蛇，并且“悬书公门”、“伏于山下”？如此作秀，岂不是沽名钓誉、有污士节？再说“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似乎表明介子推已死或将死。已死者安能赋诗？准备去死又何必到处乱跑，让人家“遇之山中”？据说《吕氏春秋》的主编吕不韦曾将书稿张贴在咸阳城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１６），采取了这样的极端措施，怎么还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纰漏？对此，我们只能认为介子推的传说的在当时流传有多种异文，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则对这些异文兼收并蓄。由于异文之间多有抵牾之处，综合下来便难免首尾不能相顾。

对于这些疏漏，审慎的史学家司马迁了然于心，所以在《史记·晋世家》中，他以记载史实的《左传》为蓝本，对众说予以取舍，尽量合理地解决了上述矛盾。《晋世家》中关于介子推的文字很长，概略言之有以下几部分：一、司马迁舍弃了割股疗饥的情节。介子推一出场即是重耳返国途中，从亡者咎犯提出离开重耳，重耳以壁投江为誓，答应当上国君后厚待咎犯。介子推“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二、重耳复国称文公后遍赏功臣，只因受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影响，“未及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三、将介子推自作龙蛇之歌改为“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于宫门。”接下去的龙蛇歌中舍“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改为“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四、文公看见龙蛇歌后，说：“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派人去找，没有找到，“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舍去了火焚绵山的情节。^（１７）

《史记》中的介子推先于封赏而隐，禄未及身亦无怨，完全是一个节士的形象；而晋文公仅仅因为“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亦非忘恩负义之君。

不过，坦白地说，司马氏的记载仍有不妥之处。其一，既然早在重耳返国以前，介子推已“自隐”，又说 “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接下去为什么还会出现介子推与他母亲的那段对话以及偕母而隐的情节？而且将母子二人的对话放在 “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之后，很容易让人觉得介子推的隐居与未受封赏有关。以司马迁公之谨严而出现自相矛盾，很可能与《吕氏春秋》一样，也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介子推传说的各种异文广泛流行，深入人心，介子推和晋文公恩怨的历史真实很大程度上淹没在民间传说的汪洋大海之中。尽管司马迁很用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不采割股疗饥、抱木燔死的情节，但他终究无法将传说与历史真实间的差距填平。

《史记》以后，又有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的《列仙传》：“介子推，姓王名光，晋人也，隐居无名。悦赵成子，与游。旦有黄雀在门上。晋公子重耳异之。与出居外十余年，劳而不辞。及还，介山伯子常晨来呼推曰：‘可去矣。’推辞母，入山中。从伯子常游。后文公遣数千人，以玉帛礼之，不出。后三十年，见东海边为王俗卖扇。后数十年，莫知所在。”^（1８）显然，为了符合《列仙传》的宣扬主题，刘向在这里改造了介子推的资料，或者说是选取了另一种传说。《列仙传》中的介子推是一个功成身退、得道成仙的十足的隐士，既不同于《史记》中的隐士加节士形象，也不具有《庄子》中忠而焚死的悲剧色彩，其实就是与刘向的另一部作品——《新序》中的介子推相比，又何尝不大相径庭呢？

《新序·节士》记载：“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也，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成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谁之永号？’此之谓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１９）与前人的记载相比，《士节》中的内容又有了许多新变化。比如：它将晋文公封赏的情况具体化了；它说晋文公失去介子推后，不是封田，而是“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更大的变化是，文中增加了介子推与晋文公两段十分精彩的对话，以及对焚死情节的描述。这里，介子推不是因为未被行赏才一怒之下离去的——晋文公已经答应马上给他封爵封田，他离开的原因在于对自己作为人臣却“见察于其君”的遗憾，以及自己“无索于天下”的情怀。隐入介山后，晋文公想找到他。在找不到的情况下，有人提出焚山的建议，他们相信这样介子推就一定会出来，所以文公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介子推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结果焚死山中。所有这些都突出了介子推独立特行、不为名利所扰、坚守自己信念的节士性格，从而使得《新序》中的介子推形象比此前任何记载都更加鲜明和崇高。

非常有趣的是，同样作为刘向的作品，《说苑·复恩》中在以类似《史记》的笔触介绍过介子推的事迹后，又描写了虞人舟之侨： “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干，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朝；子欲禄耶？请今命廪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２０）除了故事的主人翁由介子推变成了舟之侨，以及一些用词有别之外，这段描写与《新序》中的记载何其相似！对此，我们可以做以下两种猜测，一种是舟之侨的故事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传说，介子推传说吸收了里面的成份发展了自己；第二种可能则是，虞人出于宣扬本土名人的心理而借用了介子推的传说做了偷梁换柱的改造。

介子推传说尽管异文很多，情节与主题亦有不同。但最迟在西汉后期，割股疗饥和抱树燔死两个情节在社会上已相当流行。比如韩婴（生活在文帝景帝时代）《韩诗外传》：“子以忠者为用乎？则鲍叔何为而不用？叶公子高终身不仕？鲍焦抱木而立，子推登山而燔？”^（２1）东方朔在《七谏》里写道：“子推自割而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２２）并且至少在汉代，民众认定为纪念介子推的禁火寒食习俗已在太原一带的民众中流行了。如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的《新论·离事》：“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之故也。”^（２３）《玉烛宝典》引《琴操》云：“晋重耳与子绥俱遁山野，重耳大有饥色，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流涕交颈，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２４）

随着禁火寒食习俗的流行，并于隋唐以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节——寒食节，介子推传说的流传范围更加广泛，内容上也越发丰富。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翰府名谈·洁惠侯记》云：“汾州灵严县东有山曰绵山，山下有洁惠侯庙，朝廷赐之号，其神乃世谓介子推也。昔文公遭骊姬之能，削迹燕赵，窜身齐楚，山潜水伏，昼隐暮兴，周流天下，起居坐卧，跋涉不舍者十九年，惟子推一人而已。洎文公复国，子犯辈无功而俱受官爵，独遗子推。国人哀其有德于君而不见用，因代子推为歌，而悬之国门云：‘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终不见处所。’文公见之，曰：‘此必子推之言。’乃思其人而用之。子推乃请于母曰：‘就仕乎？不仕乎？’母曰：‘二者汝宜深惟之。与其俯就一时之禄，不若成万世之名。’子推乃入绵田山不出。文公遣人焚山，意子推避火出山。是日烈风，火势雷动，玉石俱焚，草木尽灰，子推竟身为焦尸。里人悯子推之节义，横夭而不得用，乃记其死日。一曰阳来复，一百五日也。至其日，不举火，不炊饭，咸食冷物。自兹其日为寒食也。迄今天下皆如此, , 。”^{（２５）这段记载可以说是介子推传说的集大成者。较之以前诸说，除了没有割股疗饥之外，它在许多方面都做了发挥，比如，它将重耳流亡的情景详细化，将跟随重耳流亡的人削减为介子推一人；突出了介子推之母的形象；描述了介子推被焚时的惨烈火。所有这些，都应看作是民间传说日臻完善的结果。}

介子推传说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明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上有这段故事的描写，内容更加曲折详尽。^（２6）而随着插柳等新节俗的出现以及清明节吸收寒食节俗而兴起，这一古老传说又被添加进一些新的内容，用以解释清明节和插柳习俗的发生。本文开头引用那则白话传说，就是今年清明节从因特网下载下来的，可以认为是最当代的版本。而仅就故事中那首诗的语句，即可以认定它确实是民间的作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传说，比如植桂树和“足下”这一称呼的来历，噪仁鸟、妒女庙的传说，都与介子推这个人物有关。^（27）

三

介子推的一点史实，经过民众的加工，逐渐演变为流传广泛、跨越千年的民间传说，成为对寒食节起源的最普遍的民间解释。并且，寒食习俗由于依托着这一传说，从汉代到南北朝，屡屡遭当政者严禁而不止。甚至于到了当代，寒食节虽已为许多人所不知，介子推传说, 却依然可以称得上家喻户晓。另外，如当代学者裘锡圭先生语：“古人不信介子推焚死之说并对寒食起因另作解释的，并不少见。”^（２8）如《荆楚岁时记》寒食条注、《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唐李涪《刊误》、南宋罗泌《路史发挥·论遂人改火》、近代学者李玄伯《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等等，都不同意把寒食节说成是因纪念介子推而起。但是，一代代民众似乎并不理会研究者, 们的旁征博引、言之凿凿，依然我行我素，将介子推的故事传说下去。

为什么介子推传说具有如些强大的生命力？大概只有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所赋予、选择的介子推传说的文化意义中去寻找。

介子推传说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丰富、加工而成的，作为文学样式的传说，它并非是介子推这个历史人物的履历或生平传记，而只是取其中的某一点或几点作为凭依，来表达人们的社会理想。一个传说的文化意义，有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传说初起时率先赋予，但其最终，仍然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断淘汰和筛选的结果。民族集体无意识常常融汇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价值观念、是非观念、善恶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理想，它看似无形，却深深地潜伏在人们的心灵之中，它又往往超越时代和阶级的界限，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29）介子推传说的文化意义同样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自然选择。但是介子推传说又主要是一则民间传说，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民众是其主要的传播主体，因此，它又主要是广大民众的无声选择。

两千多年的选择结果，造就了介子推的多种文化性格。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性格占有不同的分量，具有不均衡性，但是这些文化性格却往往并存于传说之中。今天我们则可以透过传说中介子推的种种性格，来反窥这一古老传说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 国难见忠臣——君民朝野的一致追求。

《惜往日》说：“介子忠而立枯。”《盗跖》说：“介子推至忠也。”石勒的黄门郎韦氏不同意在全国恢复寒食，但还是说：“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30）其实，最早出现于《左传》中的介子推事迹，之所以能够被民众选中作为一个人物传说的原型去加工和流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包含着“忠臣不受赏”的故事内核。“树倒猢孙散”，世态中常见的是这种对落难之人的躲之惟恐不及。而跟随在政变中落难的公子，危险自然又超出一般，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离左右十九年之久，仅此一点，已足可以称为“忠臣”。但民众显然不满足于此，所以在民间传说形成之初，就被加上了割股啖君这样忠到极端的情节，使民众所选择的传说中的这层意义得到了强化。之后的不断演变中，这一意义不仅没有消解，反而逐渐提升。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史记》已经载明，重耳仓皇出逃时，“年四十三。从者五士，其余不名者数人。”^（３1）五士姓名俱在，介子推不在其列。早期传说也承认跟随重耳流亡的有多人，但到了《翰府名谈》中，竟成了跟随左右的“惟子推一人而已”。 由此可见传说的讲述人和听众们对“忠”字的渴求之深。

与奸相对的忠，原本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人人都希望别人忠于自己。但经验告诉人们，在利益和危难面前，忠诚不二者少而又少，因之能够实践“忠”字的人也就弥足珍贵。对忠诚的人生出爱戴、崇敬之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爱戴、崇敬超越了等级，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时代，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追求。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为了家天下的长久，又把“忠”字提到了违背人性的程度，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甚至被赐死时还要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介子推之忠自然也就成了朝野君民的共同选择。

2、百行孝为先——一个奇怪的孝子典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中国的传统伦理中为“孝之始”。 介子推呢，他不仅葬身火海，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连老母亲的生命也牵扯进去，按说与孝字实在无缘。我们在最初的记载中也找不出关于介子推是个孝子的说明，但在后来传说中，介子推总被冠以孝子之名。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孝的解释，已远远超出了孝的本义。孝本来不过是对父母长辈的尊敬和赡养。可在“明王以孝治天下”的理论和实践中，孝成了“德之本”， “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是“教之所由生”。 同时孝又是有分别的，天子有天子的孝，诸侯有诸侯的孝，卿大夫有卿大夫的孝，士有士的孝，庶人有庶人的孝。于士而言，“以孝事君则忠”，所谓“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矣。”^（32）所以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介子推既是个忠臣，自然也会是个孝子。更何况《左传》中还有介子推与母亲的对话及与母偕隐的一段情节。所以介子推被赋予孝子的文化性格就毫不奇怪了。“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33）亲自为《孝经》作序加注的唐玄宗，对寒食祭扫如此重视，对寒食节俗的发展无疑是个推动。寒食节在有唐一代达到极盛，假日亦由三日地增加到七日。这也很容易让人把介子推的传说与孝联系在一起。

一个孝字，和忠一样，也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具有整合人心的强大功能。

3、 辞禄远俗——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节士”。

在《左传》里，介子推就是一个清高狷介、不愿同流合污的士人。《吕氏春秋》、《新序》和《说苑》更将其作为不居功、不逐名利、坚持道义、远离世俗的节士典型。《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介子推之可贵：“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唾，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34）战国以降，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这一知识群体在权力结构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士的多样性和广泛的社会交往，形成了这一阶层中不同的人生追求。有以道义为己任者，有以功业为重者，有也以知识作为谋利之工具者。而在社会上，人们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士会有不同的道德评判。孟子曾说：“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则惑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35）这里的天爵指代儒家的仁义道德，人爵指称权势地位。显而易见，假如需要在道和权势财利之间作选择，理论上只能是先道而后势。儒家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潜伏在几乎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士人阶层的意识深层，也自然成了介子推传说广泛流传的思想基础。

4、 功成身退——功臣与忌主皆大欢喜。

隐士在中国的出现甚早，几乎与中国文明史同步。对于隐士，《易·蛊》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疏》云：“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36）再看介子推，无论像《史记》说的那样，早在重耳登基前就因为看不惯别人的邀功请赏而“自隐”，或者像《新序》中所讲，因为“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争而得财，廉士不受”而入介山之中，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隐士。其实，做一个真正的隐士并不容易，有赫赫功勋时做隐士就更不容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7）权位、财势对人的磁力是太大了。许多人终生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些吗？因此能够做到功成身退的人堪称凤毛麟角。介子推的隐居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无索于天下”的高尚情怀，必然为士人们所极力推崇。

另外，介子推的隐士身份也很为统治者欣赏。有功之臣往往居功自傲，以功邀宠，常常将最高统治者不放在眼里，并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每个新兴王朝建立之后，都面临着如何处置功臣的问题，介子推隐入绵山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后世皇帝们所乐意看到的。他们宁愿那些南征北战的功臣们都去做了介子推，省得他们去担“拉完磨杀驴吃”的罪名。因此说，在一定意义上，介子推也是皇帝为功臣们树立的一个楷模。《翰府名谈》中提到朝廷封介子推为“洁惠侯”，大概是看中了他的这个用处。当然，功臣们若看透了这盘棋，激流勇退也是保住身家性命的最佳选择。

5、忧国忧民——民众心声的代言人。

如果介子推这个人物的全部文化性格只是忠臣、节士、隐士和孝子的话，它就很难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中长久流传，因为它毕竟是臣与君之间的事，与老百姓的关系并不太大，甚至这些文化性格还会让理智的文人驳斥得一塌糊涂，比如清代李渔就曾经发了一段很长的议论，来对介子推的品格进行质疑，他说介子推“当其割股救馁之时，已先伏一求多之念于胸中矣”，割股疗饥不过是以“奇能异行”来“结嗣主之心，而来他日之非常之报耳”，而这又与易牙之烹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李渔认为如果不以焚山的办法而“榜示其功，招之使出”，或者“使人以物色求之”，介子推一定出山的，焚山时他之所以被焚死，是因为他不能像鸟那样容易地避开火苗，所以李渔说自己“不怪晋文赏功之太迟，而怪其求人之过急”。并认为“凡施恩而有责报之心，迨望之过奢、酬之稍薄者，未有不莫逆其始，而冰炭其终者也”。^（38）客观地说，如果传说中介子推的性格仅停于忠臣、孝子、节士、隐士方面，李渔的话就不能没有说没有道理，但他哪里知道在一般民众的心里，介子推早已成了爱民如子的民意的代言人？这只要看一看文章开头所引的那则传说就十分明晰了。民间传说中的介子推割股，并不存以今日之奇能异行来换取来日之厚报的心，而是因为看到了重耳是个爱民的有为青年，如果他不割股救饥，那么晋国百姓就可能失去这样一位能令他们安居乐业的明君。他是出于为百姓的幸福安宁来考虑问题并采取措施的。那首“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的诗是他施恩不图报一心为百姓的最好证明。在这里，介子推早已成为是一个不贪图个人名利，一心为民请命的民众代言人。

6、兔死狗烹——渲泄积怨的悲剧形象。

介子推传说的广泛流传还与其悲剧性色彩密切相关。如果这个几近完美的形象有一个善终的结果，则不会引起人们心灵上太多的震撼。但是介子推，这样一个人们理想中的忠孝双全、有节有义的人物，所遭遇的竟是中国人心目中坏得不能再坏的悲惨结局：有功不受赏不说，竟然与老母一起身葬火海，不得寿终。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它带给受众的是他们所崇信和渴望的东西被现实无情地撕破以后产生的足以动摇人的信念的失望和打击，它让受众不可抑制地对悲剧人物寄予最深切的同情，对造成悲剧事件的人充满愤怒与怨恨。而介子推的悲剧是谁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是重耳，是重耳的忘恩负义。中国人的观念中固然将施恩不图报视为美德，但也提倡饮水思源，提倡投桃报李；提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于是人们不能不对重耳生出怨愤之心。介子推自作或是时人代作的《龙蛇之歌》中，再明显不过地流露出了这种情绪。但是世上岂止一个重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历代帝王的惯常做法，西汉王朝更将这一俗语阐释得淋漓尽致。《史记》对《龙蛇之歌》的吸纳、介子推传说在汉代的广泛传播不能不说与这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不仅汉代，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没有达到“有道”的统治，统治者们的豪征暴敛、鱼肉百姓，在民众的内心底层，积压了太多太多的怨怒。这积压总想找机会释放出来。介子推传说正为这种释放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民众可以借介子推的遭遇，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深切同情和不平来发泄对当权者的怨恨和不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众对于介子推完美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为这种怨恨张本的，因为将人物形象塑造得越完美无缺，不幸的结局就越令故事本身的悲剧色彩显得浓厚，它在民众的内心激起的怨恨和同情也就越强烈。

当然，介子推传说的尾巴，即晋文公下令为介子推禁烟寒食，又命令插柳、过清明节等等，又都说明这位权势者良心发现，有所悔悟，这既是听故事人所希望的补偿性结局，统治者们也正好以此为例收买人心。

［注］

（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53页， 1995年版。

（3）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18页，1991年版。

（4）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84页， 1991年版。

（5）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114页， 1995年版。

（6）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第206页， 1991年版。

（7）２００１年从因特网上下载。

（8）越南有《寒食节与清明节》的传说，参见过伟主编《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56页。通过对韩国及日本留学生的调查，知两国亦有类似传说。

（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 《诗集传·楚辞章句》，第145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11） 《诗集传·楚辞章句》，第145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12） 裘锡圭先生在《寒食与改火》中说“古书中屡以抱木立枯的鲍焦与介子并提……所以也有人认为《惜往日》说‘介子忠而立枯’，是把鲍介二人的事弄混了。”并在文后注，许维遹在其《韩诗外传集释》中持此说。

（13） 《诗集传·楚辞章句》，第145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14） 王世舜《庄子新译》，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412页。

（15） “诸子百家丛书”《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87-88页。

（16） 《史记·吕不韦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7） 《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 “诸子百家丛书”《列仙传·神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9） 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六十六年版。

（20） 卢元骏《说苑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六十八年版。

（21）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22） 《诗集传·楚辞章句》，第242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23） 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4） 杜台卿《玉烛宝典》，《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25） 陈元靓《岁时广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26） 齐鲁书社1993年版《东周列国志》第三十七回《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又有介子推，原是从亡人数。他为人狷介无比，因济河之时，见狐偃有居功之语，心怀鄙薄，耻居其列，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甘守清璺，躬自织屦，以侍奉老母。晋侯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不见子推，偶尔忘怀，竟置不问了。邻人解张见子推无赏，心怀不平，又见国门之上悬有诏令：‘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许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门，报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厨下闻之，谓子推曰：‘汝效劳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劳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数钟之粟米，共朝夕之饔飧，岂不胜于织屦乎？’子推对曰：‘献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贤。惠怀不德，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据其功，吾方耻之！吾宁终身织屦，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老母曰：‘汝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庶不没汝割股之劳。’子推曰：‘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曰：‘汝能为廉士，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吾母子当隐于深山，毋溷于市井中也。’子推大喜曰：‘孩儿素爱绵上，高山深谷，今当归此。’乃负其母奔绵上，结庐于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将终其身焉。邻舍无知其去迹者。惟解张知之，乃作书夜悬于朝门。文公设朝，近臣收得此书，献于文公。文公读之，其词曰：有龙矫矫，悲失其所，数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数蛇入穴，皆有宁宇，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卫乏食，子推割股以进。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遗子推，寡人之过何辞？’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邻舍，诘问子推去处：‘有能言者，寡人并以官之。’解张进曰：‘此书亦非子推之书，乃人小所代也。子推耻于求赏，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劳泯没，是以悬书代为白之。’文公曰：‘若非汝悬书，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张为下大夫，即日驾车，用解张为之前导，亲往绵山，访求子推。只见峰峦叠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正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来，文公亲自问之。农夫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一老妪，息于此山之足，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之也。’文公命停车于山下，使人遍访，数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谓解张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闻子推甚孝，若举火焚林，必当负其母而出矣。’魏犨进曰：‘从亡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哉？今子推隐身以要君，逗留车驾，虚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羞之！’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周围放火，火烈风猛，延烧数里，三日方息。子推终不肯出，子母相抱，死于枯柳之下。军士寻得其骸骨。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祠祀之。环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农夫掌其岁祀：‘改绵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过！’后世于绵上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至今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各处，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预作干糒，以冷水食之，谓之‘禁火’，亦曰‘禁烟’。因此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遇节，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或设野祭，焚纸钱，皆为子推也。胡曾有诗云：羁绁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食君刳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只今禁火悲寒食，胜却年年挂纸钱。”

（27） 植桂树一事可参考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汾水》所引王肃《丧服要记》。“足下”这一称呼的起源及噪仁鸟、妒女庙的传说，皆可参考《岁时广记·卷十五》。关于用柳木作哀杖的来历，笔者在山东菏泽调查得来。当地葬礼上孝子要拄哀杖，而且哀杖须用柳木做成。这是因为介子推与老母隐居绵山时，老母亲年纪大，经常拄着一根柳木棍。文公下令烧山时，作为孝子的介子推去为母亲寻找食物，回来发现母亲已经被大火烧死，那根用做拄杖的柳木棍就在一边。介子推捡起来，痛哭老母。从此以后，凡是家里老人去世，孝子都要拄柳木做成的哀杖。

（28） 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收入作者论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9） 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载《文艺理论译丛》第1 辑。

（30） 《晋书·载记第五》，中华书局，

（31） 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32） 《宋刻孝经》，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年版。

（33） 王溥《唐会典》卷２３，《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发行。

（34） 《诸子百家丛书·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35） 《十三经·孟子·告子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36） 《十三经注疏·易·蛊》，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５页。

（37）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38） 《笠翁别集·论晋文公赏从亡而不及介子推》，《李渔全集》第一卷，第31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