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孙书文：学者专访（李衍柱、袁忠岳、夏之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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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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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难写是精神 ——访李衍柱教授
仁者乐山。有许多次在清晨中遇到踏山而回的李衍柱先生。朝阳亮丽清冽，镀在先生的怡然与沉静之上。踏遍青山人未老，悠悠回响的古刹晨钟，郁翠混沌的如海苍山，一泉一林，一草一木似都凝结着物华天宝、诗酒风流的氤氲地气。置身其中，该能歆享到同天地共息的醍醐润泽与寰宇寥阔。
书山亦与此山同，治文艺学已数十载的李先生又是在登学术之山中求一进境。其研究遍涉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等各个领域，又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领域用功最勤。
谈及治学之始，李先生念念不忘自己1961年入读第三届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的那三年岁月，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季羡林、冯至、何其芳、吴祖缃、缪灵珠……学术上的硕儒名师一时云集。一日为师，他们的风采、影响，终生不散，弥久弥显。或许，这正是李先生日后勤勉治学用功不辍的源头活水，精神的熏陶一生受用。
于学术，李先生主张，一是要“念自己的经”，独立思考，坚持独立性；一是要找到切入点，深潜下去，越深便越广阔，浅尝则止往往会一事无成。他赞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略。李先生治学是从文艺学范畴理论入手。他认为，范畴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有其特殊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说》、《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的典型，到《文学理想论》的“文学理想”，再到《文艺学范畴论》，李先生为自己开拓了一条风光无限的路。
与李先生对坐在山师大文艺学那阔阔朗朗、清清爽爽的新教研室，盛夏的溽热消融于自由往来的清风之中。依稀想起数年前与李先生的初见，那时的文艺学教研室还深埋于一实验楼的二层。已是薄暮，昏暗中与先生并行于回转的走廊，感觉着先生身上所传承的淡远的前辈学人的气息，那是一种明确而不浮躁的印象。于今日，也可以想象，山师大文艺学这个初具规模、教师梯队合理、气象蓬勃的省重点学科，正是李先生的欣慰所在。他殚精竭虑于此，而今又在为争创一流学科而奔波。
先生与新中国的文艺学一同风雨兼和。或许正是因为是经历了学术上、生活中的转折、坎坷太多，李先生对文艺学从依附于政治逐渐走向独立的大趋势颇感欣喜，又积极倡导“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百家争鸣”的开放学风。他主张，主导不要消除多元，有对话才有创新，百家争鸣才能百舸争流，才会不保守，日日新。先生觉得，这种局面的开创，需要学人的坦诚之心；坦诚之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意思有之，踏踏实实行事、力戒凌虚蹈空的意思也有之。他说，惟其如此，才能形成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李先生一贯积极扶持后学，为年轻学者创造机会，宽容新思路、新创见的存在，或许其用意也正在于此。正出于坦诚治学的追求，李先生的著作给人以“通”的感觉。所谓“通”，即能转益勤学，会通中西，眼光深远。深情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李先生描述自己的心中历程是，一开始唯此是听，经历中荒谬的岁月后，渐渐心存怀疑，又从存疑走向以科学的态度审视、辩析。先生认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在于其与实践并进，接受实践的不断修正，实践是其行于天下的后盾。
心怀坦诚，不失良知，这是李先生治学、为人的追求。他又感叹，坦诚是难的，要有勇气抛弃许多东西，要有信心挑战许多东西。他觉得，坦诚的前提是坦诚者自身要有其独特的价值，能为社会留下些有意义的东西；否则，便没有坦诚的底气。坦荡、真诚，李先生的苦乐也都在其中了。弘一法师有言曰：“一个人，自必要有与人不同处！而这不同处，才是真正的你。”不尚虚言浮行的李先生，一定会赞同此语吧。王荆公有“丹青难写是精神”，也是要“求个与人不同处”，这倘不是表面、抽象的旗号、招牌，此追求又可衍生出许多的人生智慧。
李先生是乐观的，他把这个时代称为文学、学术“新的复兴的前夜”。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这几十年之中风雨变幻，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切肤之痛，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但这乐观又并非盲目，他呼唤真实、真诚、真情，呼唤理性，呼唤实践。已逾七十的先生也坦言自己的无奈：与前后两辈学人比，都存在不足。他的希望在于，能为这个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留下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是，则足慰平生。（原刊于《济南日报》，2000年）
诗意的栖居——访诗论家袁忠岳教授
浸淫于诗风骚韵中之中的袁忠岳先生，总是会在无意间把自己情感之海的晶莹浪花溅染在他周围的人身上。无论是在学者济济的的学术研讨会，还是私下里抵足而坐的促膝谈心，他的坦荡诚挚、他的飞越激情，汩汩汤汤，使人动容。
从20世纪70年代末正常的学术活动得以开展算起，二十余年的治学旅程，也即是袁先生的缪斯之恋，他的喜怒哀乐此后都一并融入新诗在中国的命运。苦恋诗神，袁先生是“把诗论、诗评当诗来写”，他体验着“诗意”的真谛。他觉得，诗意的存在是人类对自己本真生存状态的追寻。追寻真、善和美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精神支柱。不管社会物质化、技术化的程度怎样突飞猛进，诗意应成为本真人性的最后一个孤岛。诗是诗意的文本载体，诗之成为诗，不在于分行、韵脚，诗意的成就不是所谓的“写作技巧”所能达到的；只有充满了诗情的真正诗人才能创造出诗的文本。诗意的境界在袁先生看来是人生的大境界，因而，诗人并非时时刻刻都是诗人，更有甚者，有的人写诗写了几十年，可能一刻都没有成为过诗人。“诗意”的迷狂状态，因其难能而弥显可贵。那种心眼洞开、宇宙一片澄明的愉悦，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至境，也正是在这种境界中，人的潜力得到极大限度的开掘。
袁先生的住宅几近楼顶，危楼独倚，喧闹远离，而又放进来自由的风和阳光。“诗的本质应是人性的升华”，这是袁先生多年前在一篇诗论中写下的，从中能读出他的陶醉。
激情充溢、年逾六旬的袁先生喜欢与人辩论，他的研究生常会被拉进他发起的“战争”。辩论，在袁先生看来，不失为一种砧炼思想的佳径，他思维缜密、透着冷静理性的学术论著有许多是在辩论中得以深化。公正，科学，激情，袁先生称这是他治学的准则。执着地求真，这其中富含着开放、宽容诸种意义。八十年代初，当朦胧诗乍起诗坛、四面受敌之时，袁先生撰文呼吁《给朦胧诗以生存的权利》，提出，“决定朦胧诗命运的不是看其是土是洋，也不在于是懂还是不懂。朦胧诗能不能生存下去，决定于它是否符合艺术创作与欣赏的规律，也就是看它是美呢还是不美”。他又从诗的源头起考察诗史，认为朦胧诗的对不确定性的追求正反映了艺术规律中的本质的东西，这给尚未立足的朦胧诗以极大的支持。但袁先生的支持又并非盲目地奉迎，他不讳言有些朦胧诗不知所云的弊病。这是其清醒的学术理性使然，也是先生独立的学术良知所在。在他的观念里，“诗论不应该是鹦鹉学语，诗论也应用来涂脂抹粉，它们不应该附属于任何人、任何诗，而保持其独立的价格，独到的思考，独特的审美价值”。正是以此准则，袁先生评“第三代”诗，论山水诗人孔孚，并因此而被众多的诗人所知。
袁先生笑言自己常因追求适意而疏懒了研究，许多成果都是编辑们“逼”来的。迄今自己出过论文集，却不能设想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本性使然，无可奈何。先生说，他对自己的满意之处是对友朋同道的忠诚，也因此而活得惬意。先生多以笑颜示人，谁能想到他曾被打入“另册”二十年？先生淡视苦难，他是那样一个下午遭批斗、晚上回宿舍又高唱《红梅赞》的豁达者。
诗意是人心底的潜流，袁先生说，诗神远没有被冷落。他谈及去年诗人食指被邀请到山师大开诗歌朗诵会的情景：诗人长得不帅，朗诵得也不好，却聚集了那么多心潮澎湃的人。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作别袁先生，清风中心吟着荷尔德林的名句。“诗意地栖居”，这该不是描述，也不是判断，而是一声声深情的呼唤吧。 （原刊于《济南日报》，2000年）
坐看风卷云舒——近访夏之放教授
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那幢虽古旧但极考究典雅的二层木楼，该是封存了夏之放教授许许多多年轻而美好的记忆。1963年，他考取了驻于此的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班。30多年后，提及当时名家云集的盛景，夏先生依然怦然心动。或许正是这个新中国文艺理论家的摇篮，奠基了夏先生的美学研究之路。
与美学结缘数十载，夏先生对于“美”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美之谜也即是人之谜，他提出美的二重性。人生于世，有现实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有理想的一面。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由现实趋近未来的过程，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归根结蒂是对价值的追求。车尔尼雪夫斯基讲，“美是生活”，既是你所过的生活，也是你所希望过的生活。现实的与理想的，这即是美的二重性。从美的意义上讲，老子、孔子、穆罕默德、耶稣，这些人类的圣哲思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美是一种不歇的追求，旧的目标达到了，又会生出新的追求。但这种目标，不同于“理念”“自在之物”“绝对精神”“理想的、游戏的人类”，它不在彼岸世界，而是现实的，是可以一步步接近的。美，引导人前进，美是勇士丹柯捧出的那颗寻找光明的炽热的心。
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第一次美学热。而后，美学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直到80年代初的美学第二次勃兴。文化热、审美文化热紧接其后。夏先生经历了所有该经历的，也越过了所有该越过的。他持守着一名学者坚定的学术良知。他从前辈学者那里学到的是求真的无私无畏。他常说，治学之路需要一种全人类的精神。鲁迅、马克思，这是夏先生最为敬重的两位先人。他通读了所有能见到的他们的文字，不只是学术的、文学的著作，还有一些不为人重视的广告、书页插画等等各种资料，他为两人融纳古今、涵盖东西的胸怀而惊叹。敢于做人类历史的承担者，像鲁迅先生那样，“肩住历史的闸门”，让阳光照进来。夏先生觉得，这是那种追求理想的人才有的大智大勇，也只有那些心灵如海洋般宽广的人，才能看得淡自己的得失。他认为，乐于且敢于为社会为人类添一砖一瓦的人是可贵的。
任重而道远，不可以不弘毅。夏先生谈及二十一世纪，认为东方学者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这一论断基于他对未来学术动向的预测。立足于人类思维方法的跃进，夏先生对人类历史进程有一个三阶段说。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与中国的先秦诸子代表着人类对世界直观的、朴素的唯物认识，是一种整体辩证观；进入文艺复兴，西方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实证地认识世界；从上个世纪中叶起，人类又开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整体看问题，进入大系统观，这是在更高意义上对第一阶段的回归。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打通了各个生物物种的隔阂，使生命体成为一个系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把人类社会融为一体，这两种学说开启了整个宇宙大系统观的端倪，从宇宙的角度看问题是大势所趋。夏先生认为，这种大系统观在中国先哲老子那里已朴素地存在，海德格尔等人对他的推崇也正是这一点；且这种思维方法的传统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断过，因而，中国学者应有此魄力。但值得担忧的是，对承载这种思维方法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整理、研究与传播的工作并没有做好。他称赞《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是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而提出九大学科系统的钱学森先生的胆识与智慧令人服膺。夏先生说，面对日益增长的知识积累，只有具备了这种大系统观，人们才不再会有知识爆炸之类的惊呼，反而会游刃有余，另有心得。大系统观，也可以说是人类在追求美的征程中向自由跨进的一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基于大系统观的主张，基于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责任，夏先生积十余年心血的《文学意象论》，即是继承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从中吸取有生命力的术语和说法的成果。打破以形象为中心范畴的传统文论框架，他明确提出，“能够成为文学活动细胞，并成为整个文艺学体系内在矛盾的焦点的，只能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所产生的第一个东西——审美意象”，“文学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审美系统”。这一创见，得到较多国内学者的赞同。
夏先生说，道德文章，做人为本；为人一世，要始终记住自己是一棵扎根于泥土的坚定的树，而不是一株有风来便摇来摆去的草，尽管有时山顶的草要比谷底的树更引人注目。有美的追求，有坚定的信念可以持守，夏先生的心是宁静的，宁静得可以容纳进世纪的风云际会。（原刊于《济南日报》，2000年）
（作者孙书文博士系我校文学院副教授，感谢孙老师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