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心声]赵耀堂：学品人品相映辉——缅怀恩师严薇青教授
作者：
2017年06月18日 13:36
浏览量
一
严薇青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7年8月3日逝世。半年多来，我因失去一位德高望重、慈父般的恩师，一直陷入悲痛、思念之中，总觉得恩师并未离开我。他那苍白的头发、慈祥和善的面孔，文雅稳重的举止，纯真谦和的笑容，温和坦诚的声音，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曾多次涌起为恩师写一点纪念文字的念头，但都被悲痛击乱了思绪，未能如愿。“长歌当哭必须在痛定之后”，至今我才领悟这话的真谛。所以，时至今日我才能静坐窗前，隔窗遥望远天、近视漫山苍松翠柏，让这不尽缅怀、绵绵哀思缓慢地流在纸上。
严教授是我1956年至1960年在山师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除听过他讲的《语言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外，还听过他讲授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明清文学等。他深入浅出的讲述、条分缕析的阐释、循循善诱的教诲，凝重大落的教态，工整遒劲的板书及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旁征博引的广博知识，赢得大家的极高赞誉和无比钦敬，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最尊敬的老师。我于1960年毕业后到省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由于师生关系，加上工作性质，便与严老师的接触较多，因此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恩师的教诲。除在有关专业性质的会上与严老师时常相聚畅述外，我还利用节假日，经常去他府上，一是看望恩师，二是就有关学术和工作中的问题向恩师讨教。同时，严老师也曾多次从剪子巷内盛唐巷24号（他原府上）步行到我原来寒舍（济南市经八路11号）同我叙谈，既关注我的业余学术研究和工作，又教导我正直做人、正确处世，使我获益良多，终生难忘恩师关心我的深情和对我寄托的厚望。我和严教授的师生关系可谓密切，彼此的情谊深厚诚笃。论学业，他是教诲我的老师；论年龄，他是培育我的长辈；论交好，他是关怀我的挚友。可以说，恩师与我这晚辈是忘年交。
自1956年我跟严老师读书，至1997年他溘然长逝，在我与恩师长达四十多年的深交中，使我深切感受到，恩师是一位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宽容厚道、蔼然可亲的学者和长辈，同时，他又是知识分子中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典范。
二
恩师严薇青教授从三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开始跨入学术研究领域，直至1997年去世。在这六十多年的岁月里，他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从未辍笔。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广博，诸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柳宗元，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刘鹗与《老残游记》，鲁迅，济南地方文献及历史掌故等，在这一切方面，他都有著述问世。其主要著作有《老残游记新注》、《济南掌故》、《济南琐话》（与其女严民合著）以及论文集《严薇青文稿》等。恩师既因教学任务繁重、社会活动较多，又由于他平生服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字不写一句空”的格言，故其一生著述欠丰。历来，文章不以数量定高低，而以质量论优劣。在严教授并不繁多的著述中，虽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大都是品位较高、具有重要学术和史料价值的佳作，有的填补了学术领域的空白，居领先地位，从中可以寻索出严教授终生致力于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轨迹，洞晓其付出的心血，窥见其取得的显著成就和重要贡献。正由于此，故恩师不愧是治学广博而严谨的著名学者。正如刘蕙荪先生在《严薇青文稿·序言》中所说：“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严薇青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数十年，对研究、弘扬祖国语言文学不遗余力，是当世有数的古典文学教育家与研究者。”
纵览严教授的主要论著，自然会发现他在学术研究中最卓越的贡献，最充分体现其学品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
严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始终把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做为主攻项目，成果显著。他先后撰写并在有关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刘鹗及《老残游记》的学术论文，如《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和太谷学派》、《〈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济南》、《读〈老残游记〉札礼》、《〈老残游记〉琐谈》、《刘鹗评传》、《〈老残游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关老残游记〉研究资料二题》、《重视资料深入研究——纪念刘鹗诞生130周年》、《关于刘鹑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和参加“保国会”》等。这些文章，均收入齐鲁书社1993年5月出版的《严薇青文稿》一书中。不仅如此，他还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广博的知识、严谨考证的学风、锲而不舍的毅力、科学求实的精神，整理出版了《老残游记新注》（亦称《老残游记全注》，下称新注本）。“新注本除对旧注做了大量补充、订正，增加了作者‘原评’外，并附录《老残游记》二集九回和《残编》约一回，成为当前最完整的本子。齐鲁书社出版之后，不久又再版，前后印数达22万册。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汉斯博士选此为底本，译为德文出版，成为《老残游记》六种外文译本中最详细的一种。”（引自郭焕芳《无欲品自高，堪为人师表——忆严薇青先生》，见1997年8月16日《大众日报》）可见，严教授对刘鹗与《老残游记》的研究和注释，功绩卓著。刘蕙荪先生对此曾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游记》研究的深、广两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其中，公认薇青先生及常熟师专教授时萌先生最为巨擘。”（《严薇青文稿·序言》）这既是对严教授恰如其分的赞誉，又是极其公正的肺腑之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当学界有识之士对《老残游记》的研究，更进一步向深、广两方面发展时，某些人深受“左”的思潮影响，便发表文章全盘否定刘鹗及《老残游记》，如1955年2月号《人民日报》刊登的《〈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政治立场》一文，不仅批判《老残游记》是一部“反动的书”，而且还说刘鹗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是“反动政客”等。这种“左”的思潮发展到“文革”达到顶峰，严重打击、压制了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者的思想情绪，致使“《游记》在国内消沉多时，研究者亦多遭受池鱼之殃。”（《严薇青文稿·序言》）严教授也未幸免，被强加上“为汉奸翻案”等罪名，备受冲击，但他面对此种“左”的现状，毫不顾个人安危，屹立不惧，仗义执言，继续对刘鹗及《老残游记》进行深入研究。他在文章中入木三分、鞭辟入里地批驳了全盘否定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种种谬论，并对刘鹗的生平思想以及《老残游记》的进步性及时代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对《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在当时所持引进外资外技、“开矿筑路”等经济主张的正确性、策略性及时代局限性，给予贴切、透辟的阐述，作出科学论断，其中不乏新见解、新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充分显示出严教授德、识、才、胆融合一体的极高素养，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他不同俗流的高洁清真学品。拨乱反正之后，极“左”路线得到清算纠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学术界不仅接受、赞同严教授研究刘鹗及《老残游记》的正确观点，而且更加称颂、敬佩他的学品。另外，严教授通过对刘鹗生平思想及《老残游记》的深入考释，率先著文提出《老残游记》及作者刘鹗的思想实出于太谷学派教义，并详细论证了刘鹗思想与太谷学派的紧密关系及其所受太谷学派的深刻影响，“刘鹗的一生除受时代的影响之外，所受太谷学派的影响，也很显著。他的思想、行事，有不少地方是根源于太谷学派的。”（《严薇青文稿》第136页）对此，他在《刘鹗和太谷学派》一文中，论述得最为全面详尽。因此，日本汉学家高度赞誉其“慧眼独具”，在严教授这种“慧眼独具”的科学求实的现代观点引发下，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对太谷学派的研究，从而为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二、关于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
严教授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卓越贡献，除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外，即是对蒲松龄生平著作的发掘、考证以及对《聊斋志异》的注释和研究。他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始终处于学术的前列，引起世人瞩目，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从事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之一。他曾出版《聊斋志异选》（与朱其恺教授合作，齐鲁书社1984年4月出版）、发表《抄本〈留仙文集〉校录》、《聊斋俚曲中的山东方言词语和歇后语》、《〈乡园忆旧录〉中有关聊斋资料笺证》、《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等论著。
《聊斋志异》选文一百篇，着眼于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篇幅较长的具有短篇小说特征的作品。注释详略得当、符合文意、贴切准确、通俗易懂，并注意参阅和吸收《聊斋志异》研究的新成果。每篇选文之后，附有选注者对原文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的简略精当的分析。该书是目前出版的同类“选注”本中公认的较好的一部，非常适合接触文言文较少的读者阅读。
严教授在发掘、考证蒲松龄生平著作及对聊斋俚曲中山东方言词语和歇后语的研究方面，付出辛勤劳动，取得甚高具有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成就，是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中的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蒲氏及《聊斋志异》研究的领域，而且为这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便利有关读者，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他在蒲氏及《聊斋志异》的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孜孜不倦、锐意穷搜、勇于拓荒、不避琐碎、不祈速成的学品，极其可贵。
三、关于济南地方文献及历史掌故的研究
严教授在济南地方文献及历史掌故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体现在《济南掌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济南琐话》（济南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两部著作中。
严教授曾在《济南掌故》“后记”中写道：“因为急于向编辑同志交卷，有些该写而没写的题目，只好以后再补充了。”事隔十年后，终于完成了在《济南掌故》中“该写而没写的题目，出版了《济南掌故》是《济南琐话》的基础，《济南琐话》是《济南掌故》的发展、充实、完善，它除对《济南掌故》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补充外，又新增加40篇。
《济南琐话》以笔记散文体裁、翔实确凿的资料、庄雅流畅的文字，主述了济南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及本世纪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和新的巨大变革。它融学术性、思想性、知识性、文艺性于一体，情文并茂，文史交融，寓教育于记述之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①丰富了济南地方文献，拓宽了地方史志编写的领域，是研究济南地域文化的重要参考借鉴书；②全书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严教授热爱家乡泉城的深情厚意，是对广大读者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乡土教材的补充读物；③书中对有的掌故（如《济南城里的蛙不鸣和树挂》、《齐烟九点》、《趵突泉三股水和御碑亭》等），不拘泥旧说，不人云亦云，而是旁征博引、追本溯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阐述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从而纠正了在流传中的某些误解，澄清了某些非科学的混乱看法。从中可看出严教授渊博的文史知识、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深厚扎实的文字功底。正如张昆河先生在《济南琐话·序》中所说：“完成此书需要具备以下三点：一是要有渊源深厚的文史学术基础，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撮选出有关济南记载的精要，做到言必有据，信而可征；二是闻博见广，亲自经历，有见有识，洞察深刻，并对所见所闻作出了真实的记录、明辨的评述；三是具有驾驭、驱使这些头绪纷繁、众说杂列的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的才力与笔力，做到文简而意赅、包罗丰富、词句严正而有文采、深入而浅出，看来是平易简琐，实际达到的是高品位。薇青先生正是具备了以上三点。”
三
严教授不仅以显著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学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高贵学品赢得学界称赞，而且在他身上突出显现的平易谦和、与人为善、淡泊名利、不计恩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奖掖后进、助人为乐的美德，众口皆碑。严教授明理处世，他一向把修身养廉看作是一个长期日积月累的过程，是体现自我价值的自觉活动。因此，他对德行品格，躬身践履，终生身体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仅从其中举几例如下：
例一，严教授于193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夕，所写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书录》（发表在1939年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六期），深受学界好评，为他赢来较高声誉。因此之故，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负责人动员他毕业后留在研究所工作。严教授对这段经历曾追述道：“《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书录》是我在北大学习时在罗膺中（庸）先生指导下写的毕业论文。由于这篇文章，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主任罗莘田（常培）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毕业后留在研究所工作。任务是整理北大收藏的明清档案或太平天国史料。”（《严薇文稿·后记》）对于一个青年来说，这是寻求工作的绝好机遇，但他却婉言谢绝，决然回到故乡济南从事教育工作，表现出他不为名动和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的操守。
例二，严教授于1948年从讲师晋升副教授，直到1987年才晋升为教授。他的工资自1953年改套为建国前老副教授级后，多次调资均与他无缘，直到“1989年先生出席省人大常委会，人大有关负责同志见他的工资情况与职称现状不相符，遂向省委组织部反映。经查，自1953年套级后36年没提过薪，就是有问题。至此，先生的待遇才追到三级教授标准。”（引自郭焕芳《无欲品自高，堪为人师表——忆严薇青先生》）严教授面对此种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从不计较。
例三，严教授在政界从1950年起，先后兼任济南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济南市第一、二、三届人代会代表，山东省第二、三、五、六、七届人代会代表及第五、六届人大常委，在学界曾担任的社会兼职有：省文联副主席、省蒲松龄著作编委会副主任、齐鲁书社和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可见，严教授是知名度较高的名流。虽如此，但他总是把自己视为平民，从不以名流自居，决不搞特殊化。他社会活动繁忙，非参加不可的大小会议甚多，可他在济南市参加的会议，一向很少要车，大都步行或挤公共汽车，这虽是平凡小事，但却体现出严教授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
例四，蒲松龄的后代蒲泽点校完《乡园忆旧录》（清代山东淄川王培荀著）后，因自己对古典文学缺乏专门研究，怕出差错，特请严教授审定。严教授出于对有关蒲松龄文献资料重视和对后学者关心的良好用意，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以极大的热忱抱病认真审定完，他于1990年心脏病复发，在千佛山医院住院期间特别嘱咐其女严民把稿子放在家里何处，并让严民打电话通知齐鲁书社的有关编辑到他家取稿。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仅从这一例中，即可晓得严教授不辞辛苦、乐于助人的品格。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严教授不仅具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严正的学品，而且具有高尚的人品，两者相映生辉，堪称一流，为人之楷模。
[作者赵耀堂 1960年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即到省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直至1994年退休。退休前任山东友谊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专业技术职称编审。]
（责任编辑 高夙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