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副教授做客第490期社科大讲坛：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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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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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副教授
2017年5月11日下午2：30-4：30，商学院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斌在千佛山校区教学三楼3302教室举办题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学术报告会。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主任王成亮老师出席并主持报告会，商学院部分教师、各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一同聆听了报告。
主持人：王成亮
讲座伊始，王成亮主任介绍了刘斌老师的基本情况，并对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学术声誉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刘斌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刘斌老师以专业最新科研成果为基础，以全英文的方式向在场同学介绍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嵌入结构与价值来源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两面性。以中国微观企业的数据作为经验证据。提出了基于产品与功能双重嵌入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测算框架。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多个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全球价值链及增加值贸易核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也首次将改革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纳入了APEC合作议程，并在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全球价值链合作发挥了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一，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幅提高，远高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甚至接近于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水平(Rodrik ，2006 ； Schott， 2008 ； Jarreau.Poncet，2012)。按照中国现有的要素禀赋水平，这种贸易规模与质量并行提升的现象很难在传统的贸易分工理论下得到解释。因此，关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已成为近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对其测算方法进行了大量探讨(Hausmann et al.，2007;姚洋，张晔，2008;杜传忠，张丽，2013)，而对中国高技术复杂度形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也正在成为新的关注焦点。近年来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深度地融人了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Gereffi，Lee，2012)。基于劳动力禀赋优势，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仪器设备，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和吸收，实现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复杂度迅速提高的重要机制(Grossman，Helpman，1993 )。但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水平缺乏量化手段，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部分文献采用了研发溢出模型(C0e，Helpman，1995;王俊，2013)，还有的直接采用进口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的比重（刘洪钟，齐震，2012)。这些方法并未区分出口与其他使用去向对进口投人的不同依赖特征，难以准确测度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附加值，所得出的实证结果容易出现偏差。因此研究中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参与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报告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首先从现实数据上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并将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影响纳入分析框架; 第三部分则基于已有经验文献建立计量模型和选取影响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其他控制变量; 第四部分为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通过对估计结果的具体分析引出本文的基本结论， 同时考虑内生性问题、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不同度量、异常样本点的影响以及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度量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影响; 第五部分则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讲座现场
数据选择中，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根据企业名称和年份对数据进行匹配，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按照Hausmami et al.(2007)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某类出口产品k的技术复杂度为出口产品k的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国产品k的Balass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模型内生性问题的产生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可能与残差项相关。解释变量、各控制变量以及劳动者报酬份额可能会受到相同或相关的冲击， 从而使得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残差项相关， 引致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产生的第二种可能原因是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也会影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参与， 即可能存在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参与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企业的地理位置到最近海岸路线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首先，对出口贸易复杂度的不同度量方法进行检验，用出口贸易产品质量代替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运用2SLS 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接下来，为了检验本文的主要估计结果是否受这些异常样本点的影响，我们首先计算样本期间内出口贸易复杂度均值， 然后计算其10% 和90% 百分位数， 以这两个百分位数为标准将出口贸易复杂度均值低于10% 百分位数和高于90% 百分位数的企业都从样本中剔除，得到新样本。
中国制造业通过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获得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明显提升，但是对于嵌人贡献的度量及其作用机制的识别在以往研究中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促进政策和转型升级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纵深，成为衔接全球各层级生产网络的中间枢纽，发展综合配套功能。与发达国家建立技术战略联盟开展深度合作，同时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和高技术人力资本的培养。尽管从国外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人程度较髙，但从嵌入的合作深度、交流频度、模块广度和知识密度等方面，中国的嵌入仍然是间接的、表层的，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在技术领域上的合作相对于其他国家十分欠缺。为了应对技术进步和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制造企业应更主动地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在研发设计、市场开发、品牌渠道方面发展战略联盟，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获取有关技术和全球市场变化信息，积累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此外，在开展研发合作的同时，还需推进技术的自主发展，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技术人力资源，激发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潜能。政府调结构、促升级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解决技术创新的融资瓶颈、建立公共技术平台、促进技术交流共享等方面，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优化提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并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回国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长期持续提升。
刘斌老师的学术报告后，进入了提问环节，李燕老师提问了模型检验中为什么逐次加入变量的问题，接下来几位学生提问了数据的选择问题，刘斌老师分别做了解答，并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师生互动
随后，刘斌老师对同学们非常感兴趣的考研问题进行了解答。介绍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的研究生招生事项，中国WTO研究院有国民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两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每年的招生数量为28名左右，且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国家相关部委及知名金融机构。随后，刘斌老师对同学们提出的考研复习和报考问题进行了解答。
最后，王成亮主任对刘斌老师的演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再次对刘斌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本次报告会的顺利举办，使同学们了解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有关知识，有利于提高商学院学子对最新专业研究成果的认识，有利于同学们在专业学习上取得更大突破。
刘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台湾国立东华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国内顶级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发表文章数篇。在国内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学报》、《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经研究》、《世界经济文汇》、《中国软科学》、《经济科学》、《南开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联人才资助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青年”人才资助项目等多项课题。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长期担任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财经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期刊匿名审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