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王永波：李沣著《探寻寿光古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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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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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稿是李沣先生退休后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他说自已是先秦史研究的门外汉，此前基本没有与先秦史打过交道，却写成了这样一本具有相当深度的先秦史专著，而且是在同病魔顽强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实在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李沣先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探讨斟灌古国和古纪国为主线，以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和民俗资料为基础，对己、其一国说以及商周至春秋时期，己国或其一族的重要史迹、重要人物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三代历史研究的众多重要问题，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立论依据比较坚实的新观点，可谓一家之言。
“夷夏交争”是古史研究焦点问题之一，李沣先生则强调夷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认为东夷的皋陶和伯益是禹夏政权的核心人物，已泯灭了华夏与东夷的界限。所谓“启代益作后”，是禅让制向世袭制过渡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历史的纵向更替，不属于族群间的权位争夺。以太康盘游无度失国，后羿挺身而出是挽救政局，不是篡位。列举太康的继任仲康肇位四海，后相“居斟灌”对淮夷等诸夷进行征伐，证明仲康、后相仍执掌王权；到寒浞杀后羿，“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才是篡位，首先遇害的是东夷首领，故而不能将其视为夷夏交争的史证。尔后，东夷的有仍氏、后缗氏、有虞氏、有鬲氏辅佐少康复政则是夷夏融为一体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见解基本符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规律和历史架构。
1927年蒙文通将中华古族划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傅斯年于1935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徐旭生于40年代将中华古族概括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但是这些观点依据的是古史传说的零星资料，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和文化谱系研究的深入，使我们对中华古族的形成与衍化轨迹有了更为清楚地认识。
《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表明，三代青铜礼器的绝大多数器类，主要是由炊煮器和餐饮器演变升华而形成的。这就使我们可以根据史前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化石”，特别是炊煮器，研究、追踪上古部族发展、迁徙、融合形成过程。
今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海岱先民以陶鼎、陶鬶为主要炊煮器，距今八千年前的后李文化居民已发展出乳丁足器、矮三足器（原始陶鼎）和圈足器（原始陶豆、陶簋）。北辛文化时期，陶鼎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炊具，经过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持续发展，在中国东方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鼎鬶文化”区。陶器流行釜、鼎、鬶、盉、觚形杯、觯形杯、簋形器、瓦足皿、壶、盆、豆、钵、杯、匜、罍盖等。江淮地区处于黄河、长江下游平原之间，文化面貌与海岱底区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分布着河原、洛颍、桑卫三个原初民族，陕晋豫地区的河原仰韶文化以“灶釜文化”为特色，炊煮器为陶灶和陶釜组合。洛颖民族地处远古中国的中心地带，是演绎“中原逐鹿”的历史大舞台，早期有少量的陶鼎，中期开始出现陶灶、陶釜、小口尖底瓶、彩陶盆，陶鼎减少，显示了河原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河北桑卫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基本属于东方集团，河原文化的影响已开始显露，庙底沟文化时期几乎全部“沦陷”；到后岗二期文化时，河原文化的影响才逐步消退。海岱大汶口文化在中期偏晚阶段展开了大规模“挺进中原”的行动, 洛颍文化的分布区几乎遍见海岱先民的聚居点，其触角向西可达秦岭脚下，向北越过黄河进入晋西南河原文化的分布区，源出于海岱民族的嬴秦和赵国王室先祖大约就是凭借着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惯性，逐步迁移至洛颍和河原地区的。与此同时，江汉民族在屈家岭文化较晚阶段也开始了向北方的拓展，占据了原本属于洛颍大河村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地域。
远古六大民族“中原逐鹿”的结果，导致了“斝鬲文化系”和河洛民族的形成，同时也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定鼎中原奠定了丰厚的文化、物质基础。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斝鬲文化系”的形成：中原地区各大文化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已普遍使用陶鼎；各类“中原龙山文化”都使用鬶形器和“鬶足型”斝、鬲、甗等器物，大范围文化面貌的日益趋同，标志着“斝鬲文化系”和以洛颍、河原、桑卫民族为基干，融海岱、江汉、江淮等地入迁中原的居民为一体的河洛民族的的形成。
距今四千年前后，各大原初民族经过数百年的文化汇集、撞击和融合，在中原地区催生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夏）文化，其炊煮器、饮食器和绝大多数礼器，如鼎、鬹、觚、觯形杯、瓦足皿、爵、豆、簋、角、盉等都可以在海岱鼎鬹文化中找到祖型。二里头文化中的大比例鼎鬹文化因素，显示华夏族团应是以东夷入主中原之一部为基干，融河洛、苗民民族之大部或一部，兼而吸收周边文化而形成的新兴族团。《五帝本纪》：“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鲧为东夷，其祖颛顼孺于少昊之国”（《大荒东经》），“生十年而佐少昊”（《帝王世纪》）。少昊为东夷的重要代表人物，夏后氏先祖颛顼源出于少昊之族，与海岱鼎鬹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规模挺进中原，并最终发展成为夏文化主体内核的情形正相吻合。
海岱鼎鬹文化作为夏文化的主要源头，在“华夏”一词的形成中也可得到证明。“夏”源自最新崛起的夏后氏；“华”则源于“华胥氏”和“女华”。《帝王世纪》、《诗·含神雾》以华胥氏为太皞、庖牺氏之母。《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女华”之祖颛顼与其子大费（即伯益）同属少昊部族。太昊、少昊都是东夷海岱崇日民族的著名代表人物。金文的“夏”字为一人头顶或手擎太阳，显示夏族也是崇日民族的后裔。唐兰以“昊”像正面人形而头顶太阳，“太昊、少昊之所以称昊，是代表太阳神”。《太史公自序》：“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显而易见，这里的“虞夏”与“华夏”的概念完全相同；在早期史籍中“虞夏”与“华夏”互换通用的例证很多，从古史传说和古文字的角度，清楚地标明了“华”与“夷、虞”之族的同源关系和“华夏”的地域文化渊源，从而也证明了李沣先生关于“夷夏融为一体”的立论。
我与李沣先生素不相识，因某些学术观点的认同而邀我作序。通读书稿后，不禁联想到张光直先生所倡导的理念：“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本行和外行之分。”“在任何一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很悠久的学科里，我们的思想包袱是沉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过去所有的成见暂时地、完全地抛除，从头想起。……完全以我们确有的历史资料为最终依托，来作较合适的和客观的解释。”（《中国青铜器时代》）李沣先生虽然在学生时代接受过历史专业的基本训练，但毕业以后军旅倥偬，一直没有机会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里可谓没有框框，没有包袱，敢于沿着自已的思路去探寻，大胆地提出自已的见解。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总会有成，外行也可以变成内行。
诚然，书稿中的某些观点，如季萴与爽鸠氏及伯益的关系、有关斟灌与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及纪国的关系、尧克三苗发生在山东鲁北、周初太公封营丘等诸多问题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深入审慎的讨论。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新的解释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比旧的好。但是，沿着一条新的路径探索也许有一天能解决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序。
王永波
2010年8月于济南
【作者王永波，山东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
【编辑：杨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