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社会科学报：2009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国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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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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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 自2004年雷默发表《北京共识》以来，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开始对金融危机进行全面反思当中，中国平稳迅速的发展和对金融危机从容不迫的应对使“中国模式”成为了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2009年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乃至争论愈演愈烈。2008年以前的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的基本构成要件，如内涵、范畴、性质、经验教训、现实问题、借鉴意义及未来前景等宏观方面；而2009年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开始关注其具体化内容，重点体现在模式总体框架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具体模式。然而，在“中国模式”受到热捧的同时，中国不少知名学者主张慎提“中国模式”，称“模式”有定型之嫌。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在题为《慎提“中国模式”》的文章中指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赵启正也撰文提出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则认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总之，不管如何来定义和描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确实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范式。但所谓“中国模式”也并非是完美无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海印子） 2 “国进民退”再起论争 2009年，明星民企日照钢铁被亏损国企山东钢铁戏剧性重组、山西私有煤矿国有化改制、央企大把撒钱频做各地“地王”……这些标本性事件被舆论概括为“国进民退”。尽管国资委、国家统计局多位政府官员曾否定“国进民退”这一说法，但航空、钢铁、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再次出现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仍被视为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被压缩、国资与民资争利的重要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公私关系的新一轮思潮性大争论，继而上升到改革思路的破立层面。 对“国进民退”忧心忡忡的人们疾呼：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不少国企并购重组民企案例逆市场而为，甚至借“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之名侵吞私有产权。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是旧体制、旧路线的意识形态回潮。承认目前“国进民退”是改革倒退，防止国企“独大”抑制非公经济发展活力，目的是推进改革继续前进。 而持相反观点的人们则认为：经济主体的性质并不是市场经济程度的衡量标志；全面私有化更不是作为评价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前提条件，否则生产资料全面私有化的封建经济制度早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了。公降私升和私有化的发展趋势，是使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不断加剧，官商勾结引致腐败丛生的主要原因。私营资本的膨胀已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对此应引起必要警惕。 这场争论，是继“郎咸平风暴”、“刘国光事件”之后中国改革领域对改革发展方向的又一次大辩论。国企-民企进退关系之所以一再成为改革争论话题，既有意识形态之争，也有实际利益驱使。这一问题从“不争论”到“开始有争论”、“风暴频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王婷） 3 公开是一种力量 广州网上公布本级政府部门财政预算一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热议。据悉，在全部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公布后，广州市财政局的网站当日一度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紧接着，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正积极探索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的方式、范围和形式，全力打造“阳光财政”。近年来，打造“阳光财政”，实现预算公开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社会的共识，也是政府努力的方向。2000年，河南省焦作市成立“财政信息服务大厅”，公民可进入查看部门预算。2008年，焦作市把部门预算、政府债务预算、政府非税收入预算等八大预算全部向社会公开。2005年，浙江省温岭市试点“参与式预算”，人大代表和公众代表通过“恳谈”等方式参与政府预算的审查。2006年，湖北省建立“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平台，公开财政专项资金的支付办法、支付通知等。去年5月，国务院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需公开“财政预算、结算报告”。 现代社会，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简化为纳税者和收税者的关系。政府预算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就应该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公共预算透明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因素。随着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提高预算透明度、扩大预算公开性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未名） 4 房价疯涨时看企业社会责任 2009年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09》，公布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发了不少学者和企业家对此问题的反思。正如中国社科院专家陈佳贵先生所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呈现出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特征，政府部门、公众、媒体、员工、消费者、社会团体、社区和投资者、研究机构等不同的社会部门都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这一问题，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热潮，或者说形成了一个运动。 企业需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有人讲企业抓好“效益”就是最大的责任！但殊不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就是针对企业不能光顾着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要兼顾公平、环保、诚信、和谐。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说，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企业与社会休戚与共的关系，主要包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促进公平正义的责任、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责任、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责任、恪守诚信守法的责任、感恩时代倾情回报社会的责任。 在当下房价节节攀升、有些学者甚至将房市称之为“一片乱象”的时候，说起企业社会责任又有另一番意蕴。当不少国企拿着政府担保的银行信贷指标不断推高地价，频频缔造新“地王”的时候；当投机商囤积居奇，不断制造泡沫的时候；当有些房企大行潜规则，靠拉关系甚至行贿而获得地皮和贷款，空手套白狼的时候……受伤的不止是本就不够强大的新兴中产阶级，还有经济安全、法律制度、社会公平和诚信。(华林） 5 打黑除恶是一场“持久战” 重庆重拳打黑除恶，引发民意井喷，举国好评如潮。公众更感兴趣的不是“黑老大”被扫除，而是文强之类的“黑大伞”被掀翻。打黑除恶，既是一个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问题，更是一个权力系统自我清洁、自我强健的过程。在当下中国，黑社会问题的要害与核心是警方与政府强力部门的某些人员涉黑。中国打黑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是打掉黑社会的基于利益形成的保护伞，二是切断所谓政府事务与黑社会的联系，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这首先取决于政府对于黑恶势力的态度，在于政府是否敢于碰硬，勇于彻底破除社会背景、复杂关系以及自身形象上的种种顾虑。 须看到的是，重庆市地方政府能否顺应民意下决心“打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打黑”，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当一个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及成员”被送上法庭时，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特别是是否构成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关的犯罪，则又是一个法律问题，需要事实、证据和依据法律加以认定。2009年10月，“重庆打黑”进入公开庭审阶段，重庆市委主要官员要求把涉黑案件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考验。认为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以及公开表示“重庆打黑运动化扩大化”的辩护律师赵长青和周立太成为“重庆打黑”公审阶段的话题人物。应当看到，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严打”时代的中国，“打黑”也当依法而为。赵长青等辩护律师的出现，是中国法治进步的标志。而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将“黎强们”还原为一个法律问题，依据事实与证据进行法律上的评判，也是法治社会公民应有的态度。（李雨洋） 6 重大公共事件解读 何为公共事件？解读见仁见智。这里盘点的2009年重大公共事件，不是像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那样的惨案，也不是重庆打黑风暴那样大快人心的大手笔，更不是像石首事件那样的群体性事件，而是一些个案。它们的主角可能是一些卑微的个体，但其事件获得了公共影响力，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弊病，其中都含有某些积极因素的萌芽。这些小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共”事件，得益于我们社会“公共性”的成长。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入狱、“躲猫猫”案组成网友调查小组、灵宝帖引发跨省追捕、罗彩霞案王父被判刑、杭州飙车案“欺实马”、“巴东烈女”邓玉娇、被“钓鱼”断指讨清白……这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但不能不说其背后有着一致的线索：都涉及到政府一方，都通过网络被放大扩散，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特权的暗箱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公民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通过网络这个民意的集散地汇聚成有力的大潮。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互联网已经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从此，那些社会的丑恶面将很容易直接暴晒于光天化日之下。当然，网络公共性的成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权的同时，加强网络管理以疏导舆论，已经成为新的课题。（华林） 7 打破学界两个“三十年”的森严壁垒 适逢建国60周年，学界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大讨论之后，把眼界回溯至建国之初，围绕60年的成就与问题，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介，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学科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学界各个学科领域的讨论大多以1978年为分水岭，分成前后两个三十年。总体说来，前三十年是曲折发展，后三十年则是成效卓著。新中国诞生以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日益僵化与片面，过分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学科发展受到阻碍，或被取消或陷入停滞，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就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学术生产力得到解放，学科得到恢复并获得蓬勃发展，在学制、课程设置上逐步完备和定型，学术研究也日趋活泼和多样化。学界也愈来愈关注学科建设中的全球化背景、学科特色培育、学术视野拓展、学术观念更新等问题。例如60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其大步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时代，实现了现代化和民族化，思想性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再如在中国哲学方面，有学者认为传统哲学与当代、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 然而，学者们普遍强调，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新中国各个学科两个30年所取得的发展不能截然分开。“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未必那么壁垒森严。后三十年的学科发展及学术研究是以对前三十年的反思特别是方法论上的反思为基础和起点的，逐步破除了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思想的干扰。因此，前30年为后30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根基，后30年的发展和创新是对前30年成就的继承和超越。（志立） 8 大师精神谁来继承 7月11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老人同时辞世，中国学术界大受震动。两位老人相携西去，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对其无尽的缅怀，更是迫在眉睫的文化反思。而稍后有关“大师”的讨论甚嚣尘上，又给这种反思蒙上了一层耐人寻味的焦灼。 作为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散文家和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季老博古通今，特别是在印度文学历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巨大，由他历时十年翻译的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被称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世。而身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老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先河，并提出“儒教是教说”这一根本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之外，两位文化守望者留给后人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追问更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季老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而任老的一生都在坚持真理，关注人才的教育培养。而现如今，抄袭剽窃、趋炎附势的现象却在学术界频繁出现。老一辈知识分子坚韧朴素、求真求实的品质早已被急功近利者们撕扯得四分五裂，人们最为担忧的是大师们远去的精神，到底还有谁能来继承？ 时序走入年末，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逝世，中国翻译界丧失了一位向世界翻译中国的重要使者。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偕同他的夫人戴乃迭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学作品，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向外国不断介绍着灿烂的中国文化。12月14日，中国最早介绍米兰·昆德拉的捷克语翻译名家杨乐云病逝。目前，许多东欧文学作品都是由英文版转译而来，杨乐云生前担忧的东欧文学翻译人才断代正渐渐成为现实。两位翻译前辈的离世，又引起了社会对于文学翻译人才缺失的讨论。往者已矣，来者可追。2009年我们失去了诸多学术大师，而他们的思想精神、德行风范，必会为后辈学者代代传承。（吉贝） 9 汉字之争波澜再起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来，汉字之争从未停歇。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建议用10年的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这一提案无疑对持续多年的汉字之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催生了新一轮的“繁简字之争”。包括港台学者在内的众多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学者，以及诺贝尔奖终身评委马跃然等知名海外学者、海外汉学家，均卷入这次“繁简字之争”，也促使这一争论从学界迅速蔓延至普通民众。“主繁派”认为繁体字体现着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繁体字的使用有利于中华悠久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唤起华人世界的文化认同感。“主简派”认为简体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文化普及、扫盲、儿童学习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等各方面都有过巨大贡献，已经获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也有部分学者持中间观点，主张繁简字并存、识繁用简。随后，国家教育部表示汉字原则上不恢复繁体，甚嚣尘上的“繁简字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8月19日，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拟调整44个汉字写法，使关于汉字的讨论争议再生。《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成员表示，此次调整的目的在于使汉字规范化、系统化，且只涉及宋体字的印刷体；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汉字整形”有根据，但没必要，因为汉字有其应用性和社会性，贸然调整写法必将支付高昂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同时，也有学者将讨论上升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层面。2009年的汉字之争已不仅仅是新一轮的文字之争，更是一次文化之争。（梁昕照） 10 青年问题，一个始终年轻的话题 4月3日，反映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电影《高考1977》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唤起几代人对1977那个时代的再思考、再认识，也使“青年与知识”这个始终年轻的问题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尊重青年、礼赞知识、解放人性的呼声渐涨。知识与青年之间的联系，也似乎更为紧密。 5月4日，时值“五四”运动90周年。在此前后，因为海内外众多学者的介入，学界关于“五四精神”和“五四”运动本身的讨论再掀高潮。学者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五四”进行重新解读，而“五四”和青年的关系成为一个始终无法绕开的话题，现在青年人与90年前“五四”的隔阂也成为学者忧虑之所在。知名学者林毓生主张重新解读“五四”时期被误读的“科学”；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表示，“五四”是年轻的“五四”；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就“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的关系，提起“五四周期率”……不同的解读似乎有一个相同的潜在指向，即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了解“五四”，让“五四”这个话题保持年轻的活力。 与此同时，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期至今已整整40年，种种纪念活动和研讨会有序进行。知青通过各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打捞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值得反复咀嚼的东西；同时，也对知识、青年、时代的关系与命运进行再度思考。（梁昕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