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白谦慎：美学热和我的读书生活
作者：
2017年06月20日 12:47
浏览量
1982年大学毕业后，曾多次搬家。特别是1986年出国留学后，家不但搬到了美国，而且在四个不同的州居住过。几经搬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书籍，失去了不少。不过至今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不少当时出版的美学书籍。如今，这些书的封面已经泛黄，但版权页上的印数却依然述说着它们昔日的辉煌：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书简》（上海文艺，1980），第一次印刷30，000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1981），第一次印刷25，000册，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文物，1981），第一次印刷没有写明印数，但起码也得有两万册以上。李先生的《美学论集》（上海文艺，1980），第一次印刷的印数是15，000册，但两年后第二次印刷，增印至36，000册。学术著作，特别是论文集，能有这样的印数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当年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并不是学文学或美学的学生，而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本科生。那时除了读和专业相关的书籍外，读的最多的便是美学著作。我的处女作———《也论中国书法的性质》（1982年发表）居然也和美学有关。我对美学的关注，固然和少年时期起就喜爱书法艺术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学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的“显学”。在众多著名学者的倡导下，千万个高等院校的莘莘学子投入了学习和研究美学的热潮中。
美学能够热，因为它是七十年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和西方哲学有特殊的关联。在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哲学的介绍还受到比较严格控制的当时，美学成为介绍和了解西方思潮的一个窗口。
现代美学又和心理学相关。1949年后，由于心理学和唯心主义有划不清的界限，所以在文革结束前，心理学的研究受到极大的压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心理学系并入哲学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高校才恢复建系。在心理学（包括认知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的教育和研究都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在阅读美学著作时，通过对审美心理的探讨进而推展到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我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接触，就是从对美学的关注开始的。
美学又对艺术进行哲学思考，因此和艺术关系密切，这对当时的年轻一代尤有吸引力。比起文学教育，艺术教育在文革前非常薄弱。当时全国只有少数几个美术院校有艺术史系，即使像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也没有艺术系和艺术史系，绝大部分的学生都缺乏接触艺术和了解祖国和外国艺术历史的机会。因此，读美学著作，成为人们了解艺术的一种启蒙教育。我并没有学过建筑史，知道包豪斯，知道赖特（FrankLioydWright，1869-1959），是因为读过建筑美学的著作。今天，我已是一位研究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专业艺术史学者，但三十年前，我却是在读美学著作时最早得知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的。
正因为美学具有上述特点，它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了解现代西方思潮的一扇窗口，反思个体主观世界的一种方式，学习艺术的一个途径，它也因此成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极为活跃、社会影响也极大的学科。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学也不似当年那样风光了。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再读那时美学著作中描述敦煌艺术的文字，大概很难再有当年我曾有过的兴奋和激动。去敦煌旅游已经那么方便，即使不能亲临其境，许多印刷精美的大型艺术图册，也扫去了当年因知识贫乏而造成的神秘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艺术的研究也由宏观的哲学反思、充满诗意的美学散步、对美的历史的匆匆巡礼，转向具体的历史个案研究。1990年，我离开了政治学领域，开始中国艺术史的学习和研究。今天，再来翻阅那些当年熟读的美学著作，其中对艺术的讨论就未免显得粗略了。尽管如此，三十年前读美学著作时养成的对理论的兴趣却从未消失过，这种兴趣引导着我在从事历史个案研究时，依然不忘追寻超乎具体现象的文化意义。
[白谦慎，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硕士，1996年获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著有《与古为徒和娟娟的发屋》、《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傅山的世界》等，主要研究17世纪至当代的中国书法、绘画、篆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