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展台]贾振勇新著《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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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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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文学院贾振勇副教授新著《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2009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著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之一，南京大学丁帆教授等作序。我们转发贾振勇老师提供的丁帆教授序文原文，以飨读者。该著正式出版时，序文有删节。（山东师大社科处）
《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序
丁帆
20世纪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风向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乃至左翼文学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其中的奥秘，努力去探询它的发展轨迹，从学术和学理上给出一个很准确的定性和定位。无疑，自80年代始，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种种思想言论条件的限制，我们似乎在遮遮掩掩中很难廓清它的真貌。更重要的是，我们即使有了这种学术的力量，也未必有这种胆识来直陈这体制禁锢所造成的学术茧壳。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贾振勇以其辨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思想发现为此作结，不但以客观的、历史的严谨立场清晰地梳理了左翼文学的发展理路，同时，也以犀利的、具有强烈人文批判意识的态度，对其进行穿透性的历史剖析，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精彩纷呈之处。
用贾振勇对左翼文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来说就是：“在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搏斗中，深刻展现了人性在自我超越进程中的自豪与无奈，演示了人类理性精神在塑造历史和自我形象进程中的力量与局限。”换言之，“自豪与无奈”“力量与局限”正是左翼文学在历史的使然和必然中呈现出来的两重性，它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思潮，曾经不可一世地左右着文学史的进程，制约着人的思想的发展；但是，历史也一次次无情地宣告了它在文学中的不合法性，尽管它有时披着激情的美丽外衣。于是，这才有了一个年轻学者的慨叹：“当我们‘横站’在21世纪的历史支点上，回眸左翼文学运动时代那风云激荡的历史版图，总是生发出无尽的感慨与叹息。历史精神资源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和澄明的体系，总是充斥着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历史辩证内涵。情绪化的赞美或拒斥、接受或反抗，都有悖于历史摧枯拉朽的气魄和人性兼容并包的品格。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学术为天职的学者，首要的责任并非为当下的价值选择，提供历史资源的支撑和合理性论证，而是遵从真理和正义的召唤，将历史事件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置放在真理和思想的天平上，衡量它真实的历史重量，接受后来者发自灵魂深处的不断拷问。当我们缅想着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重构着它的价值谱系和知识源流的时候，必须真诚和勇敢地面对那些无法回避和拒绝的精神遗产。”是的，面对真理和谬误，敢于拷问他人与自己灵魂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学术评判的领地，才握有正义之剑。我欣赏贾振勇的治学态度，就在于他用不卑不亢的真诚去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由于个人价值观的矛盾及影响，我无法保持价值中立和零度情感式的所谓纯粹学术立场。就个人的学术趣味而言，我不欣赏‘躲进小楼成一统’式的文学观，更愿意将文学首先定位于一种精神现象，将文学置放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理解，将文学视为文化、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鲜活标本。面对汹涌澎湃的历史激流，我总是压抑不住个人的爱憎与好恶，尽管我知道这并不‘客观’和‘公正’。我试图在行文中缓和学术与思想判断中的那些矛盾，但是可能造成自我言说的进退失据。当面对两种或多种合理权利和价值理想的相互冲突时，我提醒自己选择那些位阶更高、更基本的权利与理想（从现代社会权利结构来看，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的尊严和自由，一切损害它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无论打着什么旗号、喊着什么口号）。我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的要求，尽管也需要做出痛苦和矛盾的选择。”多少年来，我们的治学丢掉的恰恰是“尊严和自由”！我们希望和年轻一代学者在新世纪的治学道路上共同找回本就属于学术的“尊严和自由”。
此书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渗透着作者充满着人性标准的价值评判：“今天，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拍着胸脯，自封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但是，每一个挣扎、奋斗着走向社会的文人知识分子，都不应忘记草根阶层的艰辛与困苦。面对日益冲突的社会利益再分配，我们必须强烈谴责那些无耻掠夺底层人民血汗的人。学术从来就不是世外桃源，正义的学者应当用自己的语言，发出良知的呼声。”惟有此，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那个屹立在学术彼岸的大写的人的面影。
毋庸置疑，围绕于20世纪文学史的重要命题就是现代性的启蒙和左翼文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一冲突过程中，针对左翼文学一系列的文化批判，如革命文学论争、对鲁迅茅盾等人的批判、对新月派的批判、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关于大众化和拉丁化的论争，以及“两个口号”之争等等。这些论争和批判在作者的笔下不仅成为一种历史的描述，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由此可以看出，左翼文学运动实践者们所遵循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已不再是启蒙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目标，而是政治启蒙、历史理性、集体主义等价值规则与价值律令。在左翼文学运动实践者们的视野中，一切都被视为阶级斗争、阶级解放和创造新型政治社会的工具，所谓的这种历史必然规律也‘必然应该’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追求。由于当时社会的关注焦点在于政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政治言行成为社会构成诸领域中最具煽动性和蛊惑力的社会表达方式，政治及其诸样式的实践，成为最易引爆各种欲望与意志的领地。”是的，20世纪的文学史一次次地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条律对文学的致命戕害。“当左翼文人以高亢的历史主体姿态，投入到救世的历史想象和历史创造实践中时，他们高昂的道德理想主义姿态，将他们定义在历史浪漫英雄的位置上，定义在历史桂冠诗人的位置上。当后人缅想那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历史场景时，无法不为之动容。然而，历史并非依照主体的想象演进，当历史想象与历史创造在数十年后演变为狂热的全权道德禁欲主义专制时，人们不免向它的历史渊源投去怀疑的目光。历史资源并非可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它需要我们勘测它之所以然的理由，在是也非也的感叹中，寻觅历史及历史精神的可能的本真状态。因为我们及后来人还要更加完美完善地活着。”这种极具爆破力的文化批判指向，才是这本著作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
此书在体例结构上不仅是从文学现象和社团流派上对左翼文学史进行钩沉与梳理，而且，还注重对典型的大作家进行了个案解剖，其中，尤为深刻的是对郭沫若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反思发人深省：“毫无疑问，意识形态想象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价值坐标和思想基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郭沫若也为证明其真理性做出了贡献），规定了郭沫若史学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并构成了评判郭沫若史学研究价值的大前提。尽管人们从没有小觑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是，假设（只是假设）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西方旧的有产阶级可能会发现它与东方政治精英最深刻的历史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过渡阶级。在东方，先锋队政党相当于新教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对应物，一旦为新阶级铺平了道路，它（像新教一样）就成了一个中空的意识形态外壳。……地位最低的阶级从来没有获得过政权。今天看来，依然如此。’ 那么在这种问题框架下，人们该如何评说郭沫若史学研究、或者说像郭沫若这样类型的文人知识分子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的治学是否还在重蹈覆辙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反思和警惕的问题。
这部著作的学术观点暂且不论，我始终坚信的是，这本书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文化批判价值，它的作用是远远大于对左翼文学本身的学术探讨的，这一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出来。
丁帆
2004年12月3日于紫金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