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展台]房福贤教授新著《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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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0日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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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文学院房福贤教授新著《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2009年1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著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地重点项目）“文化山东”的最终成果。我们编发关于该著出版的一篇新闻报道和一篇即将发表的书评，以飨读者。 （山东师大社科处）
展现好汉山东 世俗山东 灵异山东
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基地重点项目）
《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出版
《联合日报》2009年7月23日
日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房福贤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地重点项目）“文化山东”的最终成果《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传统文学塑造的母体文化形象为研究起点，沿着“好汉山东”、“世俗山东”、“灵异山东”的脉络，对百年山东社会、山东人的文学想象与叙事活动进行专题研究，从中发现近百年的山东是如何被文学所塑造、文学化的山东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着近百年山东的文化形象的。
山东是一个文化大省，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结出了丰硕的文学成果。《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这些山东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古典名著塑造了一个多面而丰富的文化山东形象，具体来说，就是由《水浒》而来“好汉山东”形象、由《金瓶梅》而来的“世俗山东”形象、以及由《聊斋志异》而来的“灵异山东”形象。这些文化形象在汉文化圈中几乎是家喻户晓，它们对20世纪百年山东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建构山东地域文化的过程中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群体的集体想象。
《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将山东近百年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认识山东社会与山东人的方法或工具，通过文学作品，反观山东近百年社会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演变，把握山东人性格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在整体的意义上，描述现代山东文化人格的塑造过程，以及山东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潜在运动，在文学的山东与山东的文学这两者的互动中，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山东的文学想象系统和叙事空间。
房福贤教授认为：“文学具有塑造一个时代文化的重要功能。文学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山东”的开端，未来山东的文化建设事业，更是少不了文学的参与的。譬如《闯关东》的热播，从根本上得益于所蕴涵的鲜明的齐鲁文化形象与山东地域精神。而齐鲁文化形象与山东地域精神的形成，是离不开文学塑造这一有力手段的。”《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回首百年山东文学，从文学视角看文化，通过对山东文学的梳理，探究山东文化形象的发展流变，绘制山东文化形象地图，对21世纪山东文化内涵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的成书，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一方面在学术上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为山东新文学的研究和深化，提供了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从文学上展示了现代山东的文化成就，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在当前进一步提升山东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进程中，这一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赵晓霞）
文学山东的记忆和想象
——读《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
马筝
淡蓝色的封面，素雅的包装，房福贤教授的新书《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给我一种宁静致远的感觉。这是一本需要坐下来思考品读的学术专著，需要去除眼花缭乱的时尚书籍带给人们的浮躁之气。本书是房教授从2004年就开始思考的“文化山东”这一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也是他多年大学讲堂上与学生对话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火花。
记得当年在济南读书求学时，天南地北的同学常聚在一起闲谈。大家经常触及的一个话题就是各个地域之间的比较，外省的同学常说我们山东怎样、山东人怎样，我们则评价外省的优劣，有时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在课下和房教授闲聊时我们也常常涉及这个话题。那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北京和上海这“文学双城”正是热得发烫的题目，这两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文学对城市的记忆和书写、京派和海派……都是学生们常常选取的题目，可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齐鲁大地却少有人关注。读完《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不想这一问题竟在此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回答。这本专著聚焦于文学所想象的山东，从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双向互动中探究文化形象的建构，从而打开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独特的研究思路、细密的文本梳理、新颖的论述模式，这些都得益于房福贤教授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成熟的理论思考。一本好的学术专著会带给人新知识的收获，更重要的是给人以新的思考和启发，在领略百年山东叙事魅力的基础上，读者一定会更深入地思考它所牵涉的文学和文化问题。
《齐鲁文化与百年山东叙事》首先实践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多年呼吁的问题：打破学科界限，打通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壁垒。中国文学研究长久以来形成的学科机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分科过细，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狭窄，研究者各顾各的一亩三分地，而学生学习更是只盯着各自专业不问其他，所谓“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打破学科壁垒早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谈及自己的小说史研究曾说过：“谈‘中国小说’，可以从古一直谈到今，而不必弄成截然分别的两段。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之间，有很多对照、呼应、转化以及成功的接续，不见得非把它打成两段不可。”[i]对此房福贤教授也早就有所思考。1994年他在美国林肯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曾专程去纽约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夏志清先生。夏志清对他说过，专业划分太细，不利于教学与研究。“不能想象，一个不懂外国文学的人，会对中国文学有新的建树，不懂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会对现代文学有深刻的理解。”[ii]正是受到夏志清教授的启发，近些年来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上，房福贤教授也多次提出应统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建议，并提出文学史写作“大语境化”的观点，认为“只有建构起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复杂的、广阔的大文学史语境，才能够将那些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悖论的、碎片式的文学现象比较客观、真实地描绘出来。”[iii]而《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正是房先生对这一问题长久思考的实践。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并非呼吁两下就能见效，研究者必须把这一问题意识带入具体的课题中亲身实践。打破学科壁垒也并非是一种胡拼乱凑，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内在逻辑理路的探寻需要新的理论模式和阐释方式，从而避免机械地生搬硬套。《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思考的核心正在于齐鲁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认同过程中文化形象的重要作用。全书确立了三个经典性的古典文本——《水浒传》、《金瓶梅》和《聊斋志异》。选择这三个文本是因为它们对山东地域文化的建构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所带来的想象方式、文学形象、内涵形式等经过长时间积淀已经固化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影响着地域文化人格特征的确认。这三部叙事作品堪称文学山东的代表，而且也将其文化和审美内涵不断传承下去，从而影响了近百年的山东叙事。正是在此基础上，该书将三部作品所孕育的母体文化形象命名为“好汉山东”、“世俗山东”和“灵异山东”，并细致梳理了三种母体文化形象的百年传承和嬗变，以文化形象的复杂变迁将古代文本和现当代文本打通贯穿，真正实践了学科藩篱的突破，也为地域文学史的书写深挖了坚实的理论隧道。值得注意的是，《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始终关注的是“文学山东”，也就是写山东的文本，并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山东文学”，这就打开了文本研究的范围，将异域人对山东的文化书写纳入思考，把重心始终放在文学叙事对“山东”的想象中。
在形象的传承中，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不能不对文学叙事产生重要影响。《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中寻找母体文化形象嬗变的原因，这无疑牵涉到研究界多年讨论的文学经典的传承和重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于经典危机和经典焦虑问题的反应。在这个问题上，该书认为现代性与古代性并非截然对立，两者是辩证的，古代经典性的文本会以不同的方式留在文化发展基因中并随时复活。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来源于法国学者伊夫·瓦岱的理论，他强调古代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着某种文化传统，它所蕴含的符号和价值会传递下去，古代和现时可能同属于一个“精神空间”[iv]。因此，《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所论述的三种母体文化形象在现代性进程中既是不断重构的，也不断传承一些固有的文化记忆。如果我们不把经典看成是一些固定的死板的纸质作品，那么就可以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来理解经典的传承。实际上，经典的传承是典范性、经典性的传承，具体到文学中，它可能是一种文学形象、叙事方式、理想情感、价值观念以及审美经验的传承。这种经典所带来的记忆和想象可以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内化到我们的精神结构中，从而左右着社会的集体想象。这也是近年来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反复强调古典文学资源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界关于“左翼文学”资源的讨论；更不用说文化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重视和发掘。《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重视古代经典的承传，并且找到了文化形象发展中一些不断传递的文学记忆，比如追求自由反抗的理想激情、张扬世俗欲望的生命活力、质疑常态的僵化模式等，从而把握住了经典的传承线索。同时，现代性的进程也带来了文学叙事的变化，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发现形象的差异，也是此书论述的重要之处。这种传承和嬗变的分析紧密结合了地域文化特性：那就是齐鲁文化形象的庙堂性和民间性。通过对民间性文化形象的分析来发掘齐鲁大地在道德正统意识压抑之外的另一侧面，即民间想象力的勃勃生机，从而捕捉勾勒了齐鲁大地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灵魂。
《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大量运用了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本身的定位也在于通过文学审视文化，这也许会使人想到当下争论不休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也许你会担心这本书又是拿文学来做文化研究的注脚，担心会毁坏文学研究的纯粹性，担心会被观念理论弄得头昏脑涨。事实上，“就历史情况而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难指望以后能存在。”[v]所以说，文学研究不应当拒绝文化研究的成果。房福贤教授对此持开放态度，认为文化研究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伸展性[vi]。《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同样重视文学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判断和分析，书中对所涉及的文本从人物性格命运、思想和情感的意蕴、生活层面的开拓、语言表现力等角度多层次阐述，同样充满了精彩而生动的审美知觉，比如对莫言“新聊斋小说”的分析完全可以作为独立成篇的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论文。所以说，房福贤教授的这本新著有着扎实的文学审美解读，同时又有文化研究的精深广阔，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房福贤教授把文学山东作为研究对象，倾心力探究齐鲁大地文化的丰富和魅力，他的学术思考背后一定灌注着浓厚的家乡深情，一定是“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于《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所带来的文学研究的新的思考，本文是很难论述详尽的，但是这本书所带来的种种启发却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旨在“对近百年来山东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作一个清晰而深入的描述，从文化的意义上，建立起一个山东文学与文学山东研究的新模式”，相信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只是先生思考的一个开始，下文会更精彩。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