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快递]北师大王一川教授来我校作文艺学报告
作者：
2017年06月20日 11:28
浏览量
[编者按]2008年6月3日下午，应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王一川教授利用来我校主持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的机会，在长清校区学术报告厅为师生们作了题为《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文艺理论转向》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我校文学院副院长王化学教授主持，王一川教授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为听众们勾勒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艺理论的转向和文艺理论工作者角色身分的转换，并与到场师生互动，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听众们为王教授睿智的学术讲演所折服，会场上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以下为文艺学研究生仲崇宾、吴云松根据听讲笔记整理的王教授讲演的主要内容，编发出来以飨读者。记录稿未经王教授审阅，错谬之处请王先生谅解。
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艺理论转向
引言
报告会一开始，王一川老师引用沈从文《边城》的结尾的一部分：碧溪岨的白塔圮坍了，人们纷纷捐钱重修，于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不料沈从文话锋一转说：“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将师生引入了这次报告中来。或许这个“年青人”就代表了王一川老师对这三十年中文艺理论者飘动身影的感悟。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文艺理论界风云变幻，王一川老师认为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界经历了三次转向：从1978年至1989年为启蒙论转向，从1990年至1999年为专业论转向，2000年至今为素养论转向。
与之相适应，文艺理论者自身角色处于演变状态中，分别承担了文艺变革的思想者、文艺研究的专家、文艺素养的教育者三种不同但有着内在传承关系的角色。
王老师着重强调，此次报告中的“文艺理论”不同于这些年拥戴的英美式“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而更倾向于鲁迅年代及后来曾一度风行的旧义：文艺就是指文学这种语言艺术或具有语言艺术属性的文学，文艺理论或文艺学应当重新含有关于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学问的含义。我们应当把文学首先和归根到底看做一种语言艺术。
一 启蒙论转向：文艺变革的思想者
首先，王老师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受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惯性作用的影响，文艺扮演着政治政治斗争的先锋角色，而文艺理论仍旧在充当着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指导角色。相应地，文艺理论家被视为艺术真理的代言人和立法者。那时文艺理论家队伍主要由我国文艺体制内的两类人员构成：第一类是以中宣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省份下属机构为主干的文艺理论专家加政治家；第二类则是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师。这两类体制内人员初期并不存在多大的分别，都必须听从来自中宣部的统一的政策指令。很多文艺理论者在这时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清醒过来，这包括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他们声称与这种畸形理论断绝关系，要恢复文艺理论的文化启蒙意义。他们认为，文艺理论者不只是被动的文艺政策执行者，而是自由自觉的与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文艺思想者。
最初的破冰之举是公开发表的两则毛泽东指示和朱光潜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的“人性论”解读。毛泽东的一则指示来自《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发表的何其芳遗作《毛泽东之歌》：“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另一则指示来自《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发表的毛泽东致陈毅关于“形象思维”的通信：“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借助毛泽东关于“共同美”和“形象思维”的指示及随后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人性论思想的讨论，文艺理论界涌动起多股相互交织的思想解放潮流，概括起来，主要的有三股：美学化、人学化、方法化。（1）文艺理论的美学化意味着文艺摆脱“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影响，向着美或审美的广阔领域进发。这股潮流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学热”。正是在这种热潮中，文艺的本质在审美而不在意识形态成为许多人的新的共同信念，而50年代的美学讨论乃至“五四”美学传统都被逐一重新激活。这种文艺理论美学化的突出的学科实绩之一就是文艺美学在文艺学中的诞生。由胡经之先生首倡而全国美学家群起响应的文艺美学学科获得了独立发展。以后，在美学领域形成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和艺术美学的三分格局。（2）文艺理论的人学化潮流要求把人性、人道或异化等内涵纳入文艺理论体系中，强调尊重人、个人和人性。这股人学化潮流随后演变为文艺理论中的“主体性”（刘再复主张）、“向内转”（鲁枢元主张）等思潮（3）文艺理论的方法化，是指把文艺研究不是看做过去那种必须服从上级的行政事务，而是视为理论家们可以自由探讨研究的学科专业行为。这意味着文艺研究从行政化到专业化的转变。逐渐涌出的方法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心理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生命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现象学等。而在美学学科建设上，注重古今中西比较融通的比较美学出现了并获得了独立发展。
在这一时期，文艺理论者相信自己就是文艺思潮或运动中的新的思想者。但这里的思想者不同于通常在书斋沉思的思想者（如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静观者或怀疑者），而是思想着理论如何变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旨在改造世界的思想—实践者。社会公众对文艺理论者的文艺思想者角色也是认同的。文艺理论必然能凭借自身的新思想去指导文艺创作、批评和阅读，文艺理论家是文艺运动、文艺生活的指导者。也就是说，文艺理论充当精英与公众联系的纽带：理论一定要与指导作家与读者的创作与阅读实践相联系。在此时，“文艺理论家与其说是罗丹意义上的静默思想者，不如说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偷取天火给人类的新文化新生的英雄，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引导人民抗争的自由女神。”(王一川老师语)
二专业论转向：文艺研究的专家
从1990年开始，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多重因素的变化，文艺理论界启蒙论转向及文艺理论者的思想者角色渐趋夭折。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个原因是苏联解体后，苏联文论已无法给予中国文论过去曾有的那种持续的典范性支持。第二个原因是在不断涌入的英美新潮文论中，再也无法寻觅中国理论家们沉浸和自恋于其中的思想者的伟大身影了，就连“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把革命从广场退却到书房、从社会撤退到语言了。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真正致命的：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文艺受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影响不再以理论家们的文艺思想为指导了，而是逐渐地成为人们的文艺生活乃至日常文化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作为生活的文艺必然会从当年的备受关注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位置发生重大偏移，出现今日所谓“去中心”情形。社会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上来，对文学的热度开始降温。文艺理论家的新思想不再被作家和读者奉为指针而必须遵循，这意味着理论家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经典性逻辑链条断裂。第四个更深刻而微妙的原因在于，文艺的光芒如今已被新的核心媒介电影和电视遮蔽了，王一川老师举了《渴望》这部电视剧，当时是万人空巷。
1990年，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终结它的启蒙论时段而开始了新的专业论转向。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里，文艺理论家从思想斗争前线退回到专业探究园地、从启蒙思想家蜕变为学科专家。在这个专业论时段，思想家身影已渐行渐远直至淡隐了。文艺理论只是成为越来越专业化的学科，王一川老师认为，这是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文艺理论的常态角色。。在这时，受到重视的不是理论家思想敏锐度和理论指导性，而是他们可以逐代传授的专业知识与学科技能。文艺理论成为理论家自身的远离公众的专业技术园地，与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距离愈来愈远，相互联系的纽带趋于断裂。
三素养论转向：文艺素养的教育者
进入21世纪以来，上一时期的文艺理论专业化和理论家专家化进程还在延伸，但这种延伸中开始有新的趋势在悄然滋长即文艺的素养论转向和文艺理论者向文艺素养教育者角色的转变。这种趋势的推动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文艺理论被要求承担更重的文艺专业人才培养任务；二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速增长或持续发展，特别是当前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潮流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渴望了解文艺鉴赏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便充实自己的人文或文化素养，从而会对文艺理论知识的普及提出更加广泛的需求。这两方面对文艺理论分别提出了提高和普及的要求。文艺理论提高是指对各层次高级专门人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各类职后培训人员）实施文艺知识与技能的专门培养，也就是文艺专门知识的精英教育；文艺理论普及则是指对社会的普通公众实行文艺专业知识的广泛普及，即文艺专门知识的公众教育。
正是来自这两方面的推动，导致文艺理论逐渐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文艺素养培育道路，直到出现文艺素养论转向。文艺素养论转向是指文艺理论的职能从文艺思想启蒙和专业探究向着更基本的国民文艺素养教育转变的过程。国民在这里与公民概念相当，但指称范围略大，是指国家的公民和未成年人等，相近于人民。近几年，理论家一方面更加用心地深入钻研文艺理论专业问题，在不断充实自身的专业素养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各层次年轻的学子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他们又想方设法地把自身的上述专业研究成果加以通俗化处理，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予以普及，以便帮助他们形成必要的文艺素养。这样大量的专业论著、丛书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教材、名家文艺理论讲演录、文艺经典文本解读、文艺理论读本、文艺理论随笔等通俗读物开始涌现。文艺理论者面对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文艺思想指导或文艺专业建设所需要的学术探究，而是“小康社会”或“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国民文艺素养的养成。
结语：通向文艺素养学
在王一川老师在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文论演变后，他认为文艺理论者在这三十年中有三重身影：渐行渐远的思想者背影、轮廓分明的专家雕像和更为清晰而活跃的教育者身姿。这正符合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式模型说。
应当讲，这个转变过程不可逆转但又令人抱憾。其不可逆转处在于，当前“小康社会”或“和谐社会”建设确实需要推进国民文艺素养的培育，从而文艺理论的素养论转向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性。其抱憾处在于，如果一味地仅仅满足于文艺传统的传承而忽略或无视对其的批判性或反思性审视，这种文艺传承还有多大的合理性？我们今天面对着古今中外的多重文艺遗产，肯定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盲目拒斥，而是需要随时予以理性的分析、筛选，在此基础上寻求创造性转化。在这里，有必要适当借鉴来自媒介学与传播学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理论，这种理论面对电子媒介时代复杂多变，致力于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努力提升他们对于媒介认识的识别、破译和运用等素养。
文艺素养（也可称文学素养）作为国民素养之一，是指对于语言艺术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与体验素质及其养成。文艺素养侧重于体现文艺对个体素质的养成功能，着眼于文艺的对国民的人格塑造。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学或文艺理论可以实际地成为一种文艺素养学或文学素养学，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文艺素养的养成规律，这与过去的重心先后在文艺思想的启蒙和文艺专业的技能化上是不同的。
当然，王一川老师坦言，这只是提出初步设想，而国民文艺素养的教育及其理论建构工作任重道远，有待于从现在起步，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媒介手段和方式着手进行。王一川老师认为，国民文艺素养学及国民文艺素养教育恰恰不失为文艺理论学科的新出路之一。借助文艺素养学，文艺理论家或许会找到其新的角色和位置。
最后，王一川老师又引用了《边城》最后一句话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渐行渐远的思想者背影越发行踪飘忽，独坐书斋的专家身影忽明忽暗，恍惚中它们又似乎正叠合成文艺素养教育者的越来越清晰的影像。
附：回答听众问题：
1.依王老师的意思，实施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应充分利用现代媒介，而“纯文学”
作用何在？
答：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趣味，读者有多元趣味，应该充分利用多元媒介。
2.您如何看待易中天、于丹热？
答：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一些在校研究生对这两人持批判态度，但我认为这是实施国民素养教育的典范，值得借鉴。
3.您前面说的大众对文艺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了更广的需求，大众真的具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吗？
答：我们不可以小瞧大众，当然也不可以过于高估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4.您对现在文艺理论史书类著作比文艺专著好卖而文艺演讲类著作又比史书类著作好卖和研究生读理论性著作普遍不足的现状如何看待？
答：一方面，这是理论者和老师的原因，著书没有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过于专业深奥。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学生太懒，太急功近利，主要也是找工作的压力。现在他们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被信息包围，迷失自我，这既是一种幸运，又是一种悲哀。
5.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文艺理论前沿性著作?
答：我个人认为，学术无所谓前沿不前沿，我现在正看的书推荐给大家： 赛亚 伯林著 《浪漫主义的根源》 ；传播理论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
（仲崇宾 吴云松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