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展台]周远斌：读书的传统与传统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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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9日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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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读书的传统，而此传统的维系和发展多得力于古代的读书教育。以私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以读书为主。传统读书教育是成功的，方髫之年既饱学于身者，数不胜数。从近、现代之交的学者身上，还能看到这一点。被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先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童年饱学者。陈家像其他书香门第一样，重视对子孙的教育，陈三立不但开设家塾，而且还在家办学堂，并延请王伯沆、颜诒徵等名儒执教。十三岁时，陈寅恪随兄陈衡恪赴日本留学，而在这之前，十三经他已背过，并通读二十四史，另还博览地理、哲学等领域著作。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鲁迅和胡适，亦受惠于传统的读书教育，孩童之年在学识上也已有了很好的积累。鲁迅七岁入私塾读书，先在新台门里，后又进三味书屋，《百家姓》、《神童诗》、四书五经等书即此时期读的。胡适四岁入私塾，期间读完了四书五经、《孝经》和《律诗六钞》、《资治通鉴》。
一个人读书怎么样，关键在读书习惯、读书能力和读书情趣的培养。孩童时期是一个人开发心智、引导情趣、培养习惯和技能的最佳年龄段，若能在这一年龄阶段培养出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嗜好，并在连篇累牍诵读的基础上有所储备并锻炼出一定的读书技能，这将会影响其终生。传统读书教育的成功，就在于此。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一生“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钱基博先生“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之勤奋，与其方髫之年所受的传统读书教育有直接关系。读书习惯或嗜好的培养，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幼年。钱基博先生在幼年并不如同胞弟弟钱基厚聪明，老爷子钱福炯特请了文理较好而又严厉非常的族兄来教他，他也不知挨了多少顿痛打，终于有一天给打得豁然开通了。虽然钱基博先生所受的读书教育，不乏强制，但最终读书内化为个人的嗜好和志趣。志在读书，而又“寝食不辍”，钱基博先生一生读书之多可以想见也。他在《读清人集别录》中总结道：“读古今人诗文集最夥，何啻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以及清修《全唐诗》、《全唐文》通读一过，人有论评。而于其人之刻有专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录异同。”从钱基博先生的读书可以看出，读书的传统为传统的读书教育所传承，并在受教育者这里进一步发扬开来。陈寅恪、鲁迅等近、现代之交的著名学者，亦是读书传统的继承兼宏扬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解放后现代教育取替以私塾为主的古代教育，读书的传统随文化之断层也中断了。当今之世，虽也不乏读书者，甚至有的读书者读书甚勤，也确实读了不少的书，但终非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了。
古代读书，重记诵，孩童时期读书，以记诵为主，待成人后，读书也特别强调记诵。只有记诵精熟，才能融会贯通，章学诚深知记诵之重要，把记诵比作“学问之舟车”。钱基博先生推崇章学诚的记诵观点，一生学而不厌，记诵不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张舜徽回忆说：“有时走进他的住房门口，便听到书声琅琅，知道他在背诵过去所读的经传子史，躺在睡椅上反复默诵如流，毫无阻滞。”王闿运（1832—1916）读书也是记诵不倦，“一生以抄书背书为日课”。从钱基博等近、现代之交的学人身上，还能看到重记诵的读书传统。曾国藩曾批评儿子曾纪泽读书不重记诵：“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成诵者太少”，也是当今读书者之一短也。
古代读书，还重朗读。朱光潜先生曾说，朗读“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五四”以后，朗读渐不为读书者所重。1935年钱基博先生曾批评过这一倾向，他说“近世文章道尽，士不悦学”，“于词章语言之妙，罕知吟会”。当代文学语言与古代文学语言相较，有精粗之别，语言粗糙乃至粗俗，在当代已成习惯，语言之妙更加“罕知吟会”，朗读更为当代读书者所轻。
古代读书，更重学养。诵诗读书以养心缮性，为古代读书人之共识。钱基博先生继承了古代的读书精神，他说：“真读书人，正当化矜释躁，征其学养。”钱基博先生在生活中验其所学。1914年，钱先生舍弃月薪二百多元的幕僚生活，而任教于月薪只有二十元的无锡县立一小。1944年，长沙、湘潭等相继失守，所任教的国立师范学院由安化西迁溆浦，钱先生自请留守。当时钱先生在给吴忠匡的信中言：“我自念赴院未必能为学院有所尽力，不如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陈寅恪先生也特别重视学养，曾言：“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像钱、陈两位先生那样高标读书人之学养者，并不多见了。
记诵乃积累之功，“积累数月，见道弥深”。朗读吟咏乃沉潜反复之功，只有“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才能探骊珠，开风气。读书正志，以“征其学养”，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如此读书才有进步，而不致误入邪径，或徒得读书之名。而此传统读书方法读书精神均已成过去，呜呼，痛哉！
（本文作者系我校文学院副教授，该文原发表于2007年6月30日《作家报》，《新华文摘》2007年17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