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好书常有手不释卷，非得将它一口气读完的快感，似乎倘不如此，那书便要从手边溜走似的，阅夏之放先生新作《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就有这种感觉。

这是一本研究文学理论“元问题”的书，夏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它“通常是指这一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先提出、最先论述的首要问题”^⑴。对于该类问题的回答，也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在时下是遭人冷落的领域。相比而言，最前沿的、最新潮的、最惹眼的理论话题倒是许多研究者竞相追逐的对象。难怪有学者反讽，今天，倘有谁在那里讲“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基础问题，“他就简直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⑵。这种冷落给人的感觉，好像基础理论问题已经不存在甚或已经完全解决了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单以此点来看，夏先生所具有的元问题意识以及孜孜于此的研究实在让人敬佩。同时，先生对此种学术视野的坚持也使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冷静思考一下，当代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自身是否也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理论研究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的脱节，理论作为“知识”对作为“能力”的遮蔽，还有传统思维方式的沿袭等等，诸多原因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虽然相比较建国以至新时期以来，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又常常会落入要么老调重弹，扔出陈词滥调一筐，要么与当下的现实与文学现状亦步亦趋，“与时俱进”，要么畏手畏脚，小心谨慎，裹足不前之中，此种文学理论著作，只需大体扫一眼它的目录，已是让人生厌。学者，学生尤其是作家对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诟病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而真正潜下心来，立足于当下文学创造和欣赏中出现的问题，立足于整合几十年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积淀的成果，立足于打通各学科泾渭分明的界限，立足于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与方法，在融会贯通中创新的理论著作并不多见。我之所以说《论块垒》是一本好书，原因正在于此，它以“块垒”为核心范畴，在主流的思维方式，理论识见，学术视野之外拓出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另一种可能，让人耳目一新，姑试论之！

“块垒”：“整一性”思维方式视野中的文学理论元问题

在该书后记中，先生的一个困惑让我格外有认同感。他说，“回顾起来，自己最初只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后来走上了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专业研究的道路，心中总是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那就是为什么文学创作是那么吸引人，而文学理论却总是令人望而生畏？”^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先生看来，关键问题出在思维方式上，即我们的文学理论“为了追求自身理论体系的严密，总是想首先讲清楚文学的本质规定性，然后再展开逻辑的论证”^⑷，“这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二分、主体客体二分基础上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⑸。思维方式是人认识事物的思考方法与角度，思维方式不同常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认识论的思路，研究者首先将“文学活动”与“文学活动的本质”区分开来，并将对“本质”的探讨视作文学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其潜在的理解前提是：认为具体事物是现象，是由隐藏在背后的本质所决定的”，其表述本质认识的基本方式便是“种加属差的定义”。于是，那个抽象的作为“本质”的“种”，往往就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元问题”。但“本质”说到底不过是研究者抽象概括的结果，对于“活动”而言，它始终是第二位的。并且，不同的研究者常常会得出相异甚至相反的结论。例如，先生列举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种概括，如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象征”、“是能指的自由游戏”、“是人格和社会的表现”、“是某种权利的话语”等等。不能说这些本质概括没有道理，但相对于文学现象本身而言，它们都是“第二性”的。文学创造活动的发生并非是先有了诸如此类的认识，而后才落笔。相反，它们只是文学活动表现出来的诸多结果，而非原因。正如夏先生所言，“文学活动的内涵恰恰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得到的感受、情感、领会等等，而人所感受的东西常常是理性概念不能完全表达的，是仅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无法抽象出其本质的”^⑹。因此，倘若单纯按照本质主义的思路，文学便由作家或诗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在世活动，转变成为研究者研究的认识对象，如此千姿百态的生命与创造形态被挤压成一个个抽象的概念。在此种研究视野中，文学理论的“元问题”始终被理解为一个个抽离了具体文学现象的“先验”范畴，具有凌驾于一切作家之上的普遍适用性。文学理论研究脱离文学实践活动便在所难免了。

当然，一切理论研究都具有追求本质规律的普适性，认识论思维自有其价值所在，尤其是对科学研究而言。但问题是，简单的将之移植进文学的研究中是否行得通？因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研究的对象，前者始终离不开人的生存在世以及对生存在世的感悟，而后者却可以相对的将人从研究对象中剥离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论块垒》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我将之称作“整一性思维（从该书理论基础来看，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先生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吸收融化，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给与探讨）”。所谓“整一性”是指，研究者并不首先将文学活动区分为现象与本质的二分式对立结构形态，而是将其视为作家或诗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在世方式，即“那种难以说得清楚、‘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感悟状态”^⑺，它是“人生在世”与“人生感悟”的合一，孕育着向符号化创造进行转化的可能。整一性思维要求研究者应当从作家或诗人“生存在世的整体”，而不是从一组组相互对立的抽象概念去探讨文学活动。这样，由“二元对立”向“整一性”思维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新的理论识见”，即作为作家进行创作之前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感悟状态，也就是“块垒（注：该词出自明代李贽‘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先生将其化用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其导致的结果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元问题”悄然发生了变化，作家的“人生在世”及其“感悟”代替了“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成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用先生的话说便是，“如果换一个思路探讨文学，那就应该从关注作家的经验入手┅如果从作家的实践经验出发，那么，应该说文学创作开始于作家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这种感受萦绕于心中，使作家久久不能忘怀；最后终于创作出文学作品，完全是出于作家的天性使然┅由此看来，我们不应该到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关于文学的定义的规定性中去寻找文学理论元问题，而应该到导致作家不得不创作的感受、情感里面探寻”^⑻，那就是“块垒”！

“块垒”：作为文学理论核心范畴的三个创新

相对于主流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块垒”有三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块垒”改变了主流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即由认识论思维方式中的“抽象概念”转向对作家、诗人“人生在世”的关注，“人”重新回到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从而将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追寻到了文学诞生之前尚且不能称之为文学的本然状态——非文学状态”^⑼，即“作家创作前的人生感悟状态”^⑽。这与时下流行的许多文学理论著作不同。这些著作大都采取将文学活动区分为文学发生论、作家论、创造论、作品论、接受论的模式。此种模式固然能够较为全面的展示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但也将本来源自于人生在世的感悟状态搞的支离破碎。作家、诗人常常被淹没在一组组概念之中。我们获得的只是关于文学的知识，却没有获得文学作为作家对生命、生存、生活进行感悟的灵魂。文学的人文价值在唯知识论中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而“块垒”的提出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正如先生所言，“真正伟大不朽的、传之久远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从作者的人生感悟开始，由人生感悟的不断积累和沉淀而成为深沉的、挥之不去的‘块垒’衍化出来的”^⑾。要想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关键在于提升文学家的精神境界”^⑿。“块垒”说到底来自于作家或诗人的精神、灵魂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和守护的孕育，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理应从这里开始。

第二，作家或诗人“生存在世”的出现，为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沟通提供了可能。新时期以来，出于对极左时代文学沦为政治、阶级斗争工具的反拨，加之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引进，文学的内部研究兴盛起来，表现为越来越重视对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研究，像文学修辞学，文学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纷纷走进研究者的视野。这些研究强调文学区别于政治，道德，宗教，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学的自律意识明显增强。然而，也许是矫枉过正的缘故，也许是出于对政治的敏感，文学的外部研究遭到了研究者的冷落。文学与人生，与社会，与政治，与时代，与价值追求，与理想，与人文关怀等等纷纷溢出研究者的视野。文学似乎只关乎语言，架构，叙事，文体等审美形式规范。张冠华先生将之呼作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审美之癖”^⒀。言必称“审美”，大有当年言必称“希腊”的阵势。“块垒”的出现有可能改变这一情形。因为作为作家生存在世的人生感悟“郁结”状态，一种“有话要说的蓄势待发的精神状态”^⒁，“块垒”将人生在世、人生感悟与向符号化创造的“孕育”三者贯通起来。此精神状态来自于生存在世的作家、诗人对现实，历史，社会，政治，人生，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自然等的感受体验与反思批判欲求。因而，作为元问题的“块垒”势必关乎文学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当“块垒”终于喷薄而出，形诸笔端，才有了文学的符号化创造。符号化则涉及文学自身的审美，诸如语言，结构，体裁，意象创造，想象等文学的内部因素。在我看来，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缺一不可，而“块垒”则为实现两者的连接疏通了理论的渠道。

第三，“块垒”改变了主流文学理论核心范畴的基本形态。作为对文学活动元问题的认识和概括，“块垒”当然是一个“概念”，当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细察之，它似乎又区别于一般的概念，例如“审美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而“块垒”在抽象中却又保留着对人生在世的某种具体描述。我们看到，在从众多的与“块垒”相似的词语中到底选择哪一个词作为元范畴上，夏先生是用心甚细的。作者之所以最终选择这个词在于，同诸如“抑郁”、“发愤”、“牢骚”等词相比，“块垒”对作家的人生感悟状态更具有“显现”的功能，因为该词的本义是“垒积的石块”。这种集经验描述与先验概括，生存显现与理论抽象相结合的文学理论范畴形态，在我看来是对如何提出文学理论范畴的一个创新。这个创新一方面使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著作，又不同于由作家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所写的创作体会，例如余秋雨先生的《文艺创造工程》。同前者相比，“块垒”多了灵动之气，与后者言，以“块垒”贯穿全书（全书共分五编，包括块垒的横空出世、块垒的存在论本质、块垒生成论、块垒衍化论、块垒缺位论），更显严谨虑周。事实上，整一性思维方式已经注定了范畴的基本形态，无论它是“块垒”还是另外一个词，思维方式的突破才是最重要的。

“块垒”：文学理论研究与哲学、美学视野的融合

思维方式的突破，理论识见的创新与该书所具有的学术视野密不可分，即将文学研究与哲学、美学对人生在世的深层次思考结合起来。新时期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会取得很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比较建国以来单一的政治学模式，其理论视野更加开阔宏大了。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符号学，修辞学，艺术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等学科参与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极大拓展了研究的视域。但细细反思这种多学科的交叉互渗，其中出现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我们发现，这种交叉互渗对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贡献，大多局限于“知识论”的层面，我们所获得的不过是许多之前闻所未闻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中的许多，在西方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却很少能够触及诸如文学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革新，理论“研究能力”的提升等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在我看来，文学理论研究缺乏对哲学，美学深层次东西的借鉴与吸收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哲学，美学所关注的是关于人的最根本，最深层的问题。王元骧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评论到，“我国的文学理论较多的停留在经验的说明和描述上，少有深入到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哲学思考的；这样，认识不仅难免肤浅，而且对于问题往往会出现种种误判，理论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⒂。当然不能说，新时期没有引进过各种哲学，美学思想，这种引进有目共睹，但此种引进依然处在我们上面提到的纯知识的浅层次中，而没有向深层拓展。其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对各种哲学，美学思想的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以及对传统反映论哲学思维方式的摆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有长时间的体味涵咏和深入反思是做不到的，但，这很难见容于“大跃进”式的学术体制，如此体制下，必生急功近利之学人。本人很欣赏尼采的一段话，虽不是讲学术研究，但道理却相通。他说，“有一天有许多话要说的人，常默然地把许多话藏在心里；有一天要点燃电火花的人，必须长时期做天上的云”，谁能安于长时期做天上的云？；第二，很长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学人对美学这门学科多有误解，误解之一便是仅仅将美学看做审美之学，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只关乎“形式”问题，张冠华先生所言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审美之癖”也与这种误解有关，其结果是，人生在世以及向审美人生的超越被剥离出去，这显然是对美学的误解。实际上，美学所关涉的不仅仅是各种审美形式的知识，它更关注人的生存在世状态，以及由现世生存向审美人生的超越。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不是一门学问（甚至不应是一门学问），而是身临现代性社会困境时的一种生存论态度”^⒃。正是在上述两点上，夏先生《论块垒》一书，立论之高，可谓超拔！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先生以“块垒”为线，实现了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有效对话，为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哲学（该书的哲学基础主要限于西方哲学）根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是影响极大的两种学说。参与讨论的学者之多，见诸报章的论文之巨，少有其它学说能够匹敌。不过，这些探讨多发生在哲学，美学学界，文学理论学界的参与，要么直接借用其研究成果，要么沿袭传统定见。但有意思的是，即便哲学、美学学界的研究，虽然相比以前的确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以笔者之意，真正能够领会二者思想精髓的学者也并不多见。这多少影响到了文学理论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即常停留在表层，做表面文章。例如，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知道研究其“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经济学说”，“而马克思基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得出的本体论思想，却长期得不到应有得重视”^⒄；再如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单从文学理论界学人对“存在”一词高频率且混乱的使用中便能窥其一二，对“存在”一词的解释，可谓千人千面，各取所需，“存在”到底为“何物”并没有得到准确清晰的解释。正是对上述研究的不满以及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先生积多年之功，在《论块垒》一书中给与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我看来，该书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吸收与消化基于这样的发问，即“人是什么”？既然文学的创作主体和审美对象是历史活动中的人，那么关于“人是什么？”的发问，也理应成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学说最能令人信服。为什么呢？回顾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之前的学者要么将人视作“理性的人”，要么将人理解为“感性的人”，但无论作为理性还是感性，他们都将人“抽象化”了。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⒅，人的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分离才在人的历史生存中达到了和解。马克思对人的历史性生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先生将其梳理为“先是提出了‘激情本体论’，进而发展为感性活动理论，最后命名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⒆。并从人对于世界的掌握方式的角度考察后认为，这种人的历史性生存即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而“理论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统统是在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基础上借助特殊的专门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⒇。所谓“实践精神”也就是说，人既是以“感觉，激情”等“感性受动”个体的方式在世界中生存，而这种感性个体同时却又是“精神”的、“意识的”，而“意识”的又是“社会的”，“能动性的”，因为只有人才会有意识。人是在“历史实践”中感性受动与理性能动的合一，“块垒”便是这种“实践精神”的在世形态之一。在这一点上，夏先生认为，海德格尔的学说与马克思有相通之处。后者的表述是，人“在世界之中存在”^（21）。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再抽象化地理解人，而是将人放在历史的在世生存中进行考察，并把重心放在由“感性受动”、“日常此在”的现实生存向“意识能动”、“本真此在”的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生成中。这不仅从认识论思维中走了出来，而且切中了人的本真在世。当然，两者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先生指出，“马克思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提出和论述人类生存问题，而海德格尔却从个体存在的角度展开其思路”^（22）。对两者互补性的比较一方面为《论块垒》一书奠定了“人学”基础，即“从人的现实生存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不应该从脱离了人的现实生存的‘抽象规定性出发’”^（23），从而有可能改变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块垒”作为现实生存在世的作家进行符号化创造前的人生感悟状态，不但能够启发作家、诗人应当在“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自觉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因为倘若没有这个张力，理想性的东西便很难在现实生存中的作家心中郁结成为一个个“块垒”，从而无法催生创作，而且也启发“文学理论与文学现状之间也同样应该有一种必要的张力，唯此，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24），文学理论研究者同样应该有独立高标的精神境界，而不应该仅仅与文学现状亦步亦趋。不难发现，“块垒”也暗含了先生对美学的理解。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并非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活动，它乃建基于人的生存在世以及向审美人生的超越。文学的美学内涵在于，文学活动乃是作家或诗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而非仅仅是一符号化活动也。通读全书，先生对哲学、美学，尤其是对西方哲学家，哲学史的梳理与解读显示了深厚的功力，我把这归结为先生甘于，乐于长时期做天上之云的结果。也正是因此，并借助哲学、美学的视角，先生才有可能从“根”上发问，将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以上分别从思维方式、新的理论识见、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哲学、美学的追问三个方面，择要探讨了《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一书，观点一如前文，该书为当代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开拓了另一种可能，一种更加贴近文学存在实情的理论形态。三者中，个人以为，思维方式的突破是最大亮点，因为这有可能促动中国当代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除此之外，该书对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化用也有其独到与深刻之处。在我看来，“块垒”作为古代文论范畴向现代理论研究的转型，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和个案。这当然不是说，该书就是一部完美之作。愚以为，其中尚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尽管先生认为“块垒”既包括如“幽怨，愤怒”之类的“聚敛型情感”，也包括如“舒心，赞美”之类的“发散型情感”，但从其论述和举例来看，明显偏向前者，这似乎有些削弱了“块垒”作为元问题的普适性；再如，由人生感悟的郁结状态向语言符号的创造这一过程，略显单薄，似可以再展开一些。再如，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似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以上三点仅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愿与先生促膝长谈。

关于该书，关于先生，还有许多话想说，倘若“文如其人”有道理的话，《论块垒》难道不可以视作先生多年对文学、对人生、对美的感悟所凝结在胸的“块垒”的喷发？其中所涌动的生命激情，早已渗透进文字与过去的岁月之中，怎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得的！

注释：

⑴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⒁⒄⒆⒇（22）（23）《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夏之放 人民出版社2007，9 第4，424，425，16，17，64，18－19，108，175，214，374，74，157，173，406，408，175页

⑵⒀《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张冠华－见《探索与争鸣》2007，11期，第17页

⒂（24）《论人、文学、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王元骧 见《文艺争鸣》2007，11期，第121，127页

⒃《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刘小枫 东方出版中心，1994，第1页

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21）《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1999，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