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陈虎：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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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9日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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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山东曹县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光荣称号和国务院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特殊津贴。迄今为止，先生已在学术领域和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了五十多年，不仅桃李满天下, 而且著作等身，学术研究成果甚丰，,主要代表著作有:《汉史初探》、《西汉与西域关系史》、《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以及主编的《中国史简编》、《山东通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百余篇。2001年11月9日在山东师范大学安先生的寓所我拜访了先生，就以下几个学术问题聆听了先生的教海。
陈:安先生，您是目前国内知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清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历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安:我认为秦汉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无论是按照西周封建论的说法，还是战国封建论的说法，封建地主经济基础的最后巩固和全部封建上层建筑的最后完成，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如果说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流”，那末，秦汉时期的历史就是“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秦汉，也就没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如果我们对秦汉这段历史搞不清楚，就势必要影响到对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或者可以简要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从经济基础方面看。虽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方式就已经开始萌芽，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却是一直到秦汉时期才最后确定了下来。例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这种生产关系，即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而明白地记载于《汉书·食货志》。自此以后，这种生产关系直到清朝灭亡，甚至一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之前，都是作为主导的经济形式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之中。
二是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基于封建地主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虽然这种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就已经开始萌芽并趋于成熟，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系统、有序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自秦皇开始直到汉武才最后巩固下来。所以，可以说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确立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郡县制这一地方行政制度，在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虽名称有所变化，但实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如:中央政府的官制，这一时期确立的丞相制，唐朝以后变为三省、六部制，名称虽有所变化，但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再如:地方上的郡县制一变而为州、郡、县三级制再变而为唐宋时期的道、路制三变而为元、明、清的行省制度，但这种三级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却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
三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指导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还涉及到一个如何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问题。百家争鸣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次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如何治理国家的探索活动，如:儒家主张实行仁政，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等，探讨的无一不是治国方略，这一探索的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西汉武帝时期。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从理论上对封建社会的治国方略进行探索的话，那么秦朝和汉朝，就可以说已进入到了实施阶段的探索。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专任法家，实行以法治国，以史为师，这可以说是秦朝的经验。但秦始皇把法治绝对化了，法治搞过了头，结果搞成了暴力统治，故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结果秦朝二世而亡。在秦末的战火余烬中建立起来的西汉皇朝，开始时统治阶层中有很多人曾亲身经历过秦朝的暴虐统治，接受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一改秦朝在治国方略上专任法家的策略，转而改用道家黄老的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体息的治国方略。这在当时无疑是适应了汉初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但它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汉初的经济确实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诸侯王割据势力发展壮大的势头。由此看来，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也不足以更好地治理国家。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就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的指导思想。但是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所谓“儒术”，并非全用儒家，而是外儒而内法。所以，后来的汉宣帝在谈到汉朝的制度时就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若用现实的眼光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德治与法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统治方略上刚柔相济两手运用的有机结合。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统治指导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并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它们的基础就是封建的上地所有制。后来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却无丝毫的变动。当然，辛亥革命还有一个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彻底解决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问题。只是到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这一问题才最终得到了彻底解决。
陈:安先生，您对秦汉史研究，尤其是在秦汉官制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清问:秦汉官制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安:我认为秦汉官制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从中央官制史来看，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由皇帝的内侍和尚书所组成的内朝。到了东汉时期就逐渐由内朝之臣组成了尚书台。同时，东汉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外朝的宰相，实际上绝大多数也是由皇帝的内侍或亲信转化而来的。从汉代开始，宰相虽然位居百官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纵观历史，历代封建皇帝对宰相并不放心。对待宰相最严厉的莫过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了，他不仅对宰相的职权大加限制，而且极尽杀戮之能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蓝之狱”了。即使是皇帝最亲近的人，一以担任了宰相之职，也仍然会受到种种猜疑，这一点从汉高祖刘邦和萧何的微妙关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尽管刘邦和萧何既是同乡，又一同经过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属于患难、生死之交，而萧何又曾在汉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一旦萧何做了丞相，刘邦对其仍然极不放心，《史记·萧相国世家》就很生动地记载了刘邦对萧何一而再、再而三的猜疑。所以，后来就搞了个内朝，将决策权移至内朝之中，目的是用于分散丞相的权力。东汉时期形成的尚书台，魏晋以后尚书一旦成为外朝的丞相，皇帝马上就又对其产生了不信任，于是又另外组织一班人马，形成了新的内朝来控制外朝。这种奇特的现象一直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实际上清朝军机处的设置，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其次，从地方官制史来看，其特点也是由皇帝亲派自己的近侍充任地方大员。秦时名为御史监郡就是皇帝派的近侍之人。到了汉朝就是刺史，开始时刺史虽然还不是固定的地方行政官员，只是临时的，但是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又是代表皇帝监察地方的，所以其权力非常大，后来便演变为郡守之上的地方最高长官。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道也好，路也好，督抚也好，这些封疆大吏其中大多数也是皇帝钦差、由皇帝身边的近侍和亲信所充任的。这些皇帝的“秘书”，不仅代表皇帝严密地控制着封建国家的中央政权，而且也控制着地方政权。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专制皇权在官僚制度方面的突出表现。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明清时期。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制度影响。由此可见，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假如你能了解到这一点，就能大概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官制了。
陈:作为山东著名的历史学家，您对齐鲁文化研究倾注了多年的心血, 并有着系统而独到的见解，那么，清问先生，齐鲁文化形成的原因、内容结构和特点是什么?
安:关于齐鲁文化的形成，其渊源可追溯很远，其源头之一就是从东夷文化发展而来的。过去传统的观点，人们一直认为东夷文化比较落后，但许多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并非如此，这一文化种类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相当进步了，它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如:发掘出土的大汉口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在文化类型上就要比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先进一些。而作为齐鲁文化载体的齐、鲁两个诸侯国，是西周初期就已受封的两个封国，其始封者一个是姜尚，一个是周公。而周公由于在周王室内部帮助成王治理天下，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就国，而是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们到了封国以后，带去了周文化，这就使得西部地区的周文化和山东地区固有的东夷文化发生了交流和融合。实际上，这种交流早在氏族社会时期就开始了，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氏族系来自西部的一个著名的氏族部落，他们以“龙”为图腾，而周族实际上与黄帝氏族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系统。东夷族应该是传说中的炎帝的后代，他们是以“鸟”为图腾的。所以，后来称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民俗中有“龙凤呈祥”的谚语，也是来源于此。
齐鲁文化实际上可以说是龙、凤文化或黄帝氏族与炎帝氏族两种文化不断融合的必然结果，这也可以说是齐鲁文化的两个源头。齐、鲁两国立国之后，虽然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但其在文化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却是不容忽视的。概而言之，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的一种文化系统。齐文化由于其产生的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决定，齐地多山、土地贫瘠不适于发展农业生产，靠海、有鱼盐之利又适合于发展工商业经济。同时在立国之初统治者又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举贤尚功”、“因其俗，简其礼”等治国方略，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其功利型的文化特征，即尚功利、较开放、重革新、讲权变。而鲁文化则不同，由于鲁国地处内陆，土地肥沃，比较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立国之初的统治者又较多地用周文化来改造鲁地旧有的风俗和习惯，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强调宗法制度，“尊尊而亲亲”，讲求礼乐仁义等治国方略，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其道德型的文化特征，即重仁义，尚伦理，贵人和，尊传统。这两种文化无论哪一种都有其缺点和优点，若将这两种文化进行互补，道德加功利，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我认为研究齐鲁文化，弘扬齐鲁文化的精髓，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文化，在汉代以后其影响为何突然消失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是否就可以认为是鲁文化向全国进行文化扩张的过程？
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鲁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实际上汉武帝的统治政策是霸、王道杂之。质言之，可以说鲁文化是一种王者类型的文化，而齐文化则是属于霸者类型的文化。汉武帝的霸、王道杂之，外儒而内法，客观上是将齐文化和鲁文化结合起来应用的，是兼容并包的，其表面上是“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将法家的思想也吸收融合进去了。同时，帮助汉武帝建立起这一统治思想体系的董仲舒，在其思想体系中，也并非全是儒家的思想，而是德主刑辅，以刑辅德，并不排斥法家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说董仲舒是新儒家呢? 也是指他的儒家学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他的学说中，不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而且还把法家的思想、甚至阴阳五行学说都融入其中了，从而构建起了一整套比较适合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的统治思想。所以，我认为董仲舒很了不起，应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再说，汉代儒学，有“鲁学”和“齐学”两派，董仲舒的儒学，也不应说是单纯的“鲁学”，实际上应该是“齐学”和“鲁学”的融合体。汉武帝“独尊儒术”中的儒术，与其说是“鲁学”还不如说是“齐学”更为恰当，构成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公羊学派的春秋大一统学说，其师承就是来自于“齐学”。我们过去一般笼而统之地称儒学为鲁文化的代表，好像是鲁文化的影响大一些，看不到齐文化的踪影。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封建皇帝曾公开宣扬过功利和法治，他们大肆宣扬的是所谓的“仁政”和“德治”，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使用刑法这一武器，也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追求功利。董仲舒的儒学，前而已经说了，是承自汉儒中的“齐学”一派，而公羊学派又是汉儒中“齐学”的突出代表。后来的汉宣帝也曾一度提倡“鲁学”，重视谷梁学派，但时间很短，很快他就认识到，单纯地运用儒家学派的哪一种学说来治理国家都是有问题的，因此，他总结汉武帝治国的成功经验时就说过“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表而上虽然是“鲁学”，点主导地位，而实际上却是以“齐学”为主才鲁学”和“齐学”的融合体。我们可以这样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标志了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定型。
陈:安先生，您作为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严谨治学几十年，学术心得甚多，在当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而对学术界存在的许多不良现象，您对年轻后学都有哪些方面的忠告?
安:我感觉年轻一代的学者在思想方面相当活跃，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就显得比较保守一些，即使与我们自己的年轻时代相比也还是有差距的。年轻一代朝气蓬勃、思想活跃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有些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做学问，基础工作做得不太够。比如说过去我们在撰写《秦汉官制史稿》时，与熊铁基先生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凡是我们能见到的材料，无论是文献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要本着“竭泽而渔”的原则尽量收集，力求将所有有关的材料都收罗起来。因此，我认为我们那本《秦汉官制史稿》的特点之一也就是它的资料比较详细。当然，后来秦简、汉简和帛书不断被发掘出土，新的相关的研究资料不断出现，那是以后的事了。但在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清代乾嘉学派有关一些问题的考证、注释方面的材料，所以从史料方面来看《秦汉官制史稿》是比较全面的，它为年轻人治学省去了不少收集资料方面的工夫。一直到现在，还仍然是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写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时重要的参考书。现在年轻人做学问，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就有些欠缺了。问题之一就是做学问有些急功近利，想走捷径，早出成果。问题的产生当然与年轻人自身存在的不足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认为与我们现行的一些政策导向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现在通行的职称评定制度，由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的评审，要求不仅要有学术文章发表，还要有学术著作公开出版，总之，每一个阶段的评审都要有科研成果。即使在评了教授以后，每年你还必须按规定拿出一定数量、在规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研成果，这样你才会有岗位津贴和各种相关的福利待遇。对硕士、博士的要求也是如此，否则就拿不到学位。
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因为职称与工资、住房等待遇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年轻人为了尽快地评上职称，就不得不去追求短期行为，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以至于现在的许多文章和所谓的学术专著，有创见性的东西不太多，好像是应了前人的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但这又不能过分的责怪年轻的同志，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十年寒窗，终磨一剑”的话，那么所有一切比如职称、晋级、工资、奖金、住房等等也都耽误过去了。即使是真正学有成果，由于现在出版界所存在的人所共知的原因，如果没有资金赞助，要想出书也是十分困难的。同时，由于某些学术性杂志都收版面费，所以即使是发表学术论文除交钱外还得靠人情拉关系。因此我总感觉现在学术界的学风有些不太正常，但这些问题又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妥善地解决。不过我认为，年轻的同志在职称评上之后，还是应该回过头来补上上面我说的这一课，否则的话，将来你在学术界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学术研究还应该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如果你回过头来补上了这一课，这样你的学术研究才会有生命力。
当然，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这种弊端，绝对不可能让哪一位同志去负责任，在现在的这种社会条件下，我认为也是“大势所趋”，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惟如此，我觉得我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虽然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虽然大张旗鼓地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仍然还有高考这根指挥棒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几乎所有的家长让孩子上学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学，考大学、考研、考博，以便将来毕业之后找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而很多中小学校也就不得不拼命追求升学率，于是升学率高低几乎成了判断办学成绩的唯一标准。这样在实际上就与我们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形成了两张皮，使得提倡素质教育呼吁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种状况与现在我们的学术界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就必然地存在相似的缺陷和弊端。所以，年轻一代有志于学术者，就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