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日下午的《齐鲁文化讲坛》上，我校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丁鼎(程奇立)教授在中心一楼报告厅作了题为《毛奇龄与“伪古文〈尚书〉案”》的学术报告。 程奇立（笔名丁鼎），男，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硕士导师。主要致力于经学史、中国古代文化史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迄今已出版《〈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孔子与六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新定三礼图》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古代谶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牛僧孺年谱》（辽海出版社1997年）等学术著作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文史哲》、《孔子研究》、《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已获得国家和省、市、校级科研成果奖27项（其中省部级奖励5项）。曾于1995年被山东省教委评选为山东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报告内容如下： 毛奇龄是清代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也是争议最大的学者之一。他对儒家六经均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尚书》学研究只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由于他深深地卷入了“伪古文《尚书》案”，因而他成为清代至近现代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最受争议、饱受诟病的学者。“伪古文《尚书》案”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宋代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经学史上最受人关注、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一代代的学者，历代都有学者几乎穷毕生之力在研究探讨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未得到解决，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鉴于此，笔者拟在今天的报告中向大家简要介绍论述一下毛奇龄的学术贡献与“伪古文《尚书》案”的有关情况。学识所限，容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同道与同学批评指正。

一、毛奇龄学行述略

（一）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毛奇龄，字大可，号秋晴、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萧山人，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享年91岁。[1]

毛奇龄天资超群，博学高才。他五岁时，母亲“口授《大学》”，数遍后，即“无不识者”[2]。为诸生时，他曾一月之中四次考试名列第一，名扬乡里。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哭学宫三日”[3]。明亡后，毛奇龄为避乱而一度“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4]。

顺治三年（1646），毛奇龄参加明保定伯毛有伦的抗清武装。毛有伦失败后，毛奇龄逃入山寺剃发扮作僧人，方得以逃脱清兵的屠戮。他逃回家乡后，又屡受仇家陷害，被控“抗命、抗试”与“杀营兵”。于是毛奇龄便不得不变姓名为王彦，字士方，又曾改名毛甡，逃亡外地近20年。流亡期间，他先后游历江淮、山东、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所到之处，或拜师交友，或读书论学，或吟诗作文。他曾作客江西参议道施闰章幕，很得施氏敬重佩服。

大约于康熙五年（1666），在户科给事中姜希辙的斡旋调停之下，毛奇龄方得以结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回归浙东家乡，以原名输赀入国子监，成为廪监生。[5]这时的毛奇龄已经名满天下，与钱塘毛先舒、遂安毛际可“俱以文章雄长东南坛坫”，并称为“文中三豪、浙中三毛”。[6]

康熙十七年（1678），清王朝为了网罗汉族知识分子，壮大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便特设“博学鸿儒科”，诏令各地举荐海内名儒。时年已五十六岁的毛奇龄在被举荐后，起初连续写了《奉辞征檄揭子》、《再辞征檄揭子》和《三辞征檄揭子》，以疾病婉拒[7]。最后不得已赴京应试，位列上卷，授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参与编纂《明史》。由于当时作为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二人均被荐举参加“博学鸿儒科”制举，但他们均坚守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拒不应命。而毛奇龄应征参加了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儒科”制举，且接受了清政府的任命，于是他便颇受后人诟病，认为他品行不端，丧失了民族气节。我们认为，黄、顾二人拒不应诏固然显示了民族气节，值得敬佩；但毛氏应征并出仕亦不应苛责。当时满清入主中原已经三十多年，虽然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仍对满清政府怀有抵触情绪，但清王朝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因而当时除了顾、黄等少数人拒不应诏外，有一百四十多位著名的汉族知识分子或被动或积极地参加了康熙“博学鸿儒科”制举。如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施润章、徐乾学、杭世骏、潘耒等清初名士都参加了这次制举且被录取。此外，当时的江南名士姜宸英以及与毛奇龄同被尊为清代乾嘉朴学开山的阎若璩（1636-1704）亦参加了本次制举，不过他门二人落第了[8]。

康熙二十四年（1685），毛奇龄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不久后，毛奇龄之兄毛万龄病死于家乡。而其父母在毛奇龄流亡前后均已病死，寄厝于杭州六和塔，一直未得安葬。于是毛奇龄便以安葬父母和兄长为名请假归里。后以痹疾，不复出仕。[9]直到清熙五十二年（1713），病死于杭州。

毛奇龄归隐杭州后，唯以著述为事，学问日隆，声名远播，吸引众多士子前来拜师问学。甚至连当时已经很著名的学者李塨（1659-1733）都从北方远道来向毛氏求学，并拜毛氏为师。李塨，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本是清初北方大儒颜元（习斋）的高足。起初，李塨笃信颜元之学，立志传承，并与颜元共同创立了颜李学派。后来他心仪毛奇龄的学问，便于不惑之年专程赴南方拜毛氏为师，学习乐律和经学，并在毛氏的影响下逐步在学术理路上转向考据一途。

毛奇龄学问非常博大，他不仅工诗词、通经学，而且精音律、善书画。除了李塨之外，乾嘉时期著名的邵廷采(1648-1711)、陈撰（1686-1758）、金农(1687-1764)等学者、诗人、艺术家都曾受业于毛奇龄。

（二）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

毛奇龄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成就卓著、自成一家、承前启后的著名经学家。毛奇龄纵横四部、淹贯群书。其研究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罕有其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倡导并实践“以经解经”的学术理路，不以空言说经，提出了许多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对清代乾嘉朴学的兴起发挥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毛奇龄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他去世后，其门人子侄将其著作编为《西河合集》，收录其经集、文集、杂著三部著作凡四百九十三卷，于康熙年间由其弟子李塨刊印行世。不过，其门人遵照毛奇龄的遗命，未将其史部著作收入《西河合集》之中[10]。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即著录其经、史著作达六十二种，收录其《西河集》一百九十卷。由此可见其著述之宏富、学术成就之突出。四库馆臣于《西河集》提要中称赞“奇龄著述之富，甲于近代”。诚非虚语。

毛奇龄才华横溢，治学范围非常广博，于四书五经均有很深入的研究，并均有许多著作问世。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将毛氏在经学研究各方面的成就进行较全面的论述，而只能通过略举其有关经学著述来领略其学术成就：

（1）《诗》学研究举要

毛奇龄在《诗》学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有多部专著行世。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毛氏《诗》学著作就有如下六部：《毛诗写官记》四卷、《诗札》二卷、《诗传诗说驳义》五卷、《续诗传鸟名卷》三卷、《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国风省篇》一卷。

《白鹭洲主客说诗》一书记录了康熙初年毛奇龄于流亡时期在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讲学时与吉安的几个学者关于《诗》学的讨论。

《诗传诗说驳义》五卷，是毛奇龄所作的一部批驳明人丰坊《鲁诗世学》的《诗》学著作。丰坊《鲁诗世学》一书多自出新义，并讬古人以自重，自称家有祖传的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二书，附录于《鲁诗世学》之中。其后，明代说《诗》诸家往往采信其说。毛奇龄洞察所谓子贡和申培二书均是伪托，于是便引证诸书以揭其伪。本书引经据典，言之有据，多为“持平之论”[11]。

毛奇龄早年曾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该书在流亡中散佚了。于是毛奇龄在晚年乃就记忆所及，复作《国风省篇》、《毛诗写官记》四卷、《诗札》二卷、《续诗鸟名卷》三卷。毛氏的这些《诗》学著作“大致引证赅洽，颇多有据”。[12]

（2）《尚书》学研究举要

毛奇龄在《尚书》研究方面费力最多，也备受争议。他有关《尚书》学研究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和《尚书广听录》五卷。此外，他的《经问》一书也收录了大量有关《尚书》研究的成果。

毛奇龄在《尚书》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多，也备受争议。他针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作《古文尚书冤词》，力主今传本古文《尚书》不伪。由于现当代学者大都接受了阎若璩的观点，认为今传本古文《尚书》为伪书，并认为毛氏的《古文尚书冤词》是毛氏的学术败笔。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阎毛之争还难以定谳，还值得重新审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伪古文《尚书》案”中进行具体论述。

（3）三礼学研究举要

毛奇龄在三礼学研究方面著述宏富，仅专著就有《周礼问》二卷、《昏礼辨正》一卷、《丧礼吾说篇》十卷、《郊社禘祫问》一卷、《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明堂问》一卷、《庙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绎》二卷等。此外，在他的《经问》等著作中也收录了许多礼学研究成果。

毛奇龄在这些礼学专著中对礼学的许多老大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中虽不免标新立异、错谬不经之处，然亦不乏真知灼见。他的礼学研究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开阔了当时和后世学人的学术视野，迄今仍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他所提出的“《周礼》成书于周秦之际说”、“南北郊分祀及有禘无祫说”、“‘三年之丧’为殷商旧制说”、“宗法制中宗统与君统相分离之说”等等都是发前儒所未发的独到见解。毛奇龄的礼学研究，既有对具体礼仪与礼义的探讨和论述，又有对礼学的文献学考证，内容广泛，胜义难以遍举。

（4）《易》学研究举要

毛奇龄在《易》学研究领域也作出了重要成就。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仲氏易》三十卷、《河图洛书原舛篇》一卷、《太极图说遗议》、《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等。

毛奇龄在《易》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就是对宋儒所传《易》图的考辨和批驳。五代宋初，华山道士陈抟根据《易经》所谓“大衍之数”——天地五十五数作出了“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两种图式，并将“一六居下”的图式指为河图，将“戴九履一”的图式指为洛书[13]。并据此说《易》。此后，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理学家都接受了陈抟的易学理论，辗转传授增益，附会出《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凡九种“易图”。至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二书，即以九图冠其卷首，并据此推阐《易》理，解释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自此而后，图、书之说便随着理学的盛行而流传开来。

毛氏在《河图洛书原舛篇》中考辨与批驳了宋儒传授的“河图”、“洛书”之说。他认为经书中所说的河图、洛书，“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皆典籍之类”；陈抟之徒窈取郑玄五行生成数为河图，复取纬书九宫图为洛书，后人不察，妄加推演，皆为无稽之谈。毛奇龄以考实求真的学术精神，分别考证了“一六居下”的所谓“河图”与“戴九履一”的所谓“洛书”的文献渊源，明确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并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一六居下”的图式源于郑玄对《周易·系辞》中“大衍之数”的注释，而“戴九履一”的图式则源于《易纬·乾凿度》中记载的太乙行九宫法。

毛奇龄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对宋儒所传黑白位图式的河图、洛书的来源作了细致考查，揭示其错误的根源所在，理据充分，发千年之覆，诚为不刊之论。因而清初另一位《易》学大家胡渭赞叹说：毛奇龄“‘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二句，真千古格言。”[14]

在考辨宋人所传河图、洛书之外，毛奇龄还在《太极图说遗议》与《经问》卷七中对宋儒所传“太极图”（也称“无极图”或周敦颐“五层太极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对其传授渊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毛奇龄的考辨，与清初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诸学者的考证辨伪互相发明，基本上厘清了五层太极图的渊源所自，揭穿了陈抟作伪的真面目。

（5）《春秋》学研究举要

毛奇龄在《春秋》学研究方面表现出了可贵的求实精神与深厚了考证功力。他所作的《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春秋条贯篇》十一卷等《春秋》学专著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他在《经问》一书也发表了许多有关《春秋》学的创见。

毛奇龄在《春秋》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春秋毛氏传》。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后，到宋代又有程颐和胡安国的《春秋传》。毛奇龄承担了清朝第一位为《春秋》作传的重任。他所作的《春秋毛氏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春秋》学著作。四库馆臣在本书提要中高度评价说：“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征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

此外，毛奇龄在对《春秋》作传的同时，还对《春秋》的经文做了大量精审的校勘工作，写成《春秋简书刊误》一书。毛奇龄在本书中以《左传》所载经文为主，附载《公》、《谷》之异文于其下。通过比勘考订三传经文，将其异文一一进行了罗列标示，但校而不改，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和认识，既保存了各传本的原貌，又避免了臆改古籍之弊。本书在校订三传异文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许多独到精审的意见。

《春秋属辞比事记》是毛奇龄的又一部重要的《春秋》学著作。本书把《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余条经文所记史事，按照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婚觌、享唁、丧期、祭祀、搜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弑、刑戮等二十二门类，分类编排。为《春秋》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6）“四书”学研究举要

在“四书”学研究方面，毛奇龄著有《四书剩言》四卷、《补》二卷、《大学证文》四卷、《论语稽求篇》四卷、《四书索解》四卷、《四书改错》二十二卷、《中庸说》五卷、《大学问》一卷等许多专著。

毛奇龄的“四书”学研究主要是针对朱子“四书”学而作。朱子以《大学》、《中庸》为儒学首功，强调心性修养为入学第一要务；在《论语》、《孟子》的研究中也以阐释义理为主。自明以来，朝廷以八股取士，朱氏之书成为法定标准读本，以致多数士子只知有“四书”，不复知有其它。以致当时学人“过尊朱氏，宁得罪先圣贤，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谬”。[15]有鉴于此，毛奇龄对朱熹“四书”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毛奇龄对朱熹“四书”学的激烈抨击，集中体现在其晚年所作《四书改错》一书中。本书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合二十二卷，对朱子《四书集注》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现代学者钱穆评价毛氏此书说：“朱注四书，自南宋以来五百年，元明两朝，奉为取士之准。晚明以来学者虽有述朱、述王之异，然未有大张旗鼓如西河此书之烈也。其傲睨之气，纵横之辨，良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矣。”[16]《四书改错》一书虽然蕴含着毛氏逞博争胜的意气之争，但在客观上以实事求是的考据之学修正了朱子空谈义理之弊，动摇了朱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起到了扭转学风的积极意义。正如近代学者刘师培所说：“有毛奇龄《四书改错》，而后宋儒释《论》、《孟》之书失其依傍。”[17]

当然，不可否认毛奇龄对朱子的抨击确实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偏颇，如他声称：“朱氏论《诗》、《礼》全不足据，……朱氏读书颇忽略且不耐根柢”[18]等等，皆是过分之言。然而，对于矫正和挽救长期以来被宋明理学所桎梏的学风来说，毛氏对朱熹的批评功不可没。正如清代学者凌廷堪对毛奇龄所作的积极评价：“萧山之书如医家之大黄，实有立起沉屙之效，为斯世不可无者”。[19]

（三）毛奇龄的学术地位

毛奇龄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喜标新立异、好臧否人物、好与人负气争胜的性格特点既使得他往往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能在经学研究中提出许多言之成理、发千年之覆的独到见解，又使得他的不少著作存在意气用事、“以博济辩”之失。因而对于毛奇龄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乾嘉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毁誉参半。一方面，誉之者认为毛氏是清代乾嘉汉学的不祧之祖。毁之者认为毛氏人格卑下，学问也不足称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乾嘉时期著名经学家阮元（1764-1849）高度评价说:“国朝经学盛兴，检讨（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万斯大）起于浙东，朏明（胡渭）起于浙西，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在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洛》在胡朏明之先，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惠栋）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证尤博。至于古文诗词，后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检讨犹不欲以留于世。则其长固不可以一端尽矣。”[20]在阮元看来，毛奇龄的经学和文学均已达到极高的水平，“足以自立于千古”；乾嘉学术的繁荣昌明主要应归于毛氏的“开始之功”。

而另一方面，更有一些乾嘉学者对毛奇龄的人品和学问极尽中伤、贬抑之能事。如全祖望（1705-1755）即作《萧山毛检讨别传》，把毛奇龄的人品学问几乎贬得一钱不值。在全氏的影响下，乾嘉以降许多学人对毛氏的学问和人品多所指责。后来江藩(1761-1830)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竟对毛氏的学术成就置若罔闻，几乎抹掉了毛氏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现代学者梁启超、钱穆分别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们虽然基本肯定了毛奇龄的学术地位，但对他的道德操守、立身大节以及学术著述多所指责。众口烁金，在乾嘉以来众多学者的群起攻讦之下，毛奇龄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真实面貌便被逐渐掩没，以致影响到现代学术界对毛奇龄研究的深入开展，甚至影响到现代学术界对毛氏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

我们认为，前述阮元对毛奇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的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尽管毛氏的学术研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他的经学研究无论在清代学术史上还是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充分肯定毛奇龄对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说：毛奇龄“骋其博辨，足以转移一世之人。其后乾、嘉诸儒，相率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皆西河倡导之所至也。”[21]黄爱平先生也在研究毛奇龄与清初学术的关系时也说：“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大多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而发，而与其后继起的汉学途径相当接近，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2]这些评价都是极为中肯的。毛奇龄正是以其“以经解经”，讲实据，重实证的实事求是之学引导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向，也奠定了他在清代学术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二、“伪古文《尚书》案”

《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是流传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这部书本来是孔子为教育弟子而选编的一部历史文选性质的教材。周王朝及当时各诸侯国的史官都收藏了许多虞夏商周时期的文献档案。作为伟大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孔子，充分认识到这些先代文献档案的思想价值和文献价值，因而便广泛搜集这些流传于世的先代文献档案，并将它们整理选编成集，用以教授学生。此后，《书》或《尚书》便成了孔子所编订的这部上古文献总集的专称。

（一）《尚书》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授及今、古文之争

孔子整理编定《尚书》后，即将其用来作为教授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从而使《尚书》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其他诸子的著作，如《左传》、《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都曾大量引用《尚书》中的文字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秦汉之际的《尚书》学史上一个关键人物是济南人伏生（名胜）。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模仿齐国稷下学宫设立博士制度，委任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博士，以掌管和教授文化典籍。伏生因为对《尚书》很有研究，因而被委任为秦王朝的博士。

秦始皇晚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秦王朝的统治而实行焚书坑儒政策，规定除了博士所掌管的图书和医药、卜筮、种树等内容的图书，其他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均在焚毁之列，甚至规定有敢相对谈论《诗》、《书》者处死，官吏知情不举者与之同罪。从而使古代长期积累的典籍遭到空前破坏。此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接着又发生了持续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济南地区成为楚汉战争的战场，曾经担任过秦博士的济南人伏生为了躲避战乱而只好逃亡外地。逃亡之前他将自己当博士时所保留的的一部《尚书》藏到家中的屋壁中。几年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伏生便回到家中找出这部当年藏于屋壁的《尚书》。但遗憾的是这部《尚书》已断烂了一部分，佚失了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了。于是伏生就用这二十九篇《尚书》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

汉王朝初年由于战乱过后，百废待举，还顾不上文化建设。到汉文帝时社会得到休养生息，国家开始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工作。当时朝廷既无《尚书》这部重要典籍，更无能讲授这部书的人。于是便向天下征求对《尚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终于打听到专治《尚书》的秦博士伏生还活在人间。不过，这时伏生已九十多岁，年老体衰，不能出行。于是朝廷便派遣晁错到伏生家中去学习《尚书》。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用笔记下来，带回朝廷。从此，伏生所传授的《尚书》二十九篇便成了官方定本。

伏生壁藏的《尚书》文本原来应该是用秦朝通行的小篆字体写成。由于伏生在汉初传授时又改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等到西汉中期出现了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尚书》后，伏生传授系统的《尚书》便被称为今文《尚书》，意为汉代当今通用文字写成的《尚书》。

伏生所传授的用汉代隶书写的《尚书》流传于世之后，汉代又出现了几部“古文《尚书》”，即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尚书》。所谓古文就是指秦朝统一文字前六国所使用的大篆或籀文。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鲁共王传》、《汉书·艺文志》等记载，汉景帝、武帝时期陆续发现了几批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残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孔壁古文本”。汉武帝时鲁共王为了扩建宫殿而拆了孔子的一座故居，并在这座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几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古书，其中一部就是《尚书》，其他几部是《左传》、《论语》、《孝经》等。这些古书可能是孔子后裔当年为了躲避秦朝焚书令而藏起来的。鲁共王把这些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古书交还给孔家。恰好当时孔家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孔安国，他是孔子的十一世孙，曾师从伏生学习《尚书》。孔安国把这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与他原先跟伏生所学的今文《尚书》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这部《尚书》比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而相同的二十九篇在文字上也有些出入。由于孔安国是一位精通古文字的学者，于是他便将这部以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改写为隶书字体，即所谓的“隶古定”。这部孔壁《尚书》虽经孔安国隶古定，但因它原来是由先秦古文字书写，因而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据记载，汉代还出现过几部古文《尚书》，其中与“孔壁古文本”同源的大概还有“河间献王本”和“中秘本”。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汉武帝之弟）“修学好古”，喜欢收集购求先秦经典，河间献王所收集的古籍中就有一部以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尚书》。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年刘向曾用“中秘本”古文《尚书》与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进行对校，发现一些脱简和文字相异之处。所谓“中秘本”，即是指当时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古文《尚书》。实际上，这个“中秘本”也可能就是“孔壁古文本”，因为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记载，孔安国曾在汉武帝时将自己收藏、研习的“孔壁古文本”《尚书》献给朝廷。

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之学捷足先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立于学官，设博士，垄断了学界的利禄之途。这些今文《尚书》博士当然不愿意后来发现并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之学染指他们所垄断的利禄之途，因而在西汉时期古文《尚书》一直未被立于学官，而只能在民间传授。于是研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与研治今文《尚书》的学者之间便出现了矛盾和纷争。形成了经学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二者的矛盾和纷争虽然从学术层面上看是由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家法、师承及治学理路而形成的，但从社会层面上看却反映了二者之间在利禄欲求方面的深层矛盾。

至东汉末年，对今、古文《尚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127-200）。郑玄本是今文经学家第五元先的学生，后师从古文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典，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集大成式的学者。他在马融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文之说，遍注群经，为古文《尚书》作注，熔古文《尚书》学与今文《尚书》学于一炉，逐渐平息结束了纷扰约二百年之久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纷争。此后，郑玄的《尚书注》便成为《尚书》的权威注本，古文《尚书》便逐步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至魏晋时甚至被立于国学，设博士。由于东汉灵帝时期所刻“熹平石经”中的《尚书》只有今文而无古文，且已毁于汉末战乱之中，于是曹魏政权便于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将当时立于国学的古文《尚书》刻于石碑。因为这批石经是有先秦古文、秦代小篆和汉代通行的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的，因而叫做“三体石经”。学官的设立和“三体石经”刻立，标志着古文《尚书》在曹魏时期完全取代了今文《尚书》的权威地位。

（二）“伪古文《尚书》”问题

《尚书》学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伪古文《尚书》”问题。第一次是西汉成帝时东莱张霸所献一百零二篇的《百两尚书》；第二次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即传世至今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

据《汉书·儒林传》与《论衡·佚文篇》记载，汉成帝诏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张霸便乘机编造一部《百两尚书》献给进行。这部《尚书》乃是离析伏生本二十九篇为数十篇，又杂采《左传》、《书叙》作为首尾，凑成一百零二篇。成帝命以宫廷所藏《尚书》对校，当即发现这是一部伪造的《尚书》，张霸也差一点被以大不谨敬罪杀掉。其所献《百两尚书》当然也被废黜了。

西晋永嘉之乱，朝廷从汉、魏中秘所接受的文物典籍大都毁于战火，今、古文《尚书》也散亡殆尽，连曹魏刻立的“三体石经”也毁坏了。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和《隋书·经籍志》记载，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豫章内史（太守）梅赜（或作“颐”）向东晋元帝献出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后世称为梅本古文《尚书》或《孔传古文尚书》）。梅赜自称，这部古文《尚书》是魏末晋初的著名经学家郑冲所传授，郑冲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

梅赜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与西汉今文《尚书》基本相同的二十八篇，但把它析为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分《皋陶谟》下半为《益稷》，分《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分《盘庚》为上、中、下三篇）；另有今文《尚书》所无的二十五篇（后人称之为《晚书》）。第二部分是百篇《书序》，也叫做“小序”，其中四十二篇有序无经文，凡有经文的序都分别列在各篇经文之前，没有经文的序则按照次序分插在各篇之间。第三部分是孔安国的注解，即所谓的《孔传》。第四部分是一篇据说是孔安国所作的《序》，记述孔安国得书和作《传》的经过，它列于全书之前。为了与百篇《书序》（“小序”）相区别，人们称其为《孔传序》或“大序”。需要说明的是梅赜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缺了《舜典》一篇的《孔传》。直到南齐建武四年（497年），吴兴人姚方兴在大航头（今南京地名）发现一篇有孔安国注解的《舜典》，献给了朝廷。

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出现后很快即获得东晋朝廷的认可，并被立于学官。直到南北朝末年《孔传》和《郑注》在学术界的影响基本上平分南北，南朝多研究《孔传》，北朝多研究《郑注》。隋代经学家刘炫、刘焯即根据这部《孔传》作《尚书述议》。于是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也就在全国推行起来了。唐太宗时命颜师古考订五经，编定标准的读本，这就是“新定五经”。《尚书》所采用的定本就是刘炫编的《孔传古文尚书》。后来，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人撰集《五经正义》，其中的《尚书正义》也是采用《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经文，然后选录唐代以前费甝、刘炫、刘焯等人注解《孔传古文尚书》的著作而作成《疏》。而且这部《尚书正义》的经文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立于“开成石经”。此后，这部《尚书》便成为法定标准文本通行并流传后世。

然而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到宋代被怀疑为伪书。最先提出怀疑的是南宋初年的吴棫（1100-1154）。他在《书裨传》中指出这部古文《尚书》中与伏生今文《尚书》相同的三十三篇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比今文《尚书》多出的二十五篇则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因此他对这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23]其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也“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其理由是“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他还怀疑《孔传》和《孔传序》说：“《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软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大麤处，决不如此软善也。如《书序》做得甚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24]

此后学术界怀疑此书的人越来越多。明代学者梅鷟作《尚书谱》和《尚书考异》，清代学者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对梅本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辨伪工作，判定梅本古文《尚书》和《孔传》均为魏晋人伪造的伪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指责梅本《孔传古文尚书》经文本身存在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文理不合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因而论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他认为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中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内容相同的三十三篇实际上就是从今文《尚书》抄录而来，而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二十五篇，就是把一些先秦古书中所引用的《尚书》语句辑录起来，联缀而成。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问世后，很快就风靡学术界，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针对这种情况，毛奇龄便起而抗争。他针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力辨古文《尚书》不伪。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共八卷128条，从多方面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而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共六卷，对阎若璩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由于阎、毛二位都是当是最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同是清代“汉学开山者”，[25]因而他们的论争轰动一时。他们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广征博引，以雄辩的才能论证自己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平心而论，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许多驳难确实击中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及其他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软肋。兹姑举二例，用概其馀。

（1）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前有一篇孔安国所传的序，即《书大序》。孔安国在《书大序》中说，他为古文《尚书》作传后二次向朝廷献书，但由于遇到“巫蛊之难”而未能立于学官。

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十七条中论证《书大序》为伪作。其理由是“巫蛊之难”发生于汉武帝纪征和元年（前92年），而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前104年）而讫。”而《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孔安国早已去世。而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从而证明《书大序》为伪作，进而可以证明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事也是子虚乌有。

而毛奇龄则在《古文尚书冤词》中以《史记》所记史事的内证，无可辩驳地证明《史记》记事并非终于太初年间，而是记载了许多太初之后直到征和年间的史事，其中也包括多处与巫蛊之难有关的史事，因则他得出结论说：“《史记》不必终太初；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后。”从而说明阎氏的推论在事理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2）古文《尚书》中有《武成》一篇，而今文《尚书》没有这一篇。阎若璩就论定这一篇是“伪书”。《武成》篇记载周武王率领军队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打败了商纣王的部队，“血流漂杵”。而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十九条中根据《孟子·尽心下》的有关记述证明今本《武成》篇是伪书。《孟子·尽心下》载：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阎氏根据这段记述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孟子已不相信《武成》。其二，今本《武成》篇中的“血流漂杵”是后人作伪。他说：“‘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语，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缘赵歧注云尔。晚出书与之同，故可验其出赵氏后。”

实际上，阎氏的推理似是而非，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似”、“未必”只能推出或然性判断，而他却得出“只缘”的必然性判断。因而其结论首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阎氏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因而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卷六批驳阎氏说：

《国策》武安君与韩魏战于伊阙，有“流血漂卤”语。此本《武成》“血流漂杵”语而习用之。古有不引经而习用其语者，此类是也。若《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则引经而反不用其语。此又一例。……旧注《孟子》杵或作卤，盾也。与《国策》语同。据此则益信《国策》用《书》词耳。[26]

（3）今本古文《尚书》中有《微子之命》一篇，记述周成王分封商纣王庶兄微子于宋的诰命。由于本篇为伏生本今文《尚书》所无，于是有人便断定本篇为伪书，其理由是既然周王朝“封微子于宋，当名《宋公之命》”，而不应命名此篇为《微子之名》。”对此，毛奇龄批驳说：

又杜撰矣。凡封有新旧，既有旧封，则虽当新封而亦称旧号。箕子只称箕，周公只称周，是也。不读《康诰》乎？康叔初封康，与微子初封微同。乃康叔封卫不称《卫诰》，而谓微子当称宋。吾不解也。岂《康诰》伪书耶？[27]

显而易见，毛奇龄的批驳有理有据，尤其是以成王、周公封康叔于卫时所作的《康诰》为例很有说服力。由于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均有《康诰》这一篇，因而以卫康叔封卫不称《卫诰》而仍称《康诰》来类比微子封宋不称《宋公之命》而称《微子之命》，使断《微子之命》为伪书者无言以对。

毛奇龄的上述论断皆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指出了阎若璩及其他论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种种疏误。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原本共有八卷，128条，但在后来行世的刻本中却只有99条，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据钱穆先生考证，缺文原因有二；一是见毛奇龄《冤词》的驳难确实有理有据，便自行删去；二是内容调整，移入他卷。[28]前述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所驳以周王朝“封微子于宋”而疑《微子之命》为伪书的观点，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有可能即为阎氏见毛氏所驳理据充分，因而便自行删去。由此可见毛氏《古文尚书冤词》的学术价值不能低估，更不应否定。

然而，尽管此后方苞（1668-1749）撰《读古文尚书》、赵翼（1727-1814）撰《陔余丛考》、郝懿行（1755-1823）撰《尚书通论》、陈逢衡撰《逸周书补注》、洪亮品撰《古文尚书辨惑》、《续古文尚书冤词》等等，支持毛奇龄的观点，力辩古文《尚书》是真古文献，但更有惠栋（1697-1758）著《古文尚书考》，王鸣盛（1722-1797）著《尚书后案》，段玉裁（1724-1815）著《古文尚书撰异》，崔述（1740-1816）著《古文尚书辨伪》，丁晏（1794-1875）著《尚书馀论》，支持阎若璩的观点，尤其是乾嘉年间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1724-1805））旗帜鲜明地支持阎若璩，而反对毛奇龄的观点，致使阎若璩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把这部古文《尚书》断为伪书的观点几乎成为定论。在清代至近代一浪高过一浪的疑古辨伪思潮的巨大影响下，现当代许多实际上对古文《尚书》并无深入研究的学者也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发出了“矮子观场”般的阵阵喝彩，甚至把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视为学术“败笔”。近现代学术界甚至在称引这部古文《尚书》时径称之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至于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及《孔传》的作伪者究竟是谁，历代辨伪者言人人殊，说法不一。梅鷟认为是皇甫谧伪造；丁晏则认为作伪者当是王肃；王鸣盛则认为作伪者不是皇甫谧就是王肃，二者必居其一；阎若璩、惠栋等认为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陈寿琪《左海经辨》以为作伪者是东晋人孔安国；还有人认为是魏晋人郑冲；近人蒋善国《尚书综述》则推论是西晋五经博士孔晁所作。……然而这种种推论都存在着漏洞，难以自圆其说，没有一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因而连当代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著名学者刘起釪先生也只能在《尚书学史》中认为：“这是一件在已有文献条件下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29]原因何在？是不是这部古文《尚书》根本就不是伪书，根本就没有作伪者呢？这个可能恐怕难以排除。

虽然乾嘉以来这部古文《尚书》几乎一直被众口一辞地判定为伪书，但相信本书是真古文献并为其进行辩护者在清朝一直代不乏人，不绝如缕。但上世纪进入民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几乎听不到为古文《尚书》辩护的声音了。直到1970年才再度出现了为古文《尚书》辩护的呼声。台湾的王保德先生连续发表了《〈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30]和《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31]两篇长文。但学术界对他的呼声反应较为冷淡。到上世纪末，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均有《缁衣》篇，此篇见于小戴《礼记》，为今本《礼记》第三十三篇。两个简本的《缁衣》篇与今本《礼记·缁衣》的内容大同小异，应视为同一篇的不同传本。简本《缁衣》征引《尚书》多条：其中不仅有今、古文《尚书》都有的《吕刑》、《康诰》、《君奭》等篇目的文字，而且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所没有的《尹诰》（今本古文《尚书》无此篇名，该条引文在今本《咸有一德》篇内）、《君牙》和《君陈》三篇《晚书》的文字。现在传世的被判定为魏晋人所伪造的《晚书》内容竟在战国时期的楚墓中被发现，其学术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据整理者研究，这两批竹简书写的时间下限是战国中期。由此可见，简本《缁衣》所征引的多条古文《尚书》的文字肯定是未经汉魏人改动的真《古文尚书》。郭沂先生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不伪。[32]王世舜先生则通过对这四条引文与今本古文《尚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说：“如果将郭店楚简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那么，简本既然引用了……《古文尚书》中一些篇章的文字，可证《古文尚书》……于战国中期已在流行。由此也就有理由认为两汉及魏晋时代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本。……如果《古文尚书》在战国中期就已在流传，那么，《古文尚书》的伪造者当是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期以前的人，而决不可能是晚至东晋时代的梅赜。”[33]

杨善群先生近年来也发表了系列文章，支持毛奇龄的观点，认为古文《尚书》并非伪书，指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证伪”的八种手法是：一、主观武断，强词夺理；二、颠倒先后，混淆是非；三、吹毛求疵，故意找碴；四、信口雌黄，胡乱拉扯；五、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六、自相矛盾，莫名其妙；七、虚张声势，乱凑条目；八、二难推理，反正是“伪”。并批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证伪运用了八种手法，但绝大部分证据都似是而非，不能成立。”[34]杨先生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批评确实非常中肯。

郑杰文先生则通过对《墨子》所引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汉代新出“百两《尚书》”、东晋梅赜古文《尚书》等40条文字的比较研究，认为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孔壁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所传多种《尚书))选本中一种流传很不广的思孟学派的选本；梅赜古文《尚书》不但与《墨子》之《尚书》引文不同，而且与16种先秦文籍中163次《尚书》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中所述的《尚书》在魏晋时的传授系统及梅赜所献《尚书》事件，乃至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的可靠性等，便不能简单否定，而应重新研究。或许，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藏、所传的古文《尚书》的战国选本。[3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国学网站先后发表了张岩的《阎若璩〈疏证〉伪证考》和离扬的《〈尚书〉辑佚辩证》两篇长文，揭示了阎若璩论证上的致命缺陷，得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的观点。后来，张岩先生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审核古文〈尚书〉案》，全面系统地批驳了阎若璩等人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指出阎氏书中使用了“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并认为“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36]本书不仅从文献学、逻辑学、历史地理学、历法学等多方面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主要理由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考证和批驳，而且还利用现代计算机检索、统计技术对今、古文《尚书》与其他二十馀种先秦两汉时期的参照文献的“字频”进行了统计分析，选出《尚书》与其他参照文献万字含量（或多或少）明显不同的108个常用字，作为“《尚书》用字量特征字群”。然后对这108个字在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中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这108个常用字在今、古文《尚书》中的平均万字含量（字频）基本一致（今文47%：古文53%）。于是从如此接近的字频得出结论说：古文《尚书》“‘作伪’难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37]

综上所述，可知阎若璩等人将今传本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结论已经发生了动摇。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而毛奇龄等人为古文《尚书》所作的论证和辩护日益显示出其学术价值，是难以简单否定的。

注释：

[1] 兹据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82页。

[2] 毛奇龄，《西河集》巻一百一《自为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毛奇龄，《自为墓志铭》，《西河集》巻一0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毛奇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 毛奇龄，《西河集》巻一百一《自为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浙中三毛”条：“康熙间，萧山毛西河奇龄、钱唐毛稚黄先舒、遂安毛会侯际可，俱以文章雄长东南坛坫。时海内谓之语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 北京，中华书局，1997。

[7] 毛奇龄，《西河集》巻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第三十八《阎先生（若璩）传》，《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

[9]毛奇龄，《自为墓志铭》，《西河集》巻一0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清史稿》本传。

[10] 纪昀等，《〈西河集〉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 四库馆臣：《〈诗传诗说驳议〉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 四库馆臣：《〈续诗鸟名卷〉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 对于河图、洛书的认定，宋儒有不同意见。朱熹以“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河图，“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洛书；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中却以“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洛书。

[14] 胡渭：《易图明辨》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7]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刘师培论学论政》，第13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18] 毛奇龄：《经问》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五《与阮中丞论克己书》，中华书局，1998。

[20] 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研经室一集》卷七，第501-502页，中华书局，1985。

[21]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第122页，中华书局1986年。

[22] 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3] 吴棫所著《书裨传》今已不传。其说见于梅鷟《尚书考异》卷一所引。

[24]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2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77，278页。

[26]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27]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2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8页，商务印书馆，1997。

[29] 刘起釪：《尚书学史》，第361页，中华书局，1996。

[30] 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124-129期，1970年10月-1971年3月。

[31]王保德：《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卷8期-27卷3期，1978年1月-8月。

[32]郭沂：《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论纲》，《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33] 王世舜：《略论〈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4]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5]郑杰文：《《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36]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序言》，中华书局，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