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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都多多少少有一种把文艺看成异端的倾向。最明显的就是在《红楼梦》里，薛宝钗对林黛玉说的一番话……

今天我想在这谈的题目叫做《文艺与异端》。这里是故意用一个比较吓人的题目，事实上胆子不大，说着说着就又会都给拉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世界各国都多多少少有一种把文艺看成异端的倾向。最明显的就是在《红楼梦》里，林黛玉说话的时候引用了一些《西厢记》里的词，薛宝钗就把她拉到一边：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怎么能看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很淘气，不听大人话，也看，后来家里面大人打的打，烧的烧。这就是两种对异端的方法：一个是对接触文艺的用打，另一个就是把文艺作品烧掉，这样才好了。就是说，你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好看，但是你看了之后会移了性情，你的灵魂会受到病毒侵害。移了性情就麻烦了，事情就闹大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把艺术说成异端。底下这个故事，半褒半贬，以褒为主，但是非常可爱。就是英国人毛姆（Maugham）写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它取材于法国画家高更。高更原来是股票公司里的一个很平庸的职员。在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忽然迷上了艺术，变得神经不太正常，也不回家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太太就委托了一个私人侦探，说我怀疑我先生有了外遇，请你们去查一查，他跟哪个女人搞上了。私人侦探就做了认真负责的调查，外国人是很敬业的，收人钱财，为人消灾，绝没有胡来的，极其认真地调查之后，最后给他太太报告说：高更先生没有和任何女人有来往，他现在迷上的是艺术。他太太一听，哭了。完了！她说，如果他迷上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最多三年，三年之后他就会厌烦（这是我的记忆了，可能和原文不太一样），而我呢（她太太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我的魅力不是一般的其他的那些女人赶得上的，我一定能把他的心夺回来，最多三年。如果他是迷上了吸毒，这也好办，我们想办法给他送到戒毒所，两年可以换成一个新人。迷上了黑社会，更好办，没有多久就被警察抓住了，关进监狱，释放出来之后就老老实实了。迷上了艺术，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然后她委托这个侦探，说你现在要给他散布一个谣言，就说他和某个女人有外遇，打得火热，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他的威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是潇洒、健康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girlfriends，这是光彩的事情，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可以显示我的神通：虽然他迷上了几个女人，最后还是在我的手心里，我比哪个同性都更坚强，更有魅力。相反，你要说他是迷上了艺术，完了，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敢给他贷款，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正常人，没有一个教堂欢迎一个迷上艺术的人去作祈祷，他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

这段描写我觉得太可爱了，就是一个人迷上艺术以后，怎么会这么坏？宁可你去嫖娼，赌钱。对了，里面还提到赌钱，如果迷上赌钱，最多一年，钱输完了也就不迷了，宁可迷上赌钱，不要迷上艺术。薛宝钗也好，高更夫人也好，都是具有相当层次的人，还有没有层次的人，我要说的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应该是在1970年，我们在座很多人是1970年以后出生的，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叫“一打三反”。那时候我还在新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二大队，在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就有红卫兵和大队干部进行了一次搜查。和我们一起劳动的一个农民，在他家里搜出了六七本小说，都是在苏联出版的维吾尔文的小说，其中有一本是高尔基的《在人间》，还有写维吾尔乌兹别克诗人的几本小说，这些小说就被没收了。没收之后，我亲耳听到一个非常好的农民，二大队的书记，维吾尔族的叫阿希姆，他对这个青年农民进行教育。他说，兄弟，不要看小说，看了小说，你的思想会发生变化，你的心灵会发生变化，太危险了。把文艺当成异端，我起码可以找到这样三个例子，说明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想，文艺这东西出现一点让你感到不习惯的，有冲击力的东西，我们至少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文艺有时候被认为是异端呢？我就想这个问题。我想，第一条，文艺强调创造性，而创造永远是对平庸的一种挑战，任何创造都是挑战，任何创造都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如果这个创造有点超前，和人们已有的审美习惯，思维习惯不太一样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强烈的场面。雨果当年写过一个以绿林好汉为主角的戏剧——对不起，我因为今天是从别处过来，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样一个戏剧在演出的时候，剧场外有游行，就是我们现在叫做“群体性事件”，抗议这样的“诲盗”。我们国家说“诲淫诲盗”，他这就是诲盗，居然歌颂一个绿林英雄，这是多么地危险！

中国也是一样，认为《水浒传》就是诲盗，《红楼梦》、《西厢记》就是诲淫，就是教给你男女之情，这些本来不可以说，不可以教，不可以传播的事情。我想，创造对平庸是一个威胁。所以很多有创造性的人，使人感到不安，创造本身又没有一个标准。那么创造和骗子的区别何在？明明水平不太高，明明是胡闹的事情，但是他说是创造，或者明明是创造，别人说他是胡闹，你怎么办？你怎么判断呢？我们知道，四川有个著名的剧作家，也是政协委员，魏明伦，他号称“巴山戏鬼”，他的个子比较矮，人很精明。他原来是演川剧的，而且是演丑角的，但是人非常聪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写了很多著名的剧本，比如《乔老爷上轿》，还有《潘金莲》。比如这个《潘金莲》，演出的过程中，有安娜·卡列尼娜为潘金莲辩护，因为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有婚外恋的。因为有这样一些情节在里面，姚雪垠先生就写文章，明确说《潘金莲》是“胡闹台”。姚老是河南人，我不知道河南话怎么说，用河南话发这个音很好听，“胡闹台”就是说认为他是胡闹。这个东西你分不清楚。

这种在文学上的争论，有时候还没有在建筑上激烈。在建筑上，这种争论太激烈了。艾菲尔铁塔至今法国还有人提起来就痛心疾首，说它就是一个铁架子，哪有这种塔！欧洲没有这种塔，它和巴黎整个的比较淡雅、比较高贵的情调怎么配合！我在巴黎的时候听见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巴黎有一个最坚决反对艾菲尔铁塔的人，在艾菲尔铁塔修好了以后，他每天在艾菲尔铁塔上度过，因为艾菲尔铁塔上有咖啡馆、展览馆、餐馆，等等。别人问他，你那么反对艾菲尔铁塔，为什么频频光顾艾菲尔铁塔呢？他说，全巴黎只有一个地方看不见艾菲尔铁塔，就是艾菲尔铁塔上。否则，我在赛纳河畔一抬头，艾菲尔铁塔；我到了枫丹白露一抬头，艾菲尔铁塔；我到了凡尔赛宫，还是艾菲尔铁塔……走到哪儿都是艾菲尔铁塔，你躲不开它。可是咱中国的司机最欢迎艾菲尔铁塔，迷了路没有关系，只要找着这塔尖，你最后都能找回去。然后卢浮宫请贝聿铭给设计一个罩，他做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又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巴黎还有一个蓬皮杜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用的是一种工业化的思路，就连电梯都是设计成大玻璃管子里面，透明的玻璃，或者是塑料，远远地就能看见。人上下都在管子里，就像运料一样，就像一个大的混凝土搅拌机，把人运上去，里面也是这样。把工业化的东西做成一个建筑的艺术，法国人在搞这一套。

现在法国人的这个争论已经带到中国来了，就是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有人称之为坟头，有人称之为鸭蛋。鸟巢也是法国人设计的。最近我收到一位朋友，台湾背景的，加拿大籍，是个建筑学家，他自费印了本小册子，到处散发，痛斥北京的“三大怪物”，一个是鸭蛋，一个是鸟巢，还有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Z字型的斜楼。这事让人非常难办。我可以在这暴露一个真实的情况，我曾经被文化部有关的副部长请去对设计方案提意见，来投标的设计方案就多了，摆成几圈，详细的方案一共将近七十个，其中认为比较好的有十几种，里面也有清华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国内的有南京的、上海的，各种设计都有。但是最后我个人是赞成了这个大坟头，就是鸭蛋。因为它想象力比较丰富，没见过。

有时候我想，文艺这东西出现一点让你感到不习惯的，有冲击力的东西，我们至少可以看一看，我可以说，我甚至于怀着一种带一点点恶作剧的、顽童的心情，好好支持一下这大鸭蛋，瞧瞧这大鸭蛋就摆在人民大会堂旁边，能对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的艺术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冲击。能带来思想的解放？能带来中华文化的灾难？灾难不会比日本入侵，卢沟桥事变，或者九·一八事变更严重，我想不至于。能带来中华文化的毁灭？传统的毁灭？从很坏的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说不定倒能够表现一点我们改革开放中的一种新的胸怀。我又想，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到过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加泰罗尼亚自治州的首府，加泰罗尼亚有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不完全一样，但它的人才特别多，比如说多年领导奥运会的萨马兰奇就是加泰罗尼亚人，再比如说欧盟的索拉纳，当年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发言人，也是加泰罗尼亚人。它那有个建筑家，叫做高迪，他的建筑你如果见了要吓一跳，因为他的窗户、门、柱子都是歪歪扭扭的，就好像一个人不正着站着，那样歪着站着，你甚至以为是坏了，要塌，可它不是，就是那样的建筑。他当时被称为“建筑业的疯子”，但是他现在是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品牌，是巴塞罗那的一个品牌，到巴塞罗那一定要去看高迪的建筑。所以说，有创意的文艺本身带有一种挑战性，这种挑战性甚至让你感到非常不安。

越是炉火纯青的东西，越让你觉得比较普通，比较能够接受，但是这个接受之中又有不断的新的东西涌现

但是事物又有另一方面。我说的另一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艺术，所谓达到了炉火纯青这一步，它就不考虑挑战性，它甚至也没有叛逆性，它没有任何一种有意识地、刻意地搞与众不同，搞一鸣惊人。越是炉火纯青的东西，越让你觉得比较普通，比较能够接受，但是这个接受之中又有不断的新的东西涌现。当年胡乔木先生特别喜欢给我举这方面的例子，他说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Hohn Galsworthy)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出一句名言，叫“小溪最喧闹”，就是说，闹得最厉害的是小河小沟，大江大海顺势流就对了，没什么需要闹腾的，需要吵闹的，需要作态的，需要摆姿势，需要发疯的，不需要！你充满了信心，有十足的把握，以表现你的至情，表现你的智慧，表现你的胸怀，与人为善的胸怀，而不是一种恶魔的胸怀。第一，不需要把自己恶魔化；第二，不需要把自己孤独化，那么孤独，那么与人为恶，那么与社会为敌；第三，不需要疯狂，你就正常地表达出来，就是大江、大河、大海。这样的例子也同样非常多，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同时也都不是我的长项，但是我在这儿借用别人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上海有一个很优秀的作家，叫王安忆，她讲过一个意见，我非常同意。她说，我并不注重风格化，她说，越是特异的标新立异的风格，就越容易被模仿，越容易失去自己的特性。我想我就不解释了，她的话已经说得很好了。但是我亲自经受过这样的事例，就是一个作家，他写的作品非常怪异，受到了抵制，在受到抵制的时候，他显得光芒四射，因为没有人这么写作。他用的语言和别人不一样，他经常使用语法家所不能容忍的语法，他抒发的情趣和别人也不一样。我喜欢管这种闲事，就是容忍怪异，包容怪异，保护怪异。当然，当他经过我，或者类似我的一些人的保护之后，他的怪异不让人反感了，别人也慢慢接受了。那么这个作家反倒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难以为继。因为这种标新立异的东西很窄，它最后只剩下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不断重复自己，使标新立异成了不断重复，标新立异的吸引力，它的叛逆性，它的陌生感，它的冲击力，都是不可重复的。你不断重复自己，尤其是在没有人声讨的情况下重复自己，反倒让大家审美疲劳了，麻木了，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你老稀奇古怪，就不稀奇古怪了。所以中国人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第二个呢，我也曾劝导过他——这都是我的缺点，这也是我很后悔的事情，“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曾经劝导说你不要自己拘束自己，可以写一点怪异的小说，也可以写一点正常的，普通的，记述的，描写的，和旁人没有很大不同的作品。他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当他写了那个比较普通的作品的时候，读者又感到巨大的失望，感到他的风格已经没了，他的个性已经没了，他的特点已经没了。

我想，这一类的例子确实有。用一种很怪诞的文风，用一种匪夷所思的修辞手段，用一种所谓“颠覆阅读”的手段，就是你怎么爱看，我怎么不写，这样的手段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往往一下子能把你镇住。它的冲击力，爆破力，新鲜感，那种另外开辟了一个世界的感觉，使你五体投地，但是它难以为继。相反，有一些最最普通的东西，比如说真性情，宽阔的、高尚的胸怀，对事物、客体的细致入微的体贴，最准确的遣词造句，绘画上的用笔、颜色、明暗……所以说这个确实又是非常大的矛盾，就是说，异端的东西往往有可能是很新鲜的创造，所以在艺术上千万不要轻易地排斥异端，但是那种真正大气的创造，往往又比异端的东西多了一点适应性，多了一些免疫力，不容易被攻击。异端创造的东西很容易被攻击。我很喜欢用一个词，我老说真正的艺术，真正的创造，是有“免疫力”的。所谓有免疫力，就是不太可能突然被捧起来，或者突然被抹杀下去，因为它不极端，不那么刻意为之。它对宇宙，对人生的宽阔的理解和表现之中，包含着一种体谅，一种更大的空间。所以，有许多许多人都说它好，你很难把它否定掉。那种很容易把它否定掉的东西，很可能是极端的一枝一叶一花一梦，也就是很可能是一条漂亮的喧闹的小河，它不是大江，更不是大海。

我这样有点说两面话。我们看到了文艺有异端的色彩，但是文艺也还有一面，就是它对人的亲和，因为文艺很难用强迫命令，或是实利引诱的方法，让人们去接受。当然实利引诱也有作用，比如说收藏，书画收藏的利益、效益，它会影响你。但是总体来说，文艺不是为实利所引诱的，它靠的是喜爱，靠的是人们喜闻乐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并不是一个骇世嫉俗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与公众为敌的东西。现在回过头说，文艺又常常遭到误解，常常被公众所拒绝，那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往往以所谓看得懂、看不懂作标准，但是这个懂和不懂本身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比方人们看字，看得出你写的什么字，就是看懂了吗？你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远远地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是看得懂，如果写得非常潦草，看不出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那就叫不懂吗？绘画更是这样，一幅画，这个是猴，这个是牡丹，这个是石头，这个是竹子，这就算懂得这幅画了吗？有几个人懂得这幅画？反过来说，如果看了之后，两个人争半天，说这画的是什么呀？这个人说这是石头，另一个人说不对，这是土堆，那就算他没懂吗？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情。文学作品更是这样。什么样叫懂，什么样叫不懂？文学作品有一些十分古怪的现象，第一，这个作品十分流行，家喻户晓；第二，谁都说看不懂。你说谁都看不懂为什么人人喜爱呢？那么家喻户晓呢？比如李商隐的诗，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几乎人人都喜欢，很多人都会背诵“锦瑟无端五十弦”，“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是要是争论起来，永远谁都看不懂。所以这里我又想到一层，就是我们接触文艺的时候，除了要懂以外，而且更要去感觉它，欣赏它。有很多东西是靠感觉，靠欣赏，和懂不完全相同。这方面我也有些个人的经验，相对来说，外国人比较提倡感觉，因为我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我常常在境外参加一些交流活动，我多次参加过这种朗诵会，这种朗诵会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拉丁美洲人，有一个德国人，有一个印第安人，有一个土耳其人，有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人朗诵一段自己的作品，谁也不知道对方讲的是什么，英语的有时候还能听懂几个词，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而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同龄的一位作家，他被德国人请去参加朗诵，参加完了以后他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感觉受到了侮辱：我明明是一个中国人，我一句德语也不懂，英语也不懂，让我去听那一大堆德文朗诵和英文朗诵，这个是不友好的表现，是对中国人的歧视，为什么不给我们配翻译！朗诵的时候怎么翻译啊，我的天哪，哪有这种翻译？你翻译干什么？翻译的话，你去读翻译的作品的书就完了，就是让你来听他的声音，看这个作家的风采的嘛。有时候你感觉这个作家神神经经，有时候你感觉这个作家羞羞怯怯，有自闭症，有时候你感觉这个作家小说写得好坏不知道，长得还不错，有时候你感觉这个作家他写得再美，他的形象实在是不敢恭维……他就是让你得到这么一点印象。这个中国人觉得不能接受。1985年，我到西柏林去参加过地平线艺术节，与此同时，南京的江苏昆剧院也在那儿演出，好像演的就是《牡丹亭》，演《牡丹亭》的时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演出方说，你们的幻灯片不能放，第一，这个里面德语翻译得令人非常莫名其妙，人家看着一点都不优美，只能降低人家对你作品的印象；第二，这个幻灯片太多，如果一直这样不断刷刷刷地变化，又会影响大家对这个戏的观看。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给你一个说明书，把这个故事整个讲一遍，我们来看这个演出的人都是有一定戏剧修养的人，说明书看完了以后，然后他看这个戏，（演员）手这么一比划，声音是高亢的，带着哭或者带着笑，全明白。中国人就是不接受。争论了半天，还是用了德国人的意见，不放幻灯片，结果效果特别好，他们接受了。所以说培养出好的艺术感觉来也能够使我们对这种所谓带有异端色彩的文艺作品，也能够增加一些理解。

能不能做到，在冲出个性，而且是绝对不随便、随俗，和湮没自己的艺术个性的同时，来实现与公众的一种和解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对文艺的一种追求，一种幻想，或者我的一个梦。我就是想，能不能做到，在冲出个性，而且是绝对不随便、随俗，和湮没自己的艺术个性的同时，来实现与公众的一种和解。因为你说下大天来，你在你的作品里表示了愤世嫉俗，但是你这个愤世嫉俗表现出来了，无非是说你胸中有很多块垒，你有许许多多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困惑、不满和抗议。那别人呢？别人对这个世界同样有很多怀疑，困惑，不满，那么他在阅读、欣赏、观看、听取你的作品的同时，不就达到了和你的交流了吗？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说她写完一个作品，中心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男人，一个好男人都没有，千万别相信男人，男人全是坏人，全是狼，全是狗。我看完了以后，我的思路也怪，我的感觉是，她多么渴望有一个好的男人啊！她这种对男人的痛斥，正是表达了她对男人的渴望，对好的男人，对有道德的男人，对有人性的男人的渴望，这不是很容易理解吗？她何必孤单呢？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好的伴侣？男人希望有好的女人，女人希望有好的男人，很正常，很普通。比如说，同样，有人拼命写生活中的黑暗，尔虞我诈，到处是设的局，设的套，到处给你使计策，到处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跌入陷阱，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体会到，是对人的真诚，纯洁的心灵，对一种美好的心灵的呼唤。他为什么写得这么黑暗呢？无非就是他希望更纯洁、更美好的心灵。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思想见解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当然说得过一点，说得悬一点——他真是能够达到对一切的理解，而且从这种理解当中，得到一种心和心的相通。一般情况下，当然除了很特殊的情况，国家发生战争啦，外敌入侵啦，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外，文学和艺术传达的仍然是一种爱心，仍然是一种美好的心情，而不是一种灾难的预告。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帮助我们实现和公众的和解，就是它本身是一种寄托。比如说它表现出了很大的愤懑，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愤懑表达出来之后，就得到了一些梳理。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有人很不喜欢我的这个例子，但我说的也是实话，就是说歌德年轻时候一个著名的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写失恋，写自杀。据说歌德这个作品一出，德国有很多人学着维特和女主人公的样子穿衣服，而且学着维特的方法自杀。但是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歌德没有自杀，歌德不但没有自杀，歌德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作家之一，歌德在八十岁的时候还结了一次婚，他很棒，和我们的杨教授一样棒，八十多岁了还和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女孩发生了恋情。所以说明文艺从它本质上来说，它不是教人颓废的，它可以写很多颓废的东西。它不是教人悲观，也不是教人自杀的。而是当你把这些愤懑，这些块垒都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它就使你的悲愤免疫化了，就是我刚才使用的那个词，它不会使你走向特别极端的路子。

（2007年10月8日在北京大学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上的演讲，发表时有删节，该文初稿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摘编：邬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