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文]21世纪中国哲学对话全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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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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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哲学对话全球文明
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
记者 泽 羽 特约记者 林桂榛
本报讯 6月25﹣28日，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武汉大学举行，大会由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中国哲学研究所、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协办。
参加本次学术盛会的海内外学者200余名，分别来自北美、南美、欧洲、澳洲、非洲、中东、东南亚、东亚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湖北省副省长阮成发出席大会开幕式，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任大会主席，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等致贺信。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21世纪中国哲学与全球文明的对话”。在为期四天的学术研讨中，学者们在全体会议或分场会议中报告了各自的学术论文，充分反映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哲学的热点、重点、趋势与现状。
亮点：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追求与叙述方式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发轫于20世纪初，迄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哲学有参照西方哲学进行有意肇创的倾向，那么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讨论，则意味着中国哲学进入自我体系、自我方式的一种主体性追求，即回归中国哲学的自我体系与叙述方式，力图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核性资源，重新进行中国哲学的内在审识与时代发展。
中国哲学这种蕴涵主体性追求的理论自觉，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许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论及了中国哲学的“本土化”建构及叙述方式等内容。《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认为20世纪内中国哲学其内在精粹的思想形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与整合，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可在冷静反省与成熟叙述中获得创获，其思想资源与理论空间非常大；而学统、道统、政统三合一的思想精神，亦可更加彰显中国哲学的生命根柢。
“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魏长宝认为：“本土化”的兴起，预示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关注“哲学”到强调“中国”的转变，从关注学科建制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到强调文化表征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包含从哲学化到去哲学化、从普遍性到地域性、从知识到实践等。
中国社科院资深学者王树人则以《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为题，分析了中国“象思维”的特征与学术影响，分析了它与汉语言文字的内在关系，并探讨了“象思维”与西方“逻辑概念思维”的差异及中西哲学的起源与发展路径的问题。他关于“象思维—悟性”、“逻辑概念思维—理性”以及两种思维“会通以超胜”的阐释，颇有启发价值。
关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方法或方法论并不是核心或重心，重心在于是否有建构新哲学的实践或实际尝试，在于是否在哲学前贤的基础上对前贤的哲学予以创造性阐释与突破性发展，即思想学说的实际创新与突破才是当代中国新哲学建构的核心问题。
关于如何增进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如何建构新哲学，有学者指出：在“哲学史”层面，哲学史的叙述模式应该由凸显哲学家转向凸显哲学问题；在“哲学”的现实层面，其叙述模式应该着力于中国哲学现实学理形态的概念体系或问题展开。
热点：儒家伦理、道禅与现代文明反思
中国哲学是“天、地、人”的宇宙论且“人”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也因此对“人”的问题贡献良多，故中国哲学的伦理性尤其是儒家伦理的现代性，也是本次大会的热点之一。与会学者比较关心的是儒家哪些伦理思想或道德精神切合现代文明以及如何予以继承与发展。
郭齐勇教授认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或伦理主张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应予以同情性理解与合理性阐发。他认为在“公—私”问题上，孔孟等的公私观蕴涵着现代性因素，一则尊重和保护百姓的生存、发展权并诉诸经济、文化、政治等的良性制度，二则深刻体认人性、人情的必然性，不以“正义”或“国家”来否定私利与私情，从而支撑起对“私”之下的个人隐私、亲情容隐等的尊重，三则强调责任伦理与公共承担意识，并注重权力的制度化制衡。
从制度层面去探讨儒家伦理问题，这是儒家伦理哲学的一种新动向。儒家最丰富、最具历史贡献的在于典章制度之学，故陈寅恪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肯定儒家传统伦理具有相当价值的同时，认为实现它的价值应诉诸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语言文字等作出切实的“制度安排”；若无实际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所谓现实价值难免纸上谈兵。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景海峰教授认为，儒学要复兴则应“从书本走向生活”，摆脱其纯历史资料的身份，促进生活的提升与反哺。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欧阳康教授认为，发展儒家伦理既要扬弃儒学中那些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思想理论、制度法则、风俗习惯，又要发掘和培植那些适合人类共同生活而于今天的现代化生活仍有意义的内容，以开放的心态努力发掘多元复合的文化资源，积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明。
与儒家相比，道家、禅宗无疑不擅长于制度之思。但与研讨儒家伦理问题的现代性非常类似，道家、禅宗的心灵哲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也为与会学者所重点关注。对于道家、禅宗的心灵哲学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大会学者多数认为道家、禅宗的心灵哲学对于反思生存的“异化”与回归人之本真与自由富有正面价值，于现代社会富有矫正与超越的价值。
比如韩国江陵大学金白铉教授认为，庄子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值得深入比较，它们有一定的类似性也有巨大差异性。他认为庄子与解构主义的类似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庄子“内神外明”之道的独特价值。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嘲讽意味里的批判并不是纯粹后现代性下的“无厘头”，而是对生命自在和心灵自由的向往与安顿。道家哲学富有解构性，也富有安顿性，它总以祛除生命与生活的“异化”为指归。
有学者指出：庄子式的自然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上，它带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与重视社群伦理的儒家人文精神有着鲜明的不同。道家哲学以“无为”去追求自由平等，以“逍遥游”去追求心灵自由，它有道家式的一种“民主”精神。
禅宗是中国智慧对于印度佛教最具创造性解释后的独特产物，有学者认为它以“佛性论”之下庄严、超越、细腻、丰富的心性论，弥补了中国精神结构中的缺失，丰富了心灵的维度，它对于安顿现代人的心灵具有持久意义，而“人间佛教”的方向亦在于此。
契点：明清哲学的突破与近世哲学的发展
美国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以1500年为界把世界史断为前后两部分，欧洲的确在16世纪开始了它的近代转换与全球扩张。相似的是，中国在16世纪也开始了它的思想转型：理学和心学日益式微，出现了一股极具冲击力的经世实学思潮和社会批判思潮，涌现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性的杰出思想家。
王杰教授认为明清哲学的突破主要在于“批判理学空谈性理，倡导实学实行实用”、“批判宗法专 制制度，高扬人的思想解放”等，这种批判性的突破也就是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世实学思潮和社会批判思潮，而明清之际的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尤其值得考察。
于明清哲学，与会学者对戴震评价很高，认为他在旧方法中蕴涵着新义理，在回溯中蕴涵着发展，是近世哲学的重大创获：①转宋明学之“虚”为“实”，表现为以皖派朴学取代程朱理学；②转中世纪特色的文化专 制主义为思想启蒙主义，表现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构思与呈现；③两者同时归结为科学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中国学术内部的兴起。
明清哲学的经验主义走向与实证主义方法呈现出很强的现代学术性，它的重大突破就在于以朴学的方法或方式进行新思想的援引、阐发与转化，努力颠覆宋明理学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及流弊，把中国学术带进了一个科学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新阶段。与会学者认为发掘明清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有助于接榫现代文明。
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碰撞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为近来年中国哲学研究最为关注，这在大会上也有所体现。
关于经典诠释，大会中主要议题有清代学术的“汉—宋”差异、“衍义体”的经典诠释模式、经典诠释的外域文化影响、近代哲学词汇的流变与经典语义等。另外，不少外国学者以中西比较的方法，就儒家、道家等具体概念与思想命题作了相关诠释或阐发，譬如：德国学者Richard King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自然主义》、Dennis Schilling的《〈庄子〉的“死”——与伊壁鸠鲁比较》、美国学者Kenneth K.Inada的《内在超越：中西哲学对话的根基》、Stephen Angle的《有根的全球德性伦理：儒学与格老秀斯的挑战》等。
大会的热点问题还有：现代新儒家对中西哲学的会通及理论贡献；新出土简帛文献与先秦学术流变；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范畴论；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及制度追求；宋明理学；荀子哲学；易道哲学、中国生态哲学；中国古典美学等。
大会的研讨表明：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学者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及学说特色。“哲学”正由西方的含义发展为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而“本土化”的中国哲学的建立，将为中华文化身份的重构和文化自主的确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之间保留必要的张力，正如大会主席郭齐勇教授在开幕词中所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注意中国学人主动放弃对中华历史文化的“阐释权”这种现象。不仅不应丧失或放弃这种独立自主的“阐释权”，而且更应在巩固这种“阐释权”的同时，以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开放的思想心态去主动阐释欧美、印度、中东、东亚等不同地区的哲学传统及历史文化，把它们的思想精华吸纳到中国学术当中，促进自我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古代思想文明与现代生活文明的对话，中国主体性之哲学与欧美主体性之哲学的对话，在中国学术自觉与华夏复兴事业中尤为必要。经过古今中外的交流、对话、吸收与超越，中国主体性的思想文化才有不断更新的力量与辉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