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原创] 王开扬：以人为鉴明得失 ——易中天思想高度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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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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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达到怎样的高度，关乎他的成就的高度,显得尤其重要。
《报刊文摘》2006年12月27日第3版转载《解放日报》12月22日刊登的记者与易中天的对话，易中天认为，大学毕业生、包括拿到博士学位的、评上教授职称的、自称文化批评家的，都很可能仅仅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知识分子。这话说得很有见地；不过我想接着再说一句：知识分子还可以再分为学者型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型知识分子。结合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品三国》，我想问一句：给大众介绍和解读历史，什么用意呢？换句话说，能给大众什么益处呢？是像老一辈相声演员马三立那样，跟大众“逗你玩儿”，或者像说书的，陪着大众喝喝“工夫茶”呢，还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给大众“一双慧眼”呢？给大众“一双慧眼”，是教大众老谋深算、勾心斗角、寡廉鲜耻、心狠手辣，多学一点“中国特色”的“成功”之道呢，还是教大众深刻思考传统政治文化的弊病，认识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把这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清醒地把握现实与未来呢？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取前者，思想家型的知识分子取后者。
网上有文章说，中国古代很少有人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究和利用自然规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很少有人研究社会制度的合理改进，因此从秦皇汉武到明清，既没有真正意义的“科学”，也看不到社会制度的进步，有的只是改朝换代。我以为这番话讲得很精辟。鲁迅用“吃人”概括中国古代的历史；我想补充两个字，“玩人”——“楚汉相争”也好，“三国归晋”也好，更古的“东周列国”也好，后世的唐代“玄武门之变”也好，清代“雍正篡诏”也好，都是“你玩我，我玩你；胜者生，败者死；赢家为王，输家为贼”的一套小把戏。即使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他的智慧和精力也主要用在玩人上，“木牛流马”仅仅是他忙里偷闲的产物，他一心要匡复的汉室和建立的蜀汉政权，与吴、魏政权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个总特点决定了易中天教授的“题材”本身思想高度就不够高；问题是，你怎样处理这些“题材”。易中天教授面对社会三百六十行的电视观众，淡化学术性是对的，但是他没能用世界文化作为大背景来适当映衬这些“题材”（恩格斯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总认为，谈论中国文化，不用世界文化作比较，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意义不大），也没有用现代文明来透析这些“题材”（尽管他时不时地把古人语言“现代化”）。这样，他既避开了学术的高雅性，又没有用认识的深刻性来补充，结果招致“娱乐化”、“庸俗化”的指责。
不过，我得为易中天作有限度的辩护。他绝没有仅仅停留在“娱乐化”、“庸俗化”的层面。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说：“像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他们能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很多学者对他们大不以为然，指责这是‘庸俗化’，老实讲，不是每个学者想‘庸俗化’就能‘庸俗化’的，他们能做这种普及兼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有人骂易中天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上电视讲历史为什么不是正业？比学术文章低一等吗？我看一点也不低。”（转引自《报刊文摘》2007－03－23－2）李泽厚的学术地位是学界公认的，他这几句公道话是有相当的分量的；但是我认为，这番话没能充分揭示易中天等人所做工作的价值。易中天做的不止是 “普及兼娱乐的工作”，他不时有自己的知识创造，走的是一条对历史人物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总结的路，这些分析相当精辟、透彻，充分证明他不仅有“知”，而且有“识”——这“识”就是从“普及”、“娱乐”上升到了“鉴赏”的层面。不过，他到此就止步了，停留在“刘邦成功之谜”、“项羽失败之谜”、“韩信先成功后失败之谜”、“时乎时不再来”、“你总是心太软”、“你总是太小气”诸如此类的谋略上，津津有味地反复赏玩不休，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刻透视和对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他像个账房先生，给韩信啊、孙权啊等等历史人物把个利害关系账、天时地利账、阴谋诡计账算得清清楚楚，就是不算历史本质账、历史规律账、历史发展方向账。他的“鉴古以知今”只达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高度，没能进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境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易先生做的就是这样的“学问”，写的就是这样的“文章”。这样的学问、文章，“知人”尚可，“论世”则差得远。
知识分子群体就像一棵大树，处在树梢的是思想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历史、现实与未来有着深刻的理解，堪称社会的导师。《论语》里有人称孔子是天下之“木铎”，鲁迅逝世后上海民众把“民族魂”白底黑字旗覆于他灵柩上，这是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易中天教授在这棵“大树”上对号入座，不难找到适合自己高度的位置。伟人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用这个名言来测试易教授，他“让历史从大学的课堂上解放出来”，却没能做到“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从总体上说，他给大众端上来的这套“精神大餐”仍然是一盘“市民文学”。如果把易中天称作“二传手”，那他是超一流的、顶尖级的、富有创造性的“二传手”；但他毕竟是作为“二传手”的一个“运动员”，而不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教练”——这是我斗胆给予易先生的社会定位（这定位不一定正确，算一“人”之言罢）。
易先生的学问、聪明和“演技”基本够用了，如果想“上层次”，需要在知识结构方面补充思想武器。例如，假如他通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易中天如果也以此作为《汉代风云人物》的序幕，不为走题）中“苟富贵，无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揭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并且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度，结合“阿Q”的“土谷祠畅想曲”，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跳出“城头变幻大王旗”、“打天下，坐天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周期率”；再比如，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来揭穿政治流氓刘邦耍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那些鬼把戏（什么大蛇盘在他妈妈的肚子上啦、赤帝子杀白帝子啦，纯粹是刘邦自己编造出来的鬼话，他为了证明自己是“龙种”，不惜让他老妈牺牲肚皮，全然不顾他老妈羞红的脸皮无处掩藏），用刘邦在未央宫上拿他老爸开涮（要他老爸说说他和二哥谁挣下的家业大），来透视封建皇朝“家天下”的本质（天下者“我的奶酪”也），并且以此来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充满专制、诡谲、残酷、血腥的原因；用曹操杀孔融、杨修、华佗来“品”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分别揭一揭“陈胜造反之谜”、“刘邦龙种之谜”、“政治不文明之谜”、“孔融、（杨修、华佗）被杀之谜”；用社会角色易位（“学自然科学出身”的“猛张飞”兼代“学人文科学出身”的“诸葛亮”）指出项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从沛公的“为之奈何”和曹丞相的“正合吾意”中引申出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等。这样讲，就有历史的穿透感和厚重感了，思想高度就大不一样了。
也许易中天先生和我共同持有对知识分子再分类的观点，也许他本来就是思想家型的知识分子，也许他是像薛宝钗一样地装愚守拙，可是从他的讲坛来看，其中思想家的色彩不能说一点儿没有，然而甚少，他对历史的分析让我感到不到位，不过瘾，深为惋惜——套用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家的小“易粉”的话说：“易大佬满肚子学问，可惜思想高度不够，瞎了材料。”。
我对易教授及其“之流”的期望是：不仅仅“画龙”，而且要“点睛”；不是提供中国古代权术教科书，而是提供透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教科书，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借助于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一句话：不满足于做学者型说书人，而要做思想家！
最后说点“危言耸听”的：易教授及其“之流”现有套路的讲法，绝对不属于“先进文化”，按照这种套路讲下去，对于我们的时代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绝对有害无益；如果易教授及其“之流”还嫌中国人玩心眼儿不够水平，愣是用“中国古代谋略学”把中国十几亿人从“阿Q式的狡猾”提升到“和珅式的狡诈”，这绝对是全社会的灾难而非福音——至其时，易教授及其“之流”“罪莫大焉”，安得奢望“传承文明”之功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谓予不信，则贵我双方静候于九泉之下，“让历史与实践来回答”可也。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感谢王开扬教授惠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