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刘守亮：古莒文化 鼎立齐鲁——兼论莒文化在齐鲁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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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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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文化是莒地先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辐射力影响了齐鲁早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齐鲁文化的早期表现形式是莒文化，莒文化当与齐、鲁文化鼎足而立。齐、鲁文化的根基是东夷文化，莒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代表文化，它以自己的特色和先进性，影响和带动了齐鲁文化的成长成熟。
山东，又称“齐鲁之邦”，在很多人心目中，山东文化即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就是山东文化。事实也正如此，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和代表，齐鲁文化堪当此论。然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着一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齐、鲁文化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年来，随着有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和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对莒文化有了更完整更系统的认识，莒文化，这颗被湮没在齐、鲁文化光彩下的明珠，正散发着别具特色的魅力光芒。考古史学界人士系统研究认为，山东文化应为莒齐鲁文化，莒文化是先齐文化、先鲁文化的前奏和土壤，对齐、鲁文化的成长成熟起着十分重要的承载传扬作用。
一、莒文化在山东区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著名学者张学海先生评价说：“莒地具有数十万年的文化根系，一万余年的文化启步，五千余年的文明史。……莒县与莒地对解决我国文明起源，文明初步发展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具有重大意义。”文化意义上的莒地，约指沂河、沭河、潍河上游以东的鲁东南近海沿海地区，包括今天的莒县、沂水、沂南、莒南、临沭、东港、五莲、诸城、胶南以江苏的赣榆等县市，春秋时期上述各地全部或部分属莒国版图。莒自秦朝始为县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县份之一，之后或为郡、或为州、或为县，始终是鲁东南沿海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莒地在山东最先显现出文明起源的曙光。一方面，距今约40万年左右的“沂源猿人”化石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山东地区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而地处沂沭河流域的莒地，发现的几十处旧石器、细石器文化遗存，为山东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间填补了缺环。
另一方面，文字是人类文明伊始的标志，而莒地是中国汉字的发源地，这已经大量考古文物所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陵阳河遗址等古莒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陶尊文字17枚、刻画图像3枚。这一重要发展在我国田野考古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可称道的是，在千里之外的皖西北，即安徽蒙城等地亦有陶文发现，而时代早、出土集中者唯有莒文化当之。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探索，国内学界意见渐趋一致，认为莒地出土的陶文是汉字的雏形，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比甲骨文尚早1 500余年，也就是说，莒地陶文的发现，将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推了1500余年。
(二)古莒文明在当时的齐鲁大地居于领先位置。考古发现证明，处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在莒文化区域中出土的细石器，是唯一的。这个发现进一步确立了古莒文明在齐鲁大地中的地位。一是莒地先民最早发明了酿酒工艺。莒地大汶口墓葬中发现的酒器多达6 6 3件，从文明孕育的普遍规律来思考，这种现象正揭示出礼制的产生。《左传》云：“酒以成礼”。从莒县陵阳河及其附近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陶尊、陶盆和硕大无比的滤缸，证明这里上古时候酿酒业的历史与发达，与之共存的诸多形象生动成套的组合盖似卧乌状的陶杯，则是饮酒的工具。二是莒人最早发明了纪历之法。根据古代有关记载推测，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 ”字的原始意义，应是远在5000年前，居住在莒地的东夷部族，为祈祷农业丰收，庆祝春季到来，摹画对太阳神举行祭祀场面的一个图像文字。其表现的内在实质意义，则是关于当时殊为重要的天文历法，用日出方向确定春分、秋分，用测日影确定夏至、冬至。这是莒地先民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三是莒人开创了祖国中医药与针灸的先河。在古莒文明中医学比较先进，莒地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古人针砭用的砭石，并且出土的遗址墓葬较为普通，这是当时用于针砭疗疾的良好器具。四是古莒国成为山东区域最早发行铸币的国家。先秦时期山东地区共有关市lO处，其中8处即在莒国范围之内，充分说明莒国经济发达的盛况。王献唐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中云：“前时齐都一带，莱人聚处，太公未封以前，归其统治，自商已然。刀币虽出周初，用真刀作货币则在周前。……本东夷旧俗也。”莒国故城铸币遗址的发掘和币范的出土，为这一分析推断提供了物证。莒作为东夷文化的源头，顺理成章的成为最早铸币的国家。在临沂汉墓出土文物中，有“莒市”、“市”、“市府草”等铭文戳记，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莒地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发展的盛况。在齐、鲁文化中，齐重工商而鲁重农桑，莒文化与之比较，兼有二者之长，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五是文化艺术相当发达。从新石器时代而绵历至秦汉，莒地一直是制陶业发展的中心区域。如出土的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之美誉，尤其是这里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代表作一一白陶鬹，更是难得的艺术佳作。近年在莒地出土的成组的编钟、编镩等组合乐器，其突出特色在周边齐、鲁、莱、纪等国中少见。出土的陶制牛角号，今天鼓之仍声音悠扬。
另外，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提出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三个标志性因素：文字、城堡与铜器，在莒地均有重大发现，除了文字在前面已有赘述外，铜器方面，莒地曾出土一件极其特殊的青铜方鼎，现存日本，其器盖上有男女裸体跪坐形象，被认为是莒文化特异性的表现；同时，在莒文化的中心地区，有东港两城镇和五莲丹土遗址，其文化堆积丰厚，也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堡遗址。
(三)莒文化联带南北、通贯中西，为古代文化的纵横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莒文化时代久远。学者们研究认为，莒文化发生发展的时间，至少应有上万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古老的莒地先民，即在沂沭流域繁衍生息。从考古文化上对应，莒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则大致分别相当于太昊、少昊的时代，岳石文化则相当于夏代。商代、两周至战国则有确属于莒国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流风余韵，绵延至汉魏以降。
在西周分封齐、鲁之前，莒地应包括着部分齐、鲁之地。由于莒地处在南北海洋文化条带与东西陆地文化纵横交互的地域，根据英国人汤因比文化交流“十字路口”的理论，莒文化处在海洋文化与内陆变化相互交融的十字路口上。莒文化正是基于这种内在传承与外在交流的综合优势，成为东夷文化中最强、延续时间最长的典型代表。东夷部族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不断西迁，商周实为东夷苗裔所建。作为东夷人的莒地先民，在同中原王朝的不断争斗中，又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丰富和发展自己，所以史书中“莒虽夷狄，犹中国也”的评语。在同中原王朝争斗失利后，开始了“东夷三迁”的历程，一支传承东夷民族的衣钵，建立了莒国，一支历经今安微、湖北而至今川滇彝民区。向东的一支，则远涉重洋，到达了遥远的美州大陆，创造了灿烂的印加文化。
二、莒文化的丰富内涵及与齐鲁文化的渊源
中国社科院中国古代史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重要和特异，是学者们对莒文化的共同看法。莒文化所处的地域本身即颇具特色，其文化内涵也就更为丰富多彩，同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也比较突出。
一方面，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内华夏，外诸夷”。莒地居东方，为东夷的中心区域。众多的史籍记载表明，在上古时代，东夷部族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文明之邦。东夷之地被古人称为“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后汉书·东夷传》：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于君子，不死之国。“仁而好生”，即爱人爱物而不善戕害，是其一；“见利而让”，“好让不争”是其二；“天性柔顺，易以道御”是其三。《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舜作为东夷部族的又一杰出领袖，自古就是“仁孝”之化身。作为鲁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本人一生周游列国，既是宣传其政治主张的过程，也是学习各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东夷文化作为古代先进文化的代表，特列是其“仁”的思想，无疑是鲁文化中这一思想的源头活水。
另一方面，齐鲁文化是莒文化的发展与演变。齐鲁所封之地同为东夷文化的范围，以古莒文化为主的东夷文化在山东区域内的影响十分深远。齐国本姜姓，其就封的第一位国君姜太公，《史记》载为“东海上人。”东海即今莒国古地的日照滨海一带，毫无疑问，齐国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应该是东夷文化主要是莒文化的发展与演变。立国之初，齐国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使齐地夷人的文化得以大量保留；鲁国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夷人的礼仪文化被纳入了鲁文化的轨道。当年孔子师郯子，以及郯子来朝鲁昭公，并谈及其祖以乌名官的历史，这对鲁国君臣大有启发，并使孔子发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感喟。莒、郯同姓，其例归在宏观莒文化范畴，因之，鲁文化中有莒文化，莒文化中同样有鲁文化的因素。
茫茫史海，沉沉沧桑；千古绵延，文化炳尉。莒地积淀和包容了社会巨变遗存的人文元素，受赐并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遍观史册，鲜活的莒人形象历历其中。据史学家最近考证：莒地是舜和禹的出生地；齐国姜太公家邦在此；曾子仕于莒；汉匡衡勤奋好学以明经至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硕学鸿儒郑玄曾在此聚徒讲学；诸葛亮、王羲之、刘勰、颜真卿等文武雄才辈出。其中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开我国文学批评之先河，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而豪爽无私的莒人义无反顾地收留齐国逃难者一一公子小白，成就了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且留下了“勿忘在莒”的千秋佳话。
可以说，莒文化虽然在秦汉之后融入了中华文化之瀚流，但其在历史上确是以东夷文化之主干屹立于山东文化之林，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莒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努力方向
众多有识之士认为，莒文化是一被严重低估了的有重要影响的地域文化。
齐鲁文化，是由若干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组成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齐鲁文化中包含的各个地域文化有其共性，但也各有其特殊性。莒文化如同齐、鲁文化一样，不仅是我省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是齐鲁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和组成部分。在多元一体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无疑是一块瑰宝。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只讲齐、鲁文化而不讲齐文化，至多是一带而过，以至“莒文化”带着历史的光环，迟至二十年前，才姗姗走来。这样就把莒文化湮没在齐、鲁文化之中，淡化了莒文化的特性，抹杀了莒文化的个性，降低了莒文化的影响。所以说，研究齐鲁传统文化而不研究莒文化是不完整的，是不全面的，是不系统的。
莒文化长期被低估乃至被忽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齐鲁文化有着较为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和核心内容，齐、鲁都是举足轻重的诸侯大国，而莒国仅为子爵小国，且“僻陋在夷”，自矮三分，作为承载莒文化的空间地理概念，自然也影响了人们对莒文化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鲁有孔子、齐有姜太公，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令人高山仰止，而综观莒文化，并没有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思想，给人们研究认识莒文化带来了认知困难。再就是与齐、鲁文化相比，莒文化的史书记载较少，主要散见于考古资料极少的文史资料中，缺乏系统性，而鲁有《左传》、《论语》，齐有《齐乘》、《管子》。这种先天上的资料缺佚，无疑是莒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憾。第四，鲁有曲阜，齐有临淄，千年以降，至今仍是城市文化的名片和象征，而莒就无此幸运了，自汉置城阳国王城，一降再降，至今只是一县之治所，影响自是不可同日而语。莒文化的核心与精华在于体现史前文明的新石器、旧石器和陶尊文字等，除此之外缺乏承载和物化的载体，这不能不说是莒文化的一大硬伤。这也是人们一提及莒文化研究便畏难发愁的主因。对此，作为传统文化大省，山东学术界对莒文化研究的破题是担负着道义责任的。
我们今天提出莒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文化命题，决不是无目的无根据的率意而为。说山东文化应为莒齐鲁文化，是有充足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依据的。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确立，齐、鲁立国是公元前1046年。一般来讲齐鲁文化存在的时间，都从这一年算起。那么，在此之前的山东文化又是什么呢?很显然，是莒文化。莒齐鲁文化是山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莒文化为齐鲁文化的前奏，齐鲁文化是对莒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把莒文化与齐鲁文化并称，并不会使齐鲁文化削色，相反只会使齐、鲁文化更加丰富和完整。也就是说，在周初分封前，山东文化的代表是莒文化；从西周到春秋，到战国、到秦汉，山东地区主要存在着各具特色的三支文化一一齐文化、鲁文化，以及莒文化，中尤以齐鲁文化为主流，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莒灭归齐算起)，齐文化和鲁文化这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一支更高层次的文化就是现在统称的完整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或曰山东文化。当然并不是说，有了后齐鲁文化以后，莒文化就不存在了，只能说是这时莒文化淡化了角色，退出了主要舞台，以另外一种与齐鲁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形式存在着。
由之，人们便会对山东文化有一个更清晰完整的认识。早期山东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莒文化。西周齐、鲁立国后，产生了两支特色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秦灭齐天下一统后，表现为完整的山东文化一一齐鲁文化。在秦汉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之下，齐鲁文化从齐鲁的区域文化成为中国整个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统治思想。我们认为，对山东文化发展脉络的这一表述是符合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是科学客观和辩证题，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莒文化。二是莒国的时空范围问题，了解其自兴到亡的大致疆域和都城的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其文化进行探讨，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掌握莒文化的发展过程和阶段性变化。莒文化无疑具有较长的发展过程，东周春秋战国时代莒文化只是最晚阶段的莒文化。只有从总体上进行考察，系统地把握其发展变化过程，才能对莒文化在东夷文化、东夷文明和齐鲁文化、齐鲁文明中的地位作出历史的恰当的评价，为东夷文明和齐鲁文明的诞生与早期发展提供一个典型的实例，以促进古史研究，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掘和利用莒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服务。
(作者刘守亮系我校校友，现任山东省莒县人民政府县长，感谢刘县长惠赐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