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杜维明：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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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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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是同人类的自我反省直接密切相关的各种学科。这些学科，如语言、文学、古希腊拉丁学、历史、文化、人类学、哲学和宗教，个别地或集体地帮助我们形成表达方式、情感、传统、记忆、符号、思想和终极关怀的模式。无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我们人文科学的自我反省也是必需的。但人文科学的直接性和即时性对于我们理解和鉴赏人类的状况有特殊意义。人文学者的责任不仅是要处理事实，而且要处理价值。这使他们对应用于其研究对象的解释视角要有严肃的认识，对于自己的伦理和宗教信念要有清醒的自觉。而且，在追求人文知识的过程中并没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想象中的一个可能性：定量观测的避难所。但是，人文学者很荣幸地享有一种关联，从事和参与的情感，这样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大众知识分子。
但在人文科学和大众知识分子的关系中，潜在着大量模糊的东西。在儒家传统中，关心政治、投身社会活动、对文化活动敏感是受过教育的中国士大夫、日本武士、朝鲜的平民和军队掌管者的显著特征，他们不仅被认为有独善自身的责任，而且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简单说，他们的权位和影响促使他们成为社会结构的卫士。他们有一个改善人类状况和社会合力的效率，有内圣外王臻于郅治的共同信念。他们努力通过典范说教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民投身到令人类兴旺发达的教化过程中去。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所属关系，而是以自我的理解和社会功能来区分，人文学者似乎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合乎逻辑的继承人，不管在俄国、西欧、美国还是东亚。精确地说，人文学者一词包含着两个极为不同的意思：人文学者、文学批评家、古典主义者、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或对人文学拥有深刻关注和信念的人。前者是一个学术专家的面目，而后者必须超越职业。严格地说，职业的人文学者，像社会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不管是自我定义还是靠教育功能定义，都首先是学者，是教师或研究人员或兼为二者。他们的职业本身并没有迫使他们成为大众知识分子。实际上，一个社会学家或生物学家也许会选择承担大众知识分子这个绝大多数人文学者不加考虑的角色。
而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感到有必要跨越其学术领域，使他们的学术专业技能作为其学科对社会的合法力量来影响公共事务。学术领域的大众知识分子可以来自各个学科。他们是体现人文科学重要性的人物，未必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家，完全可以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实际上，力争新闻自由的有良知的官员和开明政治家对一般公众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大众人文科学并非是不必要的奢侈品，而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学科。它是有活力的民主社会的基础。尽管如此，人文教育对于积累社会资本，增强文化能力，培养公民精神价值的作用却不是不言自明的。虽然人文学者并不喜欢对普通公众呈现其学科的货币价值，其学科价值需不断地强化和强调，使街市上的民众感到他们所做的带有启发性，可望可及，并且令人振奋，是非常有益的。当大众知识分子仍然聚集在学术机构中，增加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提供最有活力和影响的论坛，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社会批判家、政治评论家，不管是否加入了高等学府的某个研究所，都把一些社会争鸣列入了讨论日程，并着手探讨。
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消费权益倡导家、人权活动家和宗教家组织的，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这样就创造了学术讨论的种种公共空间。商业团体为有关家庭、国家和世界的重要议题提供了日益重要的论坛。市场力量全球化导致的融合的动态，文化变迁迫使商业领袖们加入到政治、社会和文化事务中去。最近，全世界著名的商学院将伦理学作为重点引入到包括个性塑造的领导类课程之中，这说明了大众知识分子的思路不仅与商业教育有关，而且对商业领导资格也很重要。类似地，政府，或者更精确地说，政治进程，也为大众知识分子有意义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竞技场。俄国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现状的批判者有必要远离官场这一想法也许激励了入世的西方知识分子，但反抗精神同样可以通过政府服务而完全实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是政府机构的顾问和智囊。在传统的东亚，中国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朝鲜的平民和军事掌管者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有相同的功能。因此，显而易见，大众知识分子不只局限在学术领域里，他们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在大众传媒、市政组织、社会运动、商业、也包括在政府中服务。
在美国，新出现的大众媒介指向了关于大众知识分子的新的伦理内容。人文科学与社区成长直接紧密相关，大众知识分子的严肃自省必须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教程。人文教育对大众知识分子的重要益处之一就是培养严肃的自省精神，公共倡导经常是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它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具有争议性和目的性。大众知识分子必须超然物外，使其倡导能高瞻远瞩，具有道德自觉，最终能造福社会，实际上是人类全体。尽管无知的面纱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视觉，学术忠诚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公正，但是，大众知识分子是被人文教育所提供的精华和严肃自省的共同信念所引导。人文学者作为负责任的批评家，包括那些不想成为大众知识分子的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他们的学术视野超出象牙塔。因此，即使是最超脱的学者也有成为大众知识分子的责任。另外一方面，非学术的和学术的大众知识分子一样被托付了保护人文科学财富的责任，包括保护那些表面上看似与我们时代的热点问题无关的学术追求的责任。（根据录音整理 宋 鑫译 朱 红校）
（原载《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