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禅室古文小集

[胶东]红禅室主人于永森 撰

小 引

丙戌之年，余客居济南将三岁矣。地近青山，闲居多暇，文情复起，志意秀蔚，遂为白话文、古文若干。或有延虚誉之期，宁效功利之境，不过挥洒少年，调畅气韵，略使不平惆怅之志，可稍得而申而已矣。拙巧固非心之所欲，故亦不辞其陋劣为何如也。因集其文，亦刹那静定之意义耳，世之览者，勿以文而观乎其文也。

丙戌冬十月廿四日胶东于永森记于济南红禅室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斋。

红禅室小记

余十八而有斋名红禅室者也，僻居独处，未能以广见闻，而不知龚定庵先生尝著有《红禅室词》，其以红禅室名也。虽有是而先生并不大加著录，余亦未知其始以是为名而何意，甲申岁冬，尹君祚鹏始为拈出定庵《题红禅室诗尾》诗云：“惝恍聪明未易才，仙缘佛果自疑猜。须知一点通灵福，岂食人间烟火来”、“毕竟恩轻与怨轻？自家脉脉未分明。若论两字红禅意，红是他生禅此生”、“不是无端恩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乃知苦心琢磨者，却早为前贤所用，虽不无怃然，然亦未尝不喜能于定庵有此暗合也。尹君亦谓：“此是暗合，可仍之而无碍。”况定庵所谓红禅之意，大抵以他生为误，故今生以禅补之，是禅之意蕴重于红也。若余命名之思，则以红为红尘世俗，是入世法，以禅为超逸自在之境界，是出世法，两者合美以一之，二者仍以红尘世俗之意蕴为最第一之义也，以合乎拙说“神味”一旨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之义，亦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之境界，自不能不以“无我之上之有我”为主也！

自余居红禅室，至今亦且十数年矣。虽然，年将而立而居无定所，漂泊而无立锥之地，故红禅室其实为空中楼阁耳！唯此之故，身之所在，即室之所在，某之一人一笔，即红禅室之全部。即后日能定其所，而是义不置也。

龚定庵先生，其诗向以瑰丽奇谲、雄肆深情称，为余所极仰者，今先生已古而我仍先生之斋名，虽意思有异，而精神无二，先生亦可以宽其心矣！苟地下而有灵，而能知之，则亦必谓：“得其人哉！得其人哉！”

先生其安矣！

丙戌秋闰七月廿四日胶东于思源记于红禅室。

杨存昌师事记

杨师存昌，鲁之东明人。乙卯之冬，余有事青岛，因拜访周嘉惠、陈祥泰二师，皆劝我求学而更进，遂定其志。当其未试时，而杨师见拙撰《红禅室诗词丛话》而奇之，勉励有加，余亦叹为得其人者焉。是年冬仓促应试未果，师又勉之。后因自学毕业论文答辩奔走济南，乃得相见，则一翩翩少年形象，待人接物甚为周到。嘱夫人备饭款待，言谈甚欢，余年少无忌，亦不之怪，今日思之，何其温暖也！癸未之秋，志终获达，遂为导师，所谓缘分，定于斯矣。

师当风华正茂之年，为人谦和温文，精敏固非瑕疵，尤可贵者则颖慧而兼朴素，是亦鲜见于当今之世矣，未经艰难之人，不知此之为何也，而余体会独深。师健谈如流，闻之如沐春风，教授不主故常而每发心得，精彩纷呈，未尝不于深心叹以为不可及也。师于我期望甚高，每有著作，必以先睹为快。学而兼通中西，不断古今，我则独以悟性用心，孤陋寡闻而嫌于执拗，师之境界，虽终其生亦未必所能达者也。余前已著作两种，心力略尽于此，故近来少有文字，而师每督促之，遂为《新二十四诗品》之作。所及诸品皆余精心选择，而与拙说“神味”一旨相表里，大异古贤之趣，师甚赏焉，尝命我以例诗以配诸品，且于讲堂上为诸生宣其意矣。又告师欲撰曲话一书，以归结“神味”说理论，而实茫然无绪，师甚有兴趣，且再三问讯，遂竟于甲申之末，平生心事托付此作，余性慵懒，苟无师之督问，必无此作也。

师好登山，自云千佛山路路娴熟，当兴之来，虽大雪亦不足以却其步。闲暇辄与同门师兄妹往登，辩学谈心，欣赏自然万物，亦可谓一乐也。一日出题云：“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言何谓也？”诸人皆答，而不与我同，终抿嘴未语。大抵乐水之义甚中，而乐山之旨未澈。或言山之为博大深厚足以生万物也，或言山之为德方于庄严正发者也，窃则以为厚德载物固是山之所谓为仁者，然仁者乐之之故，实是由其所载之物常有生机勃勃之象也，乐此生机而随时濡染之以加我心之性灵蔚秀，是为大者也。翠色欲滴而红艳逞娇，皆与我心相通，登山之乐莫甚于此者也！各得其旨，为历练不同之故，又岂足怪哉！

独登山以归，忽然而有兴，因小记师如此。

丙戍年春红禅室主人记于济南。

怀素书法之精神

余纵览古今书家，而独爱怀素之书而不能释者也。怀素湘之零陵人，钱氏，其叔父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之钱起，其生凡历唐之玄、肃、代、德四世，才五六龄，玄宗即退位矣，故其生平实在盛唐之后。盛唐之转折，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之转折，巅峰极而衰之界分也，怀素之当于此世，可谓为莫大之幸事，而开元、天宝之世相去未远，余风流习之惯性，固已根其心性之中，而盛唐博大开放之精神在其书法中之表现，亦奠有因矣。此种强大而宏壮之盛唐之精神姿态，并不以有此一转折点而遂消逝殆尽也。

怀素当十岁，忽一日而发出家之念，父母不能阻之，然非是正宗禅子面目，而大用心于书法，以此而得非议，青年长成，遂还家。唐世纸张尚贵，而素又善淋漓尽致以泼墨挥洒之妙，而足以尽其性情之豪放，“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盘，书之再三，盘版皆穿”（陆羽《怀素别传》），其用功如此，而用功之事，实亦不足以深道之也。其《论书贴》云：“……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此其志矣。

年廿三，遂遇李白，白为之作《草书歌行》，其辞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 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 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 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 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可谓极尽张扬之能事！李白狂傲放荡、豪放不羁之人也，而大有名于唐之世及后世，怀素以青年而能得此，若非是尽合李白之口胃，则焉能到此地步邪！以后世之人之目视之，此两人皆以豪放名者也，其为互倾不亦宜哉！李白此诗极写怀素书法豪放之致，而以为古今为最第一，虽张芝、张旭不足以先之也，其关键即在于“师义不师古”，即创新之精神而已矣！白之此论可谓目光如矩，一语而中的！此两豪放之巨子之相遇而相赏而有此种之事也，实为吾国文学艺术史及美学史上之佳话大事，若流星之灿烂，辉耀炫赫，非一时也，而尤于豪放之义有莫大之意义。自此而后，豪放之义未得此情景若是者矣，虽若陈亮、刘过之能赏辛稼轩，而辛稼轩又足以为豪放之义最伟美者，然陈、刘二氏不足以匹配之也，未若怀素、李白之相遇而相赏，仅一面之交际，而无亲戚友朋之流连于平日，非出于功利之心而有意为此者也，故其难能可贵，千古唯一此而已！以是论之，可为之消魂，可为之醉，可为之兴，可为之叹，而惜我之未能当此之时也！

怀素之书，最善者为草书，而我最爱者则为《自叙帖》及大草《千字文》，他如《苦笋》、《食鱼》诸帖亦佳。赵松雪评其《论书帖》云：“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意缴绕，不合故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此卷是素师肺腑中流出，寻常所见，皆不能及之。”以视此帖，固为然耳。然怀素此帖不过是草，而其最佳者则狂草，则未必合于松雪所云之魏晋法度也，且松雪之书与怀素不类，而以姿媚取胜，其未能为解人也宜然，故其识力，仍去怀素之真正境界有间也！黄山谷跋《苦笋帖》云：“怀素草书，暮年乃不减长史。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稍得之。盖山谷之书硬挺秀拔，中气充沛，英秀之气韵时时流露于楮毫墨迹之间，虽未能至于怀素狂草之境界，而能识其妙也。瘦，故是英秀所致也，岂真以瘦为妙邪？然其识力亦只是到得此处，于怀素书法之真正精神，未能以测之也。后世之人则曾黄山谷之亦未若，如小草《千字文》，有别于狂草之者，而一变为敛逸臻妙、简淡朴拙，如莫如忠所云之“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矣”，文征明云“绢本晚年所作，应规入矩，一笔不苟，可谓平淡天成”，文嘉云“绢本《千文》，笔法谨密，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张之习，而专趋于平淡古雅”，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晚年书圆熟丰美，又自具一种姿态，大要从山阴派中来，而间有李怀琳、孙过庭结法”，项元汴云“出规入矩，绝狂怪之态，要其合作处，若契二王，无一笔无来源，不知其肘下有神，皆以狂怪称之，殆亦非心会者”（评《论书帖》，此帖笔意精绝，介于《自叙帖》与草书《千自文》之间，而执拗未能尽以顺熟流转，有守法之态矣）， 观论之种种，皆不以怀素书之狂为然，而皆以晚年平淡精逸为尚而许之，以求合乎魏晋古雅之法度之致，呜呼！此真足以埋葬怀素书法之真精神者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者也！怀素地下有知，且将惊而不能安矣，且将以为后人之何恭维而大拍其马腿而实不知其真佳妙之处也！且将叹后人之愚不可及而自以为聪明而深得我之心也！且将视后人若何之不肖之若是者邪！怀素之书，精逸、豪放实为两种之面目而存于世，是亦事实，然其最佳者则豪放者而已矣！人之性情之变，宜有年岁之因素掺乎其中，怀素未能免乎是也，然此与其书之最高境界之评价，并无水火不容之象也。

其晚年之趋于精妙淡逸也，所得之风疾所关甚大，《论书帖》云：“藏真自风疾以来已四岁，近蒙薄减”，因之腕力有衰，遂影响及于草书之发挥，亦甚明晰也。况其《自叙帖》，正是晚年所书。笼统而以老境之淡逸静永为佳绝，是真足以埋葬其书之佳妙处也！

怀素之书，其真精神乃即在于其狂，世之所以最誉其书者，亦是其狂草也，颠张狂素之声名，举在于此、得力于此也！狂也者，非是狂也，狂者其表也，其内在之精神乃是豪放，豪放之精神乃为怀素之书之真精神也！狂之故能摆脱旧法而入于自立之境界也，而能出新姿态，而能进魏晋王羲之所笼罩之古雅淡逸之境界，而能有所突破于书也！后人以魏晋为极致而以誉怀素之书，是未能得其真者焉之表现也！唯得此豪放之精神也，其书如《自叙帖》者，乃能纵横变化而尽得豪放之姿态，尤其线条之流利圆美、放逸跳动、虚实动静、开阖伸缩、吞吐缓急、密丽雄秀，通篇神完气秀妙姿佳味，无不措手而至于完美尽善之境界，为千古书中之奇观，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虽笔画之或有粗率之处，而尽为通篇之佳所掩而不足以为恶，所谓人类社会之此种艺术，至于此而已极矣，吾恐今后之永不可以追踪矣！非是心无一丝一毫之纤蒂而有妨，非是以终生之精力为之，其何可以至于此种之境界也！尤其其书中所流露之人之英秀挺拔不可阻遏之气，浩然沛然而若是之佳美而动人之若是也，内在之精神之流露若是之不可以当而表现为豪放之人生境界及艺术境界也，而后人乃津津乐道焉以其非最佳之处而誉之以为得之，吾恐若无怀素此种狂草之书及其豪放之精神，将为吾国之书法史艺术史减色不少也，虽无书法之一观也可矣，我之崇怀素之书也若是，其尚可以加之者邪？

怀素尝师颜真卿，张旭弟子也，而解授之以草法之“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之义，自叙其得云：“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坼之路，一一自然。”我亦尝思之也，而无所得，观今人于草书多无心得而不佳，是亦无所得也。我之非是书家也，近来乃时时思此事理，其妙处或在“画”、“印”之二语邪？一总纲之技，一处置法，未知是否是也。聊为拈出，以为今人致悟之由。而其根本所在，则今人草书之不善，恐是无豪放之精神之所致也！无豪放之精神而为草书，是先故步自封，放而未得，何尝将有进于草书之境界者也。

怀素好酒，酒而其书益进，张旭亦然，苏轼亦然——且自以为醒后即不能至于其境矣。

三月廿七日，中午与王鹏英师姐、崔柯师兄饮于济南之米香居，甚为酣畅也，归而酒意尚佳，遂草此文也。

颠张狂素优劣论

世之以书而论圣者，古今无多人，王逸少以行书名，而张芝、张旭咸以草书名，而怀素又与张旭齐名，号为颠张狂素，是唐之世独以草书为异彩者也，而与其世之精神相合，亦可谓得其所在者矣！以余观之，书法之中有两极致焉，一为石鼓文，天真独素之中而深沉厚重，巧而以拙出之，大有古风古雅之色彩，浑然天成而又不乏灵动姿媚之致，其极矣不可以追矣！一为草书，魏晋之时之草书，犹以古雅秀逸为宗，此文化气质之原因于书法苑囿之中者，其时人之姿态虽已极精彩，然犹未至于豪放泼辣之极致，故其时之草书，以法度约精神，而以技艺之精湛补之；至于唐代，以社会时代精神之影响，遂得天独厚而造草书之极致，而以颠张狂素为其巅峰状态之表现。此两人者，皆有豪放之精神而有意突破古法者也，张旭开山始功，尤其难得。两人之书，虽名为并列，而实各有短长，后人观其书，未始不心存优劣者也。概古今之论，而后知于张旭草书，世之每誉之众口一词而少有所损之者，若怀素，则余《怀素书法之精神》一文以稍论之，其实则为众之所以誉之者为其合乎古雅秀逸之风之作，而于其狂实已有异心矣，不过未大明言之耳，然誉之而不以其最佳之作之境界，是亦不以此最佳之境界为然，亦可明矣。然两人之优劣，似颠张略占上风，其过如是者邪？

李白《草书歌行》一诗之作，所以誉怀素者也，时怀素年才廿三，而白已许为古今草书第一人：“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其尤着目者则白于颠张狂素之评价，而以怀素为上。白于张旭因观公孙大娘浑脱舞而草书大进之事，颇有嗤意，而云“古来万事贵天生”，可谓得之。李白与怀素俱豪放者也，惺惺相惜其固然也。此处白之语极易致误会，所谓天生者其实重内在之蕴之发之精神也，即由“豪”而之“放”之精神也，然则张旭之书非是豪放者也？且有得于外物而以养其内，固为世事之常然者，而究竟张旭之书，亦不可以非豪放以目之，其突破古法之精神，实即豪放之精神也！而白之非之者果何在哉？

以余观之，颠张狂素之豪放之精神虽一，而面目有别也。张之所以为颠，多得力于其现实世界之行为姿态，其书之颠之表现，则在不拒非美之因素而着之于其书，以求通体之气之完为意，颠者适为此气之完之表现也。故其草书，颠逸之中杂以怪拙，以肥为态，混沌之气贯乎其中，略不以点画之精妙为意，此尤异于古今之书家，点画为书法之精神，此为古今书家不易之论，而张旭则颠覆之而不屑焉，其书之佳处在于此一种通体神颠气完之意态，所谓古雅秀逸之精神韵味不顾也，故其书实近于纯粹之艺术境界，其中表现之颠态，亦非是吾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极致，甚而非第一流之义，故其书虽具豪放之精神，而仅得豪放之精神之自然一义，而于人之性情及文化精神中之豪放，体而未深也，未极以见于其书者也。以是而论，颠之与逸，皆具豪放之精神而皆非豪放之精神之最高境界也。谓之为书法中之旁枝逸出而有异彩者，而非豪放之精神之正色者也。故张旭书法中所表现之豪放之精神，实仅为“技”之境界之豪放之精神，而非为“道”之境界之豪放之精神也。故其书中豪放之精神之境界之表现，多见于外在之姿态形迹，而内在之意味精神，则甚少而乏者也！故其书之境界，是以天合天之境界也，合乎书法本来之义之境界者也，而非以人合天之境界，合乎书法为人之所书因具人之突出之主体精神之境界者也！故吾人之赏其书也，恒尚其书形迹之流利回环而绵延，而人之内在之精神，则少所见也。

若怀素之书，其号为狂，狂者进取者也，其义深有吾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色彩，如《论语•子路》云：“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以“狂”者之境界为仅次于“仁”之两种境界之一，遂不得不具传统文化精神之色彩。而此种以狂为色之传统文化精神之色彩，即豪放之精神境界也！狂之境界已将自我主体之精神发挥而至于最佳之境界，而与我之性情相关，颠之与狂，其所以有异者在乎是也！狂者人内在之秀之体现也，故吾人观怀素之草书，而恒觉其间之秀挺之气扑面而来而不可以忽视之，若颠张之作，则无此种之气质也。怀素草书之境界，以人合天之境界也，异于颠张之以天合天之境界者矣，天人关系之中，又以人而为之主者也，故自我之姿态之表现最为丰富、充分、饱满而淋漓尽致，其书有若欲去纸幅而飞逝者也，墨色之中之秀气将鲜活而欲滴欲迸溅者也！若颠张之草书，则无此种之艺术境界也！以是而论，颠张狂素之优劣，不亦明矣乎哉！

怀素之狂，非表现于其行为者也，而是表现于其精神者也，故其现实世界之行为，并无狂怪之态，而仅于其艺术境界之中，露其狂态者也，人生境界与文学境界（或艺术境界）有别而文学境界高于人生境界，于此又得一例者矣！豪放之境界，在人生境界之中未能尽以见其放之一面者也，故于文学境界之中见之，以指引人生境界而使向往之，而豪放之最高境界，即见于文学境界也！其见于艺术境界也，犹未若文学境界之佳者也，以艺术境界易偏于“技”之境界而忽“道”之境界，而仅见于纯艺术之境界，若文学境界，则由吾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儒家思想精神之影响，而甚易致“道”之境界者也，其偏失则常在未能尽其艺术境界之极致，而使“道”之境界亦未能至于最高境界，以文学最高境界之得，必又根于艺术境界之极致也！故怀素草书，已至于艺术境界之极致而见为豪放之精神，而未至于文学境界之极致而见为豪放之境界，此则本文学艺术有别之故，非是怀素之过也！

夫书者，长于肥诚易为雄壮深厚，而短于灵动巧妙；长于瘦者易为飞腾动荡、灵气往来，而短于雄奇浑厚。若张旭草书，未能免其短，亦未能尽其长者也；若怀素草书，则未能免其短，而有其长，妙处可见，然其短处尽可忽略，而不足以损其整体之美，且又以内在之秀气以补之者矣！颠张之书，不可学也，学之亦不足以尽其佳妙之处；怀素之书，可学也，而学之亦不足以尽其佳妙之处。颠张之不可学，天才之气质也；狂素之不可学，未能具豪放之精神且至于最高境界者也。颠张之作，我亦无限之好之也，而未若好狂素之书之尤甚也。今作颠张狂素优劣之论，岂必欲一二之而后快，实有不得不然者在：我亦是豪放之人也，亦是崇豪放之精神之人也，古今之尚豪放之精神境界者，未有若我者也，由之以见我之心，是此篇所作之由也，岂必欲优劣二人者哉！

2006年3月31日作于济南之红禅室。

本来无一物说

丙戌十月三日晚，杨存昌师为诸生授课，讲青原惟信“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一段语录，阐说精甚，而兼及神秀、惠能之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关涉禅宗之大公案也。诸人皆一一有言，余亦云：“夫惠能偈语所见之境界，以青原惟信之所言见之，则知尚未至于‘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之最高境界也，然而五祖所以然之者何哉？盖其能得于否定即禅家所言不执之精神也！故虽未至于最高境界，而但有此种之精神，则最高境界之事可期也。若神秀之偈，譬若之境界，固非自我内在之性之所见也，乏自信心之表现也。所谓渐者，即不悟之境界，惠能虽未终悟，而已有所悟矣。夫否定之精神，乃即发展之精神，然纯粹之否定，尚非是发展之精神，必待见而用之于世俗，而后可以称之为发展之精神也。若惠能之境界，尚纯是思想之境界而非现实之境界，故必与渐之一义合，而后可补其未足也。若是则渐之境界可超越顿之境界而复归于朴素之境界，以‘道’之境界越乎‘技’之境界也。发展之精神之核心精神，在于发展人，深具否定之精神之人，乃可以谓之为新事物境界，如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之喻，物固有非也，而其非乃是量变，若人之异乃为质变也。故人类之理想境界，在于发展人而至于完美之境界，在于发展人也！吾国天人合一之思想境界，总体上为不见个性之境界也，非是大我之境界，不见个性之境界，乃非真发展人之境界，而为调和之境界，想象圆满之境界而非现实世俗之境界，为以静为主之境界，西人海德格尔之学，务以去人为物我之主而后快，岂非即神秀‘勿使惹尘埃’之境界也！今人奉行其说而甚迷，而不知天人合一本人类之非最高境界也。天人合一之境界，乃即审美之境界，寻常之人可时时而达，非玄异奇诡不可即者，若人之发展而深具否定之精神，则非人人可能也。难易之间，可见真正理想之所在。世人好追风西人之学，以至遂有如钱钟书《围城》所讽习中文乃以外国学位为贵者，真学术莫大之厄，而陈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无复梦见矣！所谓可悲者，庶甚于是邪！”拙撰《红禅室诗词丛话》及《论无之精神》均已有见，兹略记其事如此。

2006、11、23记于济南之红禅室

处世之两种境界说

夫人用情过甚则伤乎心，用力过甚则伤乎生，而用力之过甚，又何可不兼于用情过甚者也。以是之故，年来身体日虚，形容销瘁，得失之间，鲜能衡也。

人生在世，多以人生境界为尚，而有出乎其上者也，则曰艺术境界，或文学境界。人生境界者，以精明而可得悠闲也，而无妨于其生，若艺术与文学之境界，则必以伤生为价乎！俗云欢娱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辞易好，则愁苦之辞岂不伤生也哉！古之铸剑者，良剑之出必以血或身殉之，艺术与文学境界有所同焉！凡所作也，必以一己之心血精神灌注而后能至于最高之境界，不待言也。既去者不可复归，故伤生耳。此之为境界，是“道”之境界也。若稍次焉者，虽一丝一毫，亦在“技”之境界者矣。“技”之境界者，即可造于绝高之艺术与文学之境界，而又不甚伤其生者也。不伤以生也，若以为失也，则不能有进之为憾也；若以为得也，则失于最高境界之事矣。故世之文学艺术者，与百工伎艺大异其趣，境界亦殊。后者常能保持其技之最佳状态境界而不失，若前者则恒与灵感为伍，灵感之去则失之矣，此即拙著《新二十四诗品》所谓“无复”之境界也，无复之境界，人之巅峰状态之所作为者也，虽其本人亦不可复于当时之境界，况他人乎！以处世而言，人皆乐为可复之境界，以持其声名富贵，若无复之境界，则或凝结平生之灿烂为一点一刹那，后之终身而不可再于此境界，故好汉不提当年勇也。江湖之高人，晚景多凄凉而或无人知其当年之灿烂，虽知而不能想象其灿烂之何若，虽自有言而不可复，亦甚悲哉！然此种之人，所不能复者为心力，若精神识力则犹在其境界，故若以为师而调后来者，必将有所大成，名师出高徒，往往在此也。无复之境界，殆为屠龙之技乎，世之龙不常有，虽有亦不复能为矣。

余恒为此而伤感也。余所撰著，多是用心良苦之作，心血之所成，后之生日未必能越之也，故耗亦巨，而仅能糊口，无所得遂养，而致虚也。方今学术崩坏，人心道丧，苟余擅谋生，必不为此亦可知也。

丙戌九月十八日，偶与杨存昌师论，而及此事，略志感言焉。

2006、11、27记于济南之红禅室。

刘兆彬先生书法小评

刘兆彬先生，儒雅其外而深厚其内者也，其广涉博学之素养，余愧为未能及。唯广大者能为深闳壮阔之境界，精细者能为瑰丽新巧之境界，兆彬足以有之也。察其人而观其书，盖为表里如一者，其思想精神极受苏东坡之影响，然绝可怪者则东坡为人超逸风流，精神境界不足与于豪放之精神及境界之最高最佳之处，如画则赏王摩诘，书则赏魏晋风味，壮年之时犹能激赏吴道子画、怀素狂草，晚年则大憾恨之矣，此由吾国文化精神之在宋代而转刚健积极为阴柔消极，转外为内，转壮美为优美之大势使然，而东坡实为其中之大匠巨子，作用为非同小可也！虽然，而东坡之书则以雄强之内力著目，笔力雄浑刚健若不可少为屈折者，可见此子内心之中固不乏倔强之姿态也，文之不可以见之，而以书见之，可谓善处其精神姿态者矣！本色流露处，必也如是哉！世人皆为东坡之文字所欺而不察其自然流露之处之精神姿态，而以为其精神境界果为阴柔、消极、内、自我、优美也！言多必失而文辄或咎，唯书为心声心迹也。唯其不易察而指明之以喻其旨，况此种最高境界之事，非寻常为艺术甚而纵能为第二之位置者所能窥而悟之，故东坡可以豪放其意而放荡其味淋漓其姿态于其书也！所不足者，唯其书之流美圆转未及怀素远甚，是得其内之雄秀而未能得外者也。后之为苏所影响者，余未见有能至于其书之此种之境界者，兆彬亦无能免也。此非眼前之事，兆彬尚未至于壮年，后日之大有作为于是，而可期之也！

兆彬至于济南，以世俗之事废书已数年矣，今追其力旨趣味，尚未尽以复也。然今之书家，多任意涂抹而少远追魏晋风味者，新奇怪恶则有矣，流美秀丽则未见，更无论雄浑豪放者矣！兆彬为书其路甚正，是源于其心之正也，“正”之一字，不可不知，以艺术之最高境界必得此义方能臻至也！兆彬之书通首跳跃姿态而极尽摆脱摇曳之能事，世之书家，以我之孤陋而观之，未易多见也。若非得书法用笔之圆转流宕，何可至此也！观其书也，而可以想见其人书之时之姿态及得意之风流，谓之为姿媚秀蔚、神情灼灼，亦无不可也。兆彬之书甚得用笔之趣，以笔转锋回之势自然以出其趣味姿态，而大熏染晋人之精神意趣，以是而近书之本真；若其法则多自我而少古法，而法更高之法，则文化精神及书之意境也，以新我之法而至古人之境界，孰而谓之不可邪？孰而谓之不为奇特难得邪？孰而谓之不善而美邪？其书之结体尤多新意，而不必尽法古人，若前所言之未易多见者，岂非即为此事邪！古今书家，能以笔墨本身自然之趣味而大出二王法书风韵之外者，唯一怀素耳，而兆彬自谓其书以狂草为最，是我之所最爱之体也，故揣摩于怀素之书而融其雄秀，而追豪放之精神及艺术境界于今，则是我之所以期于兆彬者也。

余于书极为外行，有未至者，或未足以见其书之佳妙处者，亦或有之，而无暇及之矣。

2006、8、10记于故乡之红禅室。

《高山流水》之意蕴

清水芙蓉君约听《高山流水》之曲，余约作文章，慨然而诺之，遂有言云：

夫琴剑风流，古之所极尚者也，其在吾国传统文化中之地位，盖高于箫也。箫之音，其质也缠绵，也常使人消魂而不解，也渐渐于人之心魂而温柔之，而旖旎之，而流连而委婉之，而悠扬而余韵缥缈之，其若佳人将出于闺阁之帘栊也，而吾人张望而心魂以寄之，若美人之在画境也，而启唇欲有所语之，既将语也，而眼波之流动，固已夺人心魄者矣！故箫，忧怨之品也，情之深而意之挚而无能于解者，可以奏之而能佳，而不可以身聆之也，闻而将罹于心志之缠绵也，心魂之消沉也，为之而憔悴，而梦魂之中犹然而将以泣晶莹剔透之珠泪，必也箫乎！尤其酒后歌前，更增蚀骨消魂之意味，英雄豪杰而可为益之以清兴，文士之气质为弱，何可以屡屡而闻之于耳、动之于心也！

琴则不然，琴者，趣之致也，情之韵也，兴之寄也，古人有以琴挑情者，而淑女为之心动无已，是想而非是消魂之具也，若渴而有望于甘泉，而似尤羡想于此之泠泠也，之淙淙也，之溅溅也，一挑一逗，或缓或疾，或高或低，或清或浊，或正襟或随意，或乱或理，或沉或响，或疏或密，或虚或实，或简或繁，无不由之而见情趣韵味，极佳人弹奏之姿态，而尽淋漓之情思，其境界为空灵，而音之空灵之质足以见之，其意蕴为浑厚，而声之浑厚之质足以寄之，空灵而使人多悟，浑厚而使人多情，于是乎孰而能当之也，有若此琴声之境界！

《高山流水》之曲，取意乎钟、伯，而实荡漾于人世，唯此情味之甚乏，而所以珍之也！其为曲也，其始也，则此种之意蕴，常易使人而为消魂之境界，故以高山流水为背景，山之静而宜养宜思，水之灵而涤荡心性之燥庸，其遇也，则山为之而青青，而翠碧，而张其襟抱，水为之而加流，则不能不有所疾，而欲应而和之，则不能不欲有所不疾，左右之间，则淙淙渐渐而为泠泠，泠泠而为溅溅者矣！

结云：箫，俗世之品也，其使人闻之而恒不能忘世而多情，而恒不能忘情，而恒入于缠绵消魂之境界，而恒以是而超越于俗世之不情，而沉迷于仿佛之境界，而不欲归之于世俗者也；琴，自然之品也，其使人闻之而恒得内心之虚静，而焕发久违之灵机，见动之机而恒更欲静，而以此亲近自然之姿态，而超越于世俗之扰扰也，人之所欲养于其心者，何可以更甚于此者乎！世之人也，或箫或琴之爱，由之，余则兼之，而独恨身之未能操也！

2006、5、26记于济南之红禅室。

琴箫风韵——听《高山流水》曲言

清水芙蓉君约听《高山流水》之曲，余约作文章，慨然而诺之，遂有言云：

夫琴剑风流，古之所极尚者也，其在吾国传统文化中之地位，盖高于箫也。箫之音，其质也缠绵，也常使人消魂而不解，也渐渐于人之心魂而温柔之，而旖旎之，而流连而委婉之，而悠扬而余韵缥缈之，其若佳人将出于闺阁之帘栊也，而吾人张望而心魂以寄之，若美人之在画境也，而启唇欲有所语之，既将语也，而眼波之流动，固已夺人心魄者矣！故箫，忧怨之品也，情之深而意之挚而无能于解者，可以奏之而能佳，而不可以身聆之也，闻而将罹于心志之缠绵也，心魂之消沉也，为之而憔悴，而梦魂之中犹然而将以泣晶莹剔透之珠泪，必也箫乎！尤其酒后歌前，更增蚀骨消魂之意味，英雄豪杰而可为益之以清兴，文士之气质为弱，何可以屡屡而闻之于耳、动之于心也！

琴则不然，琴者，趣之致也，情之韵也，兴之寄也，古人有以琴挑情者，而淑女为之心动无已，是想而非是消魂之具也，若渴而有望于甘泉，而似尤羡想于此之泠泠也，之淙淙也，之溅溅也，一挑一逗，或缓或疾，或高或低，或清或浊，或正襟或随意，或乱或理，或沉或响，或疏或密，或虚或实，或简或繁，无不由之而见情趣韵味，极佳人弹奏之姿态，而尽淋漓之情思，其境界为空灵，而音之空灵之质足以见之，其意蕴为浑厚，而声之浑厚之质足以寄之，空灵而使人多悟，浑厚而使人多情，于是乎孰而能当之也，有若此琴声之境界！

《高山流水》之曲，取意乎钟、伯，而实荡漾于人世，唯此情味之甚乏，而所以珍之也！其为曲也，其始也，则此种之意蕴，常易使人而为消魂之境界，故以高山流水为背景，山之静而宜养宜思，水之灵而涤荡心性之燥庸，其遇也，则山为之而青青，而翠碧，而张其襟抱，水为之而加流，则不能不有所疾，而欲应而和之，则不能不欲有所不疾，左右之间，则淙淙渐渐而为泠泠，泠泠而为溅溅者矣！

结云：箫，俗世之品也，其使人闻之而恒不能忘世而多情，而恒不能忘情，而恒入于缠绵消魂之境界，而恒以是而超越于俗世之不情，而沉迷于仿佛之境界，而不欲归之于世俗者也；琴，自然之品也，其使人闻之而恒得内心之虚静，而焕发久违之灵机，见动之机而恒更欲静，而以此亲近自然之姿态，而超越于世俗之扰扰也，人之所欲养于其心者，何可以更甚于此者乎！世之人也，或箫或琴之爱，由之，余则兼之，而独恨身之未能操也！

2006、5、26记于济南之红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