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王志民：秦国灭齐的文化思考
作者：
2017年06月18日 13:42
浏览量
一
公元前221年，在秦国强大兵力的攻势之下，齐国灭亡了。
关于齐国灭亡的经过，史书记载不一。据《战国策·齐策六》载:“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先是，齐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是说为:齐王建被骗入秦，囚禁而死，齐因之亡国。
《史记·田齐世家》载:“齐王建四十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一并于秦。”此说则以为秦兵压境，齐王不战而降，齐国遂灭。
《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载:“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认为齐王建曾发兵西线抗秦，但秦将王贲从北方乘虚而入，将王建俘获。
上述被骗说、投降说、俘虏说，尽管可能都是造成齐国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进一步分析，齐国灭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
《史记·田齐世家》云:“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巨宾客，以亡其国。”
《史记·田齐世家》《考证》云:“秦王拜李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王建亦陷其术也。”
《淮南子·泰族训》亦云:“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
这说明，前人已早就注意到从政治上探讨齐国灭亡的原因:由于齐王不知任用贤人，听从了奸臣宾客的诡言诈计，所以造成了政治上两方面的失败:一是对外破坏了合纵之盟，失去了其他诸侯国的支持，给秦国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二是对内离间了君臣关系，涣散了内部的战斗力，使堡垒从内部不攻自破。
前人还从军事上也探索出齐国灭亡的原因:“后胜相齐……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1]（田敬仲完世家）此说明，在军事上，齐国不修攻战之备，失去了战胜的基础；民莫敢格者，则显示出老百姓丧失了反抗的战斗力。
诚然，齐国的灭亡固有其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失误等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探讨，就会发现，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上诸多因素的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文化、思想的因素。特别是国民风气对国民战斗力的影响，价值观念对政治、军事决策的决定作用。齐败于秦，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应是秦、齐文化撞击、较量的结果。
二
从现有文献的记载分析，齐文化与秦文化的差异是很显明的。尽管从更长的历史现象和文化背景分析，二者的孰优孰劣确难定论，但是，在战国末期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其文化的特点对统一能力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总其大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齐俗尚侈与秦俗尚朴。《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齐国在创业之初，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不发达，民风尚为简朴。后来，随生产的日益发展，齐国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特别是齐桓公任用管仲，首霸中原，成为东方涣涣大国以后，奢侈之风渐糜全国。其始作俑者，可能就是“身在陪臣而取三归”的管仲。《战国策·东周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足见桓公当时之奢侈淫乐。但“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2]（杨朱篇）可见管仲之推波助澜。后来孔了在回答“管仲俭乎”的提问时，也说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3]（八佾）《论语正义》解释“三归”云:“谓自朝归其家有三处也。家有三处，则钟鼓帷帐，不移而具。故足见其奢。”可知，管仲尽管功业显赫，其奢侈也是很突出的。
大约从管仲而后，奢侈之风在齐国成为了一个传统，形成了风气。所谓“齐地临海，泱泱大国，风教固殊，生事易而俗尚侈”[4]，到了战国时期，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在民间有了更加广泛的市场。张仪说齐王时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足见富足享乐已遍朝野上下。而“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齐策一）的记载，更显现出齐国民间弥漫着一派玩乐丧志，不思征战的风习了。这种民风，对国防危害极大。其使国君“不修攻战之备”，而老百姓则完全丧失战斗力，当大军压境时，就会出现“民莫敢格者”[1]（田敬仲完世家）的必然结局。
秦国的情况则与之相反。据《荀子·强国》载:“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眼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孙卿子所见到的秦国风俗，民风质朴，音乐清雅而不流邪淫浊，其穿着，从容有常而无奇异之服。这样的民风，就会使“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就会使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6]（强国）。也就会使老百姓形成“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7]（地理志）的风气。正如朱熹所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8]（秦风）这就无疑会大大增强秦国的兵员素质和战场上的战斗力。齐、秦不同的民风习俗对其在统一中战斗力的不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二)齐人贪利与秦人好功。齐人立国之初，因其始祖太公即以功得为首封，又加当时齐地泻卤，人民寡贫，曾以尊贤尚功相号召。形成齐国尊贤尚功的传统。战国中后期，由于齐国奢侈之风的影响，特别是在诸侯各国互相攻伐的情势下，“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下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年不受兵”[1]（田敬仲完世家），齐人形成的重利的风习渐次与功脱节，向私利和唯利发展，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胜过对军功的向往，朝野上下，形成追名逐利之风。“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众庶百姓，皆以贪早争夺为俗”[6]（强国），而卖国求利之徒则直接断送齐国的命运。秦国灭齐，有两个关键事件，都与齐人的这一特点有关。
其一，王建六年，秦国攻赵。当时，赵国粮草匮乏，“请粟于齐，齐不听”。齐大夫周子谏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且赵之于齐楚，扦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不听，结果“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1]（田敬仲完世家），为后来秦灭赵国奠定了基础。赵国灭亡，唇亡齿寒，终于导致了齐国的最后灭亡。而不救赵的根本原因，并无其他，却是“不务为此面临界爱粟”，仅为了自己消费粮食而坐视邻国被毁，这典型表现了齐统治者重视物质利益而不顾国家兴亡大业的特点，终于导致齐国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步步败退，最后走向自我孤立，以至灭亡。
其二，导致齐国直接灭亡的原因是:“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1]（田敬仲完世家）。这说明，齐国灭亡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齐相后胜贪利而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而秦国也充分利用了齐人贪图物利的特点，向齐国派遣大批间谍，以致造成齐国内乱，直接导致齐之亡国。
应该承认，齐人贪利是造成齐国灭亡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齐人不同，战国时期的秦人观念，强烈地表现在对军功事业的追求上。本来，秦国地处西陲，其风俗即有浓厚的戎狄特征。“其人不让，皆有斗心”[1]（田敬仲完世家），“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9]（高义篇），是其特点。战国初期，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变革秦国，使秦俗大变，他们制定、实行军功爵制，奖励耕战，富国强兵。
《汉书·食货志》载:“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大变古道，卒以此故，倾邻国而雄诸侯。”
《史记·秦本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
又《秦始皇本纪》亦云秦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
秦国统治者用军功、物利鼓励人民作战生产的办法，极大地激发了秦人勇敢杀敌的热情，使秦军成为当时作战最勇敢、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也激发了秦国人在战国末期那样一种列国纷争的局面中，具有了取胜的优势。正如前人所评论的那样:“民族竞争，而秦之国民势能优胜也。战国时之民族……秦族僻处西陲，而又数被戎患，故其民独朴僿坚悍，有首功好武之风。读《小戎》《驷铁》诸诗，其剽悍尚武，自古然矣。夫生存竞争，优者必胜，彼斯巴达人之雄霸希腊，斯拉夫人之雄视地球，皆以尚武之民族，而占优胜之权利者也。以此例彼，则秦人立于竞争之场，固最适于生存民族也。”[10]
(三)齐贵黄老、阴阳之学与秦重法治。黄老之学与法家之学是战国末期的两大显学。黄老之学崛起于齐国威王、宣王之世的稷下，是齐国土生土长的学派。其产生之初，虽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言称黄帝是田齐之远祖，将当时流行的黄帝学说与出自陈国的老子学说结合起来，作为维护田齐统治的思想武器，是一种积极为现实服务的、帝王治天下之术；但是，其思想的内核，还是与鼓吹“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的老子学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为了适应田齐统治者“欲以并周室为天子”的扩张欲望，继承发展老子“道”的学说，提出“因道全法”的主张，即以道家为本位，因道家哲学论证法家政治。提出:“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又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1]（心术上）而这种道是“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的“术”。是“静因之道”。“天曰虚，地曰静”[1]（内业），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处虚守静，任物则皇”，扬效法天地，因任自然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黄老之学的这些主张，产生于战国中后期齐国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而且其思想的进一步衍化发展，传至西汉初期，又在统一之后的相对和平环境中，对巩固西汉的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战国后期那样一种列国纷争，一切效胜于战场的社会环境中，它不仅不切合实际，为统治者张目，从本质上讲，则是起“误导”的作用。
同时，黄老之学，在战国后期的齐国极为盛行，在齐之稷下影响极大。许多著名学者如慎到、田骈、环渊、接子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1]（孟子荀卿列传）。黄老之学在齐国造成这样大的舆论氛围，成为齐国社会的占主导的思潮，这就从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齐国的国风、民心、士气，最终导致统一中国的国力的降低。
在战国中后期的齐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还有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它的产生有其来历:“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1]（孟子荀卿列传）可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创新说的。这种变化终始之说，主要是说“五德名以相胜为行”[1]（《封禅书》集解引如淳语），“土德后，木德继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12]（《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而“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封禅书）。这就说明，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而新朝定要在五德中得到符应，才可确实表示其受有天命。也就是说，天道的盈虚消长，完全可以决定人事的兴衰起落，支配历史未来的命运。
邹衍之语，多为“怪迂之变”，是些“闳大不经”的话，尽管在当时，也是邹衍用来作为“干政”的手段，但它仍然距现实较远，使人们往往“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1](孟子荀卿列传)，而且，他的学说极易给人们难以“推诚置信”[13](P346)。同时，他的五德终始之说，把朝代的更替，统一的成功，看成是上天的安排，这在当时列国纷争、群雄竞战的形势下，实际上涣散了齐国的民心和军心。对齐国的统一事业是有害的。前人早已看到这一点。《盐铁论·论邹》云:“邹衍非圣人，作怪谈、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邹衍的这些“怪谈”，从当时的现实看，既“无补于用者”，也“无益于治者”，它的流行对齐国的消极影响就是不言而喻了。
黄老之学与阴阳五行学说在齐国的盛行，更直接的后果是神仙方士的大量产生给齐国社会造的影响。《史记·封禅书》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后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造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14]（散不足）。一是大量怪迂、阿谀、苟合之徒的产生；一是国人都放下锄头，不事农耕，专务空谈神仙方术，这在战国末期那样一种群雄竞霸以战效胜的局势下，无疑是从思想上的自我解除武装。
秦国的社会思想却呈现另一种景象。秦国的传统观念，本来即有宗法观念淡薄，轻伦礼重功利，卑文而崇法的特点。在战国那样一种社会情势下，法家学说在秦国更找到了适宜的土壤而盛极一时。自商鞅变法时始，随着奖励耕战军功政策的推行，在秦统治者中实际形成了一个军功集团。到战国末期的秦始皇时期，这些法家的主张和学说，更进一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用术重势而尚刑。在思想上，主张排斥百家，实行文化专制，强调人际之间的利害关系，崇尚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表现出强烈的轻伦理、重实利的倾向。这种倡专制、重法术、尚功利、提倡严刑峻法的思想，尽管在秦统一后，成为人民不堪暴政，起而反秦，致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在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那种军事胜负压倒一切的情势下，这种法治思想，无疑是一件极合时宜的思想利器，大大加强了思想的统一，步调的一致，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战斗力。最终为秦国以武力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齐国为秦所灭，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齐文化的发展，随着齐国政权的毁灭经历了一个遭受打击和衰败的过程。秦国灭齐，从某种意义讲，也是齐国在文化上的失败。当然，秦国统一的新形势同时又为齐文化的新生准备了条件。这也是我们在研究齐文化整个发展历程时更应该注意到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列子.列子[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3]孔子，(汉)郑玄，(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4]石一参.管子今诠[M].北京:中国书店,1988.
[5]刘向，(汉)高诱.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殿本，1987.
[9]吕不韦，高诱.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0](宋)王应麟.困学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管仲，(唐)房玄龄，(明)刘绩增.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梁)萧统，(唐)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刘毓璜.先秦诸子初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1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