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西南联大：永存的精神力量（外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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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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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西南联大70周年纪念之际 学者热议中国大学精神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日电：１１月１日是西南联大长沙临校成立７０周年纪念日。在７０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的大学精神成为热议的话题，学者呼吁教育应向“完整人格教育”“通识教育”“刚毅坚卓”等西南联大“大学精神”学习。
潘际銮院士认为，正确的办学理念是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必要条件，宽松的学习环境和严格的教学要求也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一大特点；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以及淘汰制，重视基础，强调课程要以基础课为重心，这使得学校里的学习气氛十分浓厚。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学者李广良认为，今天有学者谈及“华人大学理念”，这种观点确实值得深思，中国的大学理当接续中国传统精神资源，恢复断裂的文化传统，从“政治化大学”的模式中解脱出来。
李广良说，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与“新民”两方面明显不足，这些因素都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理解的完整人格，包括了知、情、志三个方面，现代大学在“知”方面有所成就，在意志和情感两方面颇为欠缺。
记者在西南联大纪念馆看到一则西南联大时期的选课表，里面列举了文理科学生都要选择的课程，包括文学、历史、科学素养等多方面的内容。正因为如此，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融通文理的大师。
李广良认为，现代大学生生活中尤其缺乏个人修养，近代教育的社会化和集体化割断了《大学》中所提倡的“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使学生失去了发现自我之“独”的机会。也就是《大学》中所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得，得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精神修炼工夫。
西安交通大学罗能勤学者认为，目前大学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学校管理政府化，而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对此确有独到见解，“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特别注重西南联大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并倡导健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风气。
记者从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会学者余冰释处看到一份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校公函。１９３９年，当时的教育部接连下达训令，要求全国高校按部定课程设置教学，联大并不盲目屈从，而是在公函中写道：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总结西南联大的精神最终落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通才教育、学生自治这些方面，只有如此，才能找回大学的尊严。
人民时评：珍视西南联大的“遗产”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日电：这所大学，存在不过9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
70年前的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3校，冲破日军铁蹄的封锁，冒着隆隆的炮火，建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后来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大学，身处边陲，却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杨振宁先生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刘东生院士则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就读学生不足8000，毕业生不过3000，却培养大量人才，影响了中国科技史：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164人……正如国务委员陈至立赞誉的那样，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
西南联大最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摒弃了行政化、官僚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教育部曾提出统一大学课程教材，联大教授群起反对。在这里，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课堂内外弥漫着浓厚学术氛围。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执著追求，更有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同命运的铿锵之音。在强寇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联大师生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弦歌不辍，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铁流中，不到9年，先后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救亡大军。
留守者则在艰难困苦中以学术报国，以育才救国。西南联大的艰苦，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日寇不断空袭，有一次炸弹的弹着点，距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不足10米远，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被震塌。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
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传世之作。正像著名教授陈岱孙说的那样：“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
时光荏苒，今天的环境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但在飞速发展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部分高校贪大求洋，多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少了对大学精神的传承；部分教师学术研究浮躁之风盛行；高校官场化，学术行政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她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大，就是要继承其精神上、制度设计上的遗产，推动高等教育更健康地发展。
西南联大校友:印象最深的是名师.自由.民主.爱国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日电：“在西南联大期间是我接受革命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西南联大校友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对记者说。彭珮云曾于1945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社会系就读。
10月27日上午，清华大学召开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前记者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谈谈西南联大给她印象最深的地方，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学生运动。那时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就发动内战，引发了‘一二·一’学生运动。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入了党。西南联大有一个做法非常好，就是连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能听到像吴晗、李济侗等名师的课。尽管我参加学生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但仍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85岁的王子光老人1942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读法律。起初他在四川读书，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离开四川进入西南联大。“联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自由。”他说。很多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名教授给予他很大影响。在西南联大不仅思想自由，而且学习也很自由，学生自由选课，愿意听什么课都可以去选。此外还有诸如文史、政治、科普等各类讲座，使学生打下宽厚的基础。解放后王子光曾在高教部工作，他认为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锻炼对他日后胜任工作很有帮助。
已满头银发83岁高龄的裴毓荪仍精神矍铄，退休前曾任北京教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1942年至1946年她在西南联大社会系学习。自1938年2月，日本对重庆展开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她听说联大是民主堡垒，于是考大学时非联大不考，非社会学不读，读社会学就是为了改造社会。“费孝通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社会系的同学经常到费先生家聆听先生的教诲。”她说。给裴毓荪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教学民主、政治民主、思想开放，师生之间亲密无间。
1944年至1946年，刘自强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英语。在进联大前她曾在金陵女大学习过一年，比较而言，金陵女大比较正规刻板，而西南联大更宽松自由。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员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好，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特点。教我们英国戏剧的是美籍教师Wind，讲《王子复仇记》时一边讲一边表演。我们在轻松的环境下学到了知识，并且打下牢固的基础。我对学科的爱好是从那时开始的。”
10月27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复制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仪式前，杨新民和傅书逷两位联大电机系的同班同学，在镌刻着抗日期间八百多位参军同学名字的纪念碑阴面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名字。1944年，他们响应号召投身抗日军队承担翻译工作。当时美国援助中国大批武器装备，他们给教官翻译武器使用方法和训练教程。“我们在一所学校听到三所学校知名教授的课，获益匪浅。老师的要求非常严格，能在联大毕业很不容易。虽然功课很紧，但体育活动丰富活跃，马约翰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我俩都是铁马体育会成员，都是垒球队投手。”杨新民说。当年良好的锻炼使两位同是83岁的老人看上去仍然很健康。
对于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联大校友提及最多的是：名师、自由---置身于思想自由、学习自由以及名师知识渊博与治学严谨的氛围之中；民主、爱国---校内实行民主与校外争取民主，在民族危亡时刻救亡兴国的使命感与联大相始终。(黄文)
向“逝去的年代”重寻大学精神
张伯苓：一代人师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划出自己最灿烂的轨迹。但是，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严格地说，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前10年，甚至20年变革和积累的一个结晶。
一所大学包括理念、体制、专业和课程等在内的实体的铸成，往往依赖于校长及其管理团队多年的努力。
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变革时代的大学校长。
张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创办南开学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是一个芦苇杂草都不愿生长的地方。
张伯苓在此建起南开中学，此后一路“南开”，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创办起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非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
20世纪30年代，沿学校的主干道大中路，七桥一湖，夏季飘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斋图书馆。同学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辍……
从盐碱滩到桃花源，全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3百万银元(以下货币单位同)。
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个中艰辛，张伯苓说：“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
1918年底，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张伯苓和严范孙(南开的另一个创办人、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准备募集基金130万元。严、张南下，拜望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老乡、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恳请帮助筹款。遍访各省大员，募集大洋8.5万余元。
开办的钱勉强够了，日常开支还没有着落。张二次南行，重访李纯。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让人转告，筹集基金一事，他自有办法。1920年10月12日，张伯苓回到天津不到两周，李纯因病自杀。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兴建一座礼堂，命名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纯铜像。
每年李纯忌日，校方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铜像前致祭。天津各报竞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
张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始终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则。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
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南开教授的工薪最高为每月300元，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他却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张伯苓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有时候，他还是会做一些妥协。1919年5月上旬，触犯众怒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递交辞职书，悄然来到天津，表示愿捐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正苦于建校经费短缺，一时心动，准备聘任曹汝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接纳多方意见，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拒绝曹氏捐款。
对于一些难以拒绝的入学托请，张伯苓发明以“试读生”养免费生的办法。有权势者的子弟“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者就得刷掉。南开校友郑家骏回忆说，“几十年来我和内子(也是南开同班毕业)在世界各地偶尔遇到一些绅士淑女，叙谈起来听我们是南开人，也会说他们也在南开念过半年或一年书，内子和我听了就会微笑对看一下，很有趣。”
“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所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最低月薪为400元，但南开教师的薪金远远低于这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批顶尖教授坚守在这里。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
南开中学部主任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班的毕业生，是张伯苓亲自培养的师范生，梅贻琦和他是同班同学，曾邀请他到大学任教，但他志在中等教育。他和张伯苓一样，也是一辈子只从事一件工作，耕耘于中等教育达50余年。南开人对他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南开这艘船是张伯苓掌舵，喻传鉴划桨。”
华午晴，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成为整个南开学校的会计课主任兼建筑课主任，总管全校的财务和基建。每一笔进账和花费在他的心中都一清二楚。即使支出一笔小小的经费，就算是张伯苓亲自提出来的，到了华午晴这里，他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地思考一番。南开师生取唐诗“白眼望青天”之义，给他起个绰号叫“华白眼”。
1939年，华午晴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张伯苓提议把重庆南开中学的礼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午晴堂”这座礼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礼堂，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建筑造型朴实无华，颇有几分华午晴生前的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
张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1898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转让对威海卫的租借权，张伯苓在北洋水师通济舰上实习，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说，张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难，不是从没缓解的筹款压力，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大课题。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终其一生，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都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经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向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轮回教育”。“轮回”就是转圈子。作者指出，有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另一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回国教大学。作者进一步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这篇文章的确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两大弊端：第一，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在张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十分严重。1924年前后，南开学校的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和美国生物课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南开1931～1933年 毕业生之职业调查为例，从事教育的高达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一些留美归来的教师，对此种言论大为不满。为了调解师生间的这场争执，张伯苓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双方僵持不下。张伯苓以退为进，出走北京。师生间的争执还在继续。“现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
1925年初，在南开学校董事会调停下，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向校长道歉，明确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
“轮回风波”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1925年4月，南开的80余名同学联名上书校长，要求张伯苓改变教育方式，除了外语课以外，所有的课程应该一律改为国语讲授。
张伯苓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
1929年，他先后访问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麦、挪威等国，历时9个月。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他说，以前是研究学校的组织和外形，“现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以前觉得美国“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现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土货化”改革拉开序幕。新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重新定位南开：宗旨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改革之后，南开风气为之一新。何廉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等。
当年何廉的研究生、后来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杨敬年回忆说：“比如何廉讲的财经学，讲的都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读的英文教材，讲的是印度的财政学，所以南开大学的教材都是结合中国的，比如编写天津物价指数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了，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得非常密切，这个是在当时一般国立大学都很少有的。”
从师法日本，到仿效欧美，再到“土货化”，此举一出，连蔡元培也叹服。此前，谈到张伯苓，他曾两肩一耸，做不置可否状:他么？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