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驰过一座大桥,你可能会想到同济;当你走进一座高楼,你可能会想到同济。同济以医学开山,以工学立校,却以土木和建筑名世。现在,让我带你踱步文学史,看一看近百年来同济人的文采风流,如何在现当代中国创造了人文的、审美的桥梁与楼阁。

1907年之前,没有同济人能够进入文学史。那时,德国人宝隆(Erich Paulun,1862-1909)还在上海做医生,主要为外国人服务。后来他下决心在上海建一所医学堂,用德国人的理念与医术,加上扁鹊与华佗的传统,来扼止一下百姓贫弱与疾病的创伤。宝隆和1912年毕业的三个首届医科学生,很早就进入了江苏、上海的地方志与医疗卫生史。

短短七年之后,同济人在文学史上草写了首页。荒原之上,以笔作锄且后来成为大家的第一位开启者,当然是宗白华。宗氏原名宗之,祖籍江苏常熟,1897年12月15日生于安徽安庆。他从小体质不好,因为家人送他到青岛养病的缘故,1913年入读了德国人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德文。据他的《自传》说,同年“秋天转学到上海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继续修习德文,1916年夏卒业。秋升入同济医工学堂大学预科”,直到1918夏才毕业走向社会。

五四运动爆发前,少年宗白华沉浸在唐人的绝句、泰戈尔的《园丁集》和歌德、叔本华的哲学世界里。寒假里,他到浙江上虞小城过年,写下了他一生中四首旧体诗的三首,其《游东山诗》之三曰:

游屐东山久不回,

依依怅别古城隈。

千峰暮雨春无色,

万树寒风鸟独徊。

渚上归舟携冷月,

江边野渡逐残梅。

回头忽见云封堞,

暗对青峦自把杯。

这是1914年,他原来在青岛的学校被日本人强占了。在“千峰暮雨春无色”的时代,一身名士之气、铁骨铮铮的学子,无可奈何,也只能“暗对青峦自把杯”了。这首诗不但写出了少年对昔贤抗暴功绩的缅怀及淤结在胸的现实苦闷,其捕捉意象,尤其是拟句措词的旧诗功夫,真可谓厚学而多识,第一次作诗就出手不凡。《宗之三首·游东山诗》,原载《同济·外篇·文艺·诗》第二期(1918年11月1日出版),这也是宗白华第一次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披载。三十年后的1944年和1947年,宗氏对这一组诗先后作了两次修订,除了诗题与节序稍有改变,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是两篇小序都作了较大改动。二是第一首的尾联,1914年写成,1918年发表的版本为“一代风流照江左,安危谁是出群雄?”1944年8月《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三期的版本:“东晋风流应不远,深谈破敌有谁同。”1947年10月第六卷第四期的《妇女月刊》版本:“一代风流云水渺,万方多难吊遗踪。”遗憾的是,贺岚编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动,且将上述三诗均注明为“初刊《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4年8月重庆出版”。其实,《中国文学》所载只是一个修订版,“初刊”的版权,非1918年11月出版的《同济》莫属。

宗氏后来在《我和诗》中说,那三首旧体诗,“现在回看,不像十几岁人写的东西”。在康白情、郭沫若新诗的吸引下,一段时间,他倾力于白话小诗的创作,一时风流倜傥。他经常散步于同济周边的田野,太阳、月亮、大海、流云、星星、夜晚等等,是他惯用的意象。写于同济时期的《东海滨》堪为代表:

今夜明月的流光

映在我的心花上。

我悄立海边

仰听星天的清响。

一朵孤花在我身旁睡了,

我挹着她梦里的芬芳。

啊,梦呀!梦呀!

明月的梦呀!

她在寻梦里的情人,

我有念月下的故乡!

宗白华的小诗总是将清纯的大自然与主观的情思溶为一体,虽然理想化了一些,但那古典的静谧从华美的诗行中漫射出来,的确可以陶冶被世俗社会熏得不知所措的灵魂。他用生命创作,而又将生命的旋律谱成希望的音符。他的《小诗》这样写:“生命的树上/雕了一枝花/谢落在我的怀里,/我轻轻的压在心上。/她接触了心中的音乐/化成小诗一朵。”

正如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佳话,没有宗白华,没有1918和1919年《时事新报·学灯》对郭沫若及其诗作的厚爱,有没有《女神》,有没有在新诗的天街上叱咤风云的郭沫若,那是很难说的。在同济的1917年6月,宗白华在上海泰东书局的《丙辰》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他平生第一篇哲学处女论文《萧彭浩哲学大意》(萧彭浩今译叔本华),为他成就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哲学家和美学家,指出一闪光辉的路径。宗白华之所以爱上哲学,那也正是同济室友、那位“常常盘坐在床上朗诵《楞严经》”的同学开悟而成的(《我和诗》)。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同济大学的德国式或德文化教育,就没有喜爱德国哲学、到德国去留学、并最终成为一代哲学、美学大师的哲人。

多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不能不提一个夭亡的诗人——殷夫!学者黄维梁曾写过一篇动情的散文《美丽必须消逝》,从香港电视明星翁美玲二十六岁被煤气吞食了,想到李贺与济慈也都是二十六岁就走了,感伤如海。后两位是诗人,大诗人。他们只在诗的世界活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美丽,就匆匆而逝。但更匆匆的是白莽、是徐柏庭、也就是同济的校友殷夫。从1909到1931年,不到二十二岁,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诗,在罪恶的子弹中停止了呼吸。

1927年秋天,那真是同济的一个好季节!蔡元培支持了同济大学的国立,又恰逢创校二十周年纪念。殷夫就在这年秋天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也进入他政治和文学生命的新境界。殷夫属于那种淮南之桔,是一个天才!他在同济学习近两个学期,写了十几首诗;参与创办学生文学杂志《漠花》;发现了《太阳》月刊并从同济寄去了第一次在狱中创作的五百行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发表了,并由此结识了钱杏 ;1928年3月加入“太阳社”;6月再次被捕;更重要的是,他学德文大约半年左右,就可以阅读和翻译原著,并能指出翻译家的错误,以学术的态度与前辈文人彭康和成仿吾商榷。他被枪杀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披露了殷夫翻译的裴多菲《格言》: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裴多菲在几代中国人中被传颂不已的名诗,竟然出自一个不到二十岁,刚刚在同济学习外文的青年学子之手。一直以来,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鲁迅译的,当代人知道这首诗与殷夫有联系的更是少之又少。仅仅这一首四行二十字的诗歌,殷夫就应该在现代翻译界不朽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兴万生翻译的《自由与爱情》:“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裴多菲诗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1月,第83页)很明白,殷夫以诗译诗。兴万生呢,以散文译诗罢了。无论选词、精炼还是境界上,两个译本的差距实在大了些。殷夫是一个诗人,一个天生有才的诗人,一个向往革命的诗人!他用纯洁的诗心解读有相同气质和命运的裴多菲,裴多菲的《格言》才可在现代的中国诗坛成为一座丰碑!

为了爱情,可以牺牲生命;而为了自由,爱情与生命都可以牺牲。现代中国,究竟多少人能做这种彻底的革命者?青年的殷夫是堂堂的一个!在故乡象山,他与女友盛淑贞痛苦别离,尽管他们从见面、通信到相聚缠绵悱恻两年多——“伟大的姑娘,你这样支配我,/这样支配我,/你的美好已吃食了我的灵魂!”(《残歌》)但是啊但是,“我是名盖历史的凯撒,/我是威震全球的拿破仑”(《残歌》),又说自己,“你是至美,至尊的,恶人,/可以把世界鄙薄。/你不须求人谅解你的精神,/你的是该在世上永久孤独。”(《自恶》)为了“永久的胜利”(《你已然胜利了》),“我已杀死我以往生命”(Epilogue)!后来,为了“伟大的死”(《生命,尖剌剌》)更彻底、更无权力和亲情的任何保护,他与在国民政府甚至是在蒋介石麾下任高官的大哥徐培根来一个历史的《别了,哥哥!》: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殷夫为了他的理想,一心赴死,他清醒得可怕!革命得可敬!浪漫得可爱! 他是现代中国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同济以有这样一位划破长夜的太阳般的青年学子,而会感受永恒的骄傲!

我一向对浪漫而肤浅的革命文学保持警惕,尤其将浪漫替换为冲动与口号,则更其有害。毫无疑问,殷夫太年轻,死得太早,他的确写有一些宣传式的东西,现在读来似与文学无关,这是让人可惜也无奈的。照他的才情,假如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他的文学事业前景无可限量。我读了殷夫的几首长诗和几个选本,尤其是看了《孩儿塔》后,我不认为殷夫在文学史里是无足轻重的,像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翻不出他的名字。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则中肯得多,数次断定殷夫等人是“当时或后来的重要作家”(第6页、17页),甚至说“由郭沫若开创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诗歌创作,到了殷夫有了新的重要发展和成就”(上书第214页),这确确是不能抹杀的历史!在同济和象山的1928年,殷夫写得最勤,也写得最好。《孩儿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中的《在一个深秋的下午》、《白花》(殷夫在诗中将女友盛淑贞称为“F”,并有诗《致F》,我想他是用英文Flower的第一个字母来代称她了,该集中殷夫将盛淑贞比作各种各样的花,诗例很多)、《祝——》、《独立窗头》、《感怀》、《地心》、《归来》、《自恶》、《给——》、《想》、《给茂》、《幻象》和《妹妹的蛋儿》诸篇,都是颇耐咀嚼的。而《想》、《给——》、《旧忆》(第69-72页)一组,受但丁《神曲》影响至深,《想》更是有独创性可以流传的情诗。下面,我们读一读他在同济写的《独立窗头》吧:

我独立窗头蒙胧,

听着那悠然的笛音散入青空,

新月徘徊于丝云之间,

远地的工场机声隆隆。

我眩然地沉入伤感,

懒把飘另的黑丝掠上;

悲怆的秋虫鸣歌,

岂是为我诉说苦想?

说我热血已停止奔荡,

我魂儿殷然深创,

往日如许豪烈的情热,

都变成林中的孤摇残光?

不!我的英勇终要回归,

热意不能离开我喉腔,

暂依夜深人静,寂寞的窗头,

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

1982年,于吴淞海滨。

这诗当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它的由外入内,内而反思与希翼;在意象的组合与象征;在建行与音韵的安排等等,可以称得上是殷夫一首灿烂的自我激励的抒情诗。与许多那个时代的革命家甚或左翼诗人的作品相比较,它有很高的品质。放在任何一部现代文学作品的选集中,也决不会让那些与他并肩而立的人稍感羞愧。

为了走近殷夫,我上周到了他的家乡浙江象山,到了东海之东、过了两个海峡的花岙岛。那里的海湾,耸立着被当地人称之为“天开门”的巨石。天大的恶浪扑过,他仍挺拔在那儿,傲兀蓝空,直指高天的某个方向,尽管满身都是伤痕,或者随时面对崩塌的死亡。我那时觉得,这不就是活着的殷夫吗?

在同济历史上,一十年代有宗白华,二十年代有殷夫,那三十年代有谁呢?从文采风流、艺冠一世的文学史眼光看,当然就是冯至了。

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1905年生于河北涿县。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回国后观望了约一年,第二年即应同济之聘,于1936年7月下旬从北平到达吴淞。时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大学预科)主任(校长),暨德语补习班主任。夫人姚可带着大女儿冯姚平于同年8月到达上海,姚可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授德语。

冯至自1936年7月到同济任教,1939年冬移职西南联大,在同济大学服务三年多(夫人姚可则自1936年9月到1942年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济高职和附中教书),有三个方面不得不提:

一是冯至与《芥舟》专刊。1937年5月,同济大学校庆三十周年。孔子说三十而立,三十周年校庆对并不安稳时代的同济无疑极其重要。学校出版了一部《同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刊之一——芥舟》,其实就是附中的纪念专刊。熟悉同济大学历史的人大约都知道,同济对附中校长一职历来十分重视,每届任职必是挑之又挑,选之又选。因它是大学预科,学生年龄相对较小,但学习状况和成绩却直接影响着大学新生的质量及教育水平。因此,附中校长一职,其重要性在学校仅次于大学校长和秘书长。可以这么说,在同济百年的附中发展史上,冯至是所有校长中最重要的一位。《芥舟》专刊前刊有附中大量的人物照与生活照,为当年的困苦与荣光留下了珍贵的瞬间。《目录》有五大部分:“卷头语”;“卅周纪念特辑”、“科学”、“文艺”与“德文”。冯至在“卅周纪念特辑”中写了一篇短文,曰《赠同学》:

同济大学是一个研究医学、工学和自然科学的学府。这些学问,一方面是致用,一方面是求真;同时也教给我们作人的道理:不要苟且。因为无论是建筑一座桥梁,或是治疗一个久病的人,都要灌注以全副精神,不容有半点疏忽。至于处世呢,也正如在河上建桥,给病人治病一样,我们立在“现实”的前面,既不能躲避,也不能蒙混,人人要想到自己的责任,认真的作下去。

我们都知道,王羲之是一个伟大的书家。据说他写字时,若有一点一画失所,他所感受的痛苦,便好像自己“眇目失肱”一般。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我希望我们无论是作学问,或是作事,遇有不切实,不合理的地方,都要觉得是切身的痛苦,加以改正。

《芥舟》付印之前,谨以此数语祝诸同学努力。

翻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十二卷本《冯至全集》,找不到这篇小文。第五卷的“集外文章”一栏,收录有四十至九十年代的文章,三十年代一篇都未收存。希望出修订版时,编辑者不要再忽视这一篇。这可是1937年,三十二岁的冯至校长,对同济学子也是对那个时候中国的年轻学子们的寄托,谆谆之言出自肺腑,又敲打着肺腑。

《芥舟》的“卷头语”,写得极富文采,也极具感染力,可惜没有署名:

春令,飘海的季节呢。

船身是新髹漆的,新的锚索,新的缆绳。长桨亦有可信任的力量。

土壶里满藏着陈酒,淡水装满了舱底,有充分的葡萄与麦饼作食粮。

素帆上已饱孕着五月的轻风。纵是一芥扁舟,可喜的是大海上并无风暴。

舟子,且睡在船板上,作一度辽远的海的梦吧。

我读来读去,越读越觉得不是出于学生之手,因为学生有作品发表在“文艺”栏,找不出一文有类似文笔者;也不太可能出于其它附中或大学教师之手,因为同时期的大学学报与其它纪念刊物,也读不出类似风格的散文诗。我推测它极有可能出自冯至先生之手。冯是校长,除了写一篇《赠同学》,以表示学校或老师们的希望,这是自然的,而那一篇也正是以长辈的身份立言。若再应以学生组成的“芥舟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编务和编辑两部分共二十四位同学组成)邀请,写一则富有文学性的“卷头语”,大概也是诗人校长不可推辞的罢?

我在即将出版的《舟行纪——百年同济诗传》第二卷里写到《芥舟》时,有这么一首小诗以咏其事:

这诗写在一九三七年的海上,

而海也开始了自己的远航。

大地送来青黄的麦香,

五月真是醉人的酒浪!

我们读不出你的作者又何妨?

灵感激情文雅本是学子的崇尚!

医工的大学有超凡的诗人,

还有什么可能不可能想象!

冯至还在“文艺”栏里发表了由歌德创作、由他自己翻译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他在小引的第二段里说:

当我在大学里读德文时,曾经为卫礼贤(Rihcard Wilholm)先生的一篇讲《歌德与中国文化》的文章,把这十四首诗译成中文,后来又被转录在宗白华等编的《歌德研究》里。这翻译的体裁随处还含有旧诗词的痕迹,现在也不便改译,只将几点与原文不甚契合的地方略加修正,送给《芥舟》,作为中德文化接触中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也就是说,《芥舟》上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与他的同济老校友宗白华先生编的《歌德研究》中的版本,是有一些不同的。冯至将该组修订过的译诗全交给《芥舟》发表,可见其重视程度。他后来成为歌德研究专家,在同济任教的三年多他作了多种准备。

二是冯至全家跟随同济西迁的万里长征。这当然是被迫的,也是艰辛的。1937年8月12日上午七时许,冯至在江湾借用同济附职的教室为附中招考新生,回吴淞后,小火车就断了。他只有坐小船(大约就是两个月前他们所说的“芥舟”罢),侥幸从一艘又一艘日本军舰中穿过,直到夜里十点多才回到城里暂借的家中。从此,他们全家与同济一起飘泊,由吴淞到地丰路,由地丰路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贺县——云南昆明,只是因为他转职西南联大,才没有流徙最后一站四川李庄。

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作家,冯至的文学创作与他在同济经历的深层关联。可以这样说,冯至在同济期间有多少创作,有没有重要作品,这个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追踪,他此间的诗不多——留学、做校长、流奔大西南,“从1931到1940十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几首”(《十四行集·序》)其中有一首《给几个死去的朋友》,很可能就写于同济。散文多一些,像《怀爱西卡卜》、《罗迦诺的乡村》、《在赣江上》等都写于上海和昆明的同济任职期间。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同济的教授生涯尤其是万里西迁的见闻、感受与体验,是冯至一辈子的宝贵库存,成就了他与大自然、大社会的交流,读懂了世事的曲折与艰辛,启悟了他的诗思与文思,使他重新并持续地拿起笔,终于成功了一番大事业。无论是姚可的《我与冯至》,还是冯至的有关文章与言论,都说明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一直很重。而身入自然、深入现实与脱离自然与现实对创作是何等的不同。冯至1990年回答香港《诗双月刊》时说得明白:“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我觉得一个诗人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又说:“1930年至1935年我在德国留学,读书、考试、吸收西方的文化,脱离实际。1935年回国后与中国的现实社会也很疏远,没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写的很少。”(《冯至全集·谈诗歌创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五卷,第254、245页)没有同济1936至1939年的教育生活,哪有《在赣江上》和《忆平乐》这两篇代表作呢?又哪有他对人的发现和在千难万险中的精神坚守呢?1946年同济在散文集《山水·后记》里写道:

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自己留下的纪念却是疏疏落落的几篇散文。或无心,或有意,在一些地方停留下来,停留的时间不管是长到几年或是短到几点钟,可是我一离开它们,它们便一粒种子似的种在我的身内了:有的仿佛发了芽,有的则长久地沉埋着,静默无形,使人觉得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

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种子种在土里,那是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了!生长、向上、忍耐,这本身就是一切生命的形态,创作也是如此。有了“最苦闷”的人生经历,并且战而胜之,对一个智者和诗者而言,那不是最幸福的吗?!

离开同济以后的一年多,冯至就开始写他的十四行了,一口气写了二十七首。有一天,这组诗成了中国文学的名著,也被世界读者所接纳。可是,对冯至这些十四行诗写作心境与背景所知甚少的青年读者,尤其是同济的学子们,不知道诗人与同济经历的独特关联,也挖掘不了内藏的同济历史,以及这些历史中氤氲的山水、天地、宇宙和人心,那多少还是一件遗憾的诗事。

就笔者的观察,冯至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贮满了昆明经验,而采自诗人与同济历史相关的,至少有第七、九、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和二十六诸首。第十二首《杜甫》,灵感就来自西迁,来自西迁途中诗人带的一本《杜工部集》,来自战乱中诗人对杜诗独特的理解与深层的沟通。也因此,冯至后来还成了杜甫研究专家,并有《杜甫传》传世。第十九首《别离》,姚可说“是我去狗街后他写给我互相勉励的” (《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第90页)。狗街何街?它现为昆明市郊宜良县的一个镇,镇上有一个杨家祠和一个西华寺,那是同济大学当年附中师生教室和宿舍所在地,而姚可就在那儿上课授徒。再如第十八首《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姚可指出这“是回忆过去在旅途中有过的经历”(《我与冯至》,第90页)。读者须知,姚氏的这本小书,是冯至在世时写作,并经冯至过目的。我们来欣赏这首诗吧: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象那窗外的原野,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这诗将我们带到了同济的长征途中,带到了山水之中,带到了冯姚二人隐密的世界中,当然也带到了上述冯至的文论中。诗并不神秘,它是诗人对物理和精神两个宇宙的表现,绝不是梦呓,是世界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否则,冯至就不会那么强调“接触现实”了;而我们呢,也不能从他的诗行里去探寻历史的足迹。不管它是同济的,还是包括着同济在内的一山一水一校一人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济还有一个杨晦也不断地进入文学史。他写剧本、搞文学批评与翻译,还有散文作品。剧本《除夕及其它》得到过唐很高的评价:“各篇都用对话体写,如独幕话剧,而充满散文诗气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我读此书时适在钱家二院,院有海棠一株,时正结果。晚风起处,海棠时时落地,一种黄昏的寂寞浸透身心,及今思之,犹怅惘不已。”(《晦庵书话·〈沉钟〉之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12页)

此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同济工作和学习的郭绍虞、陈铨、穆木天和杨益言;五十年代至2000年在同济城规学院任教的陈从周;2000年以后在同济中文系任教的马原,也成了现当代各类文学史里的常客。他们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创作或文学理论贡献,有的还领一代文学之风骚!篇幅关系,以后再谈吧。

2007年4月20日三好坞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