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心声]高英:赤子之心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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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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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严老师去世的消息,先是震惊,继而不能自已,止不住泪水滚滚。
我不相信严老师会离去,就在纪念严老师执教六十周年的会上,他还那样精神矍铄,时隔不到一年,怎么会竟成永诀?
面对老师的灵堂,看到老师清瘦亲切的面容在黑镜框里,我不能不相信,严老师真地离我们去了、永远地……
我刚考进山师中文系,就从姐夫刘泮溪处知道了严薇青先生是位治学严谨的知名学者。姐夫说,你到四年级时,若能听严先生的明清文学,将是一大幸事。
四年级正是该上明清文学课时,终于认识了严老师,不过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四清工作团的宣传队里。
那是1964年深秋。中文系的师生到齐河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和教师不能当工作队员、而是被编在一个宣传队里。就这样,我和严老师在宣传队里相识。
宣传队的生活很艰苦。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劳动锻炼,当时的任务是深翻地,搞试验田。
记得有一次和严老师编在一个小组刨地。没干多久,我就感到手中的镢头似千斤重,难以坚持,老想停下来喘口气。看看身边的严老师,干得也很吃力,喘着粗气,每刨一下,似乎都聚集了全身的力气。可他没有停下来,一直努力地干着。看到年过半百,身体单薄的老教授脸上的汗水,我惭愧了,并深深地自责。
收工时,给严老师包扎手上的血泡。看到磨破的手掌露着鲜红的血,我的心和手都在发颤,而严老师却象自己做错了事似的,连连说:“缺乏锻炼,缺乏锻炼。”
晚上,是政治学习,昏暗的灯下,农家小柴屋里,有时连块砖头也找不到,严老师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不,连席也没有,是就地而坐。他与我们这些学生挤在一起,谈笑风生,没有一丝半毫学者教授的架子。
严老师政治学习时很认真。我们都爱听他发言,因为他的话真诚、简洁、幽默、极富感染力,又有见地。有时听着,听着,我的脑海中不禁幻化出另一种景象:明亮的文史楼里,严老师在讲课,一会板书,一会旁征博引……;然而此时,我听到的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的虔诚的心。
那个冬天,距今已34年了。那时稚气十足,不谙世事的我,如今已到了那时严老师的年龄。现在的我,才能懂得那时的严老师。每忆及此,内心总是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苦涩。
除了劳动、政治学习,我们还要配合当时的四清运动做宣传工作,我们编排了许多节目,其中有歌剧《三世仇》,话剧《箭杆河边》等。到齐河,高唐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那段岁月,在参加宣传队师生的生活中,划下了很深的印痕,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怀念。我想,对严老师也是如此。
演出期间,我们一天换一个村庄。每天黎明即起,打起背包向下一个目标出发。有几次我们和严老师同住在老乡的大院内。我们年青人总是急匆匆地去集合,而严老师却每次都不忘记和房东告别、道谢,并向送行的老乡抱拳致意。这些事看似琐屑,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得到、做得周全的。
这使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村庆时和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坐在一起。谈起严老师,他充满了尊敬。他说,有一次系里让他陪严老师去外地开一学术会,他认为只是干了份内该干的事。谁知出差回济的第二天,严老师不顾旅途劳累,竟带了礼物亲自登门拜访,为会议期间对他的照顾表示谢意。
正是这一件件小事,体现出严老师以礼待人的雅儒风范和平民意识。
那时巡回演出,没有汽车可乘,连道具、炊具,都是男同学用地排车拉着。我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着脚下的黄土地,有时一上午就要走几十里。那样的急行军,我们年青人都颇感吃力,严老师总是紧跟着队伍走,从不棹队。有时,他脚上磨起了泡,领队的徐沛云老师让他坐到地排车上去,他执意不肯,硬是一跛一拐地走到目的地。
演出中,缺少群众演员、严老师和冯中一老师自荐当群众。《三世仇》中,严老师演一老贫农。他的戏装是向老农民借来的破棉袄,多处破洞露着又黑又脏的棉絮,还有一顶油渍汗迹斑斑的破毡帽。我捏着那件破袄的领子,竟发现了上面正爬着虱子。心想:一向那么爱整洁的严老师会穿它吗?可严老师一点也不嫌脏,穿上了破棉袄,戴上了破棉帽,还在腰间扎了根草绳,不用再化妆,就活脱脱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每当演到小兰被地主买走时,严老师总是半弯着腰,不时地用袄袖拭泪或掩面而泣。这个角色,他没有一句台词,但每场都演得十分投入,十分逼真。
在话剧《箭杆河边》中,严老师仍扮演群众,有一句台词:“救火啊!”当地主分子纵火后,严老师和其他群众演员一齐跑上去救火。因演员少,跑上台救过一次火后,需快速从幕布后穿过,再上场跑一遍救火。演出条件十分简陋,舞台是临时搭的土台子,坑坑凹凹。严老师年事已高,但和年青人一样跑上跑下,从不慢怠。有一次晚上演出,灯光很暗,严老师跌了一跤,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谁知严老师以极快地速度站起来,嘴里还不忘喊着“救火啊!”谁知他这一倒,反而更出效果。台下观众群情激昂,连连高呼“打倒地主!打倒马小辫!”
我们巡回演出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露天晚上演出,寒气极重,严老师的胡子、眉毛上经常挂着白霜,这就看起来更象个老农。散场后,许多老乡都仍不离去,等着拉我们去家中吃饭。有一次,一位老农民直奔严老师而去,口口声声叫老哥,说老哥这么大年纪还演,真不易,说什么也要让严老师去他家喝碗汤热乎热乎。
那次农村四清,虽然严老师被打入了“另册”,但他却是以一颗赤子之心投入这场运动的。表现了他宽阔的襟怀,待人以诚的品格,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严老师头戴破毡帽,腰束破草绳,身穿破棉袄的身影,牢牢地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留给我的是深沉地、永远地怀念。
有了与严老师那半年的相处,我不再为无缘听严老师授课而遗憾。他给我上了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课。在那个年月所认识的严老师,是最为真实的,谦谦君子之风的严老师,极其人格魅力的严老师。
[作者高英 ,生于1943年。196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直从事教学工作,现为山东政法干部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