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严民：人微言轻风范永存——缅怀父亲严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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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8日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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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薇青教授与女儿严民
汽车在济南市郊东南山地上盘旋，坐南朝北、东西长卧的龙岭扑入眼帘。迎着凛烈的寒风，姐姐和我带着女儿走下车来，沿着崎岖的山路，进入苍松掩蔽中的回龙岭公墓。除夕前一日，我们又一次来看望您了，亲爱的爸爸！
记得去年清明，我来这儿祭奠去世15载的母亲，临走前还是按照多年的惯例，由您亲手沏了一杯茶，您说我娘生前不喝酒，还是献上一杯清茶吧！谁知不到半年，1997年8月3日，您竟与我们长别，也安睡到母亲身边……
浓浓的茉莉花茶在寒风中升腾着扑鼻的清香，香束燃起的缕缕清烟在墓碑前徐徐缭绕，我把台湾延安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老残游记》呈放在您面前。这部由您注释的台湾版本书籍装祯精美，封面以清朝的风俗民情画为背景，用带有暗花纹的淡黄色书写纸做环衬，内文繁体竖排，内容依旧是您1981年为齐鲁书社注释的版本。
爸爸，最近我常常思索：您自大学二年级即开始从事学术研究，24岁所发表的《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录附考证》，就赢得学术界瞩目。因此，您1936年从北京大学一毕业，就被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聘任为该系助理，专门负责两个学术课题的研究……尽管此后您在教育界、学术界成绩斐然，对蒲松龄生平著作的发掘、考证以及对《聊斋志导》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什么几部大部头的专著出版，都不在您年富力强之时，却恰恰在您身缠百病的70岁高龄之后呢？
是啊，自我这个新中国的同龄人记事起，您总在为教学工作忙碌着。您从山东师范学院建校起就担任中文系主任，一干就是近40年，同时您还是山师建校30多年中为数仅有的教授之一，担任着繁忙的教学任务。
您研究《老残游记》，曾被该书作者刘鹗的后人、福建大学刘蕙孙教授认为：“研究老残，薇青先生最为巨擘”，但在50年代，受极左思潮影响，有人对刘鹗全面歪曲否定，说他主张利用外资开矿筑路，兴办实业，是“洋奴汉奸哲学”，因而也给您戴上了一顶“为汉奸翻案”的帽子。60年代，您对“聊斋”资料的鉴证、《聊斋志异》俚曲中的方言词语和歇后语等，发表了数篇很有价值的论著，对我国蒲松龄和蒲学研究的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文革”中却又因此把您作为“鬼怪专家”批斗，校园里十几米长的一排树上挂起草席，糊上大字报，开辟了专门批判您的专栏……也许这一切太牵扯您的精力，影响了您的学术研究！
您身为中文系主任，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在“文革”前始终担任教学任务，讲授古典文学、语言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等多种课程。常听您的学生讲，您在任教中治学严谨，从不夸夸其谈，却于朴实无华之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传为美谈的是您的板书，下课后同学们舍不得擦掉，留在黑板上临摩……然而我做为您最小的女儿，读大学时，您已离开中文系去编写汉语大词典。唯一听过您的一堂课，不是在学院，却是在家里，在您被“四人帮”剥夺教学权力之后。
那时您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年，被剃过阴阳头，遭到抄家揪斗，还住过牛棚、下放农村、军马场，是靠边站的“臭老九。”我曾在短篇小说《废品》中，描写过您书房被抄后的情景：四壁书橱被翻了个底朝天，无知的街道红卫兵“小将”明火执杖，大捆掠走了我们姊妹的图书；有知的大学红卫兵教师则遮遮盖盖，用包袱裹走了您的古典专业书籍和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文稿；然后又在门外贴上封条加了锁，一封就是三四个月。秋去冬来，当我们一家人的单衣实在无法御寒时，当权者们才“恩准”启封开锁。一股发了霉的潮湿气味，从屋中小山似的书堆里扑鼻而来，这对我们全家却是那样亲切，因为这书是陪伴了您大半生的忠实伴侣呀！多少年过去后，您曾戏谑地称这书房为“劫余堂”，但在当时，我们全家却是含着泪水从地上一本本拾起这些书籍，到最后因为屋内几个月见不到阳光，书页已经和潮湿的砖地粘在一起，发霉生了绿毛。您和母亲趴在地上，用铲子小心翼翼地揭着书页，您痛心疾首地发誓：“以后再也不买书，再也不教书了！”
然而，当社会上传来即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后，还没有被“解放”的您，却再冒着被扣上“放毒”帽子的危险，在我家简陋的平房里，为朋友想考大学的孩子补习古典文学。那天您讲的是《捕蛇者说》，两个当年的孩子坐在床上（如今他们一位是大学讲师，一位是作家），而您则手托书本，在屋里踱着步子，抑扬顿挫地呤诵课文。那洪亮的声音引得同院的人们探头探脑。我想劝您把声音压低些，深谙您心意的母亲却说：“让他放声念吧，快十年了，当老师的不让上课，也算让他过次瘾……”
爸爸，这就是我一生中听过您的唯一一堂课！……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个新年联欢会上，您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多的讲台，面对学生们的热烈掌声，您却老泪纵横，半天呜咽着说不出一句话。当您回家向我们叙述这一情景时，竟又一次流下泪来，您苦笑着抹去泪水说：“人老了爱动感情，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那一年您66岁，已是将到古稀之年的白发老人了。此后就在不断和各种病魔做斗争的20年里，您先后出版了《老残游记新注》、（1981、8齐鲁书社一版，1985年8月再版）、《聊斋志异选注》（与他人合著1985年8月齐鲁书社）、《济南掌故》（1985年8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地名漫注》（济南出版社）、《严薇青文稿）1993年齐鲁书社）、《济南琐话》（1997年8月）以及您还未来得及过目、刚刚由台湾出版的这本新书，还有近百万字的散文，随笔；以及《汉语大词典》词条和《乡园忆旧录》的审定工作。其中有的论著获山东省社科奖、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荣誉奖；《老残游记新注》和其他文章被译成德文、日文发表；您因参与《汉语大词典》编委工作，还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荣誉奖……您对作品精益求精，80岁高龄之后，应齐鲁书社之约，又一丝不苟的将再版过多次的《老残游记》做了增补注释；直到您去世之前，还在为家乡济南的文化建设而奔走呼吁、撰写文章。您曾说过：“我有生之年日子不多了，该给后人多留下点儿有用的东西。”我深知这东西不是只给我们兄妹留下财物，而是给祖国和人民，以及教育界、学术界留下的一笔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精神财富！
……按照咱们济南祭奠亲人的风俗，我用枯枝翻动着点燃的火纸，那随风飘起的纸蛾飘落在您的坟头、我的发际。爸爸，这薄薄的火纸，真是另一个世界里通用的货币吗？我不得而知。假如它真是能当钱币使用，恐怕您又要拿去扶危济困，与别人分享了吧！
我童年的记忆里，您这位1948年济南解放时评定的中教四级副教授，每月领取198元钱的工资，在我们居住的平民小巷里，用眼下的流行字眼，足可以称为“大款”啦！因此左邻右舍家里遇上经济困难，街坊们常常来咱家寻求“赞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因家境困难无力继续供孩子求学的家庭，只要他说是为了给孩子交学费，您和母亲总会慷慨解囊……以至在您去世时，前来吊唁的盛唐巷街的老邻居，有的按古老礼节叩首磕头，有的失声痛哭，唠叨着当年您对他们的接济帮助！
爸爸，您以这笔不薄的薪金把我们兄妹养育成人，到了“文革”后期，我最后一个参加工作时，您的薪金恰是我们兄妹五人工资的总和。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工资改革，我们兄妹一个个都晋职升级，连我刚进工厂的侄子工资加上奖金都一百多元了，而您的工资数目却还是原封不动，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36年没有长过一分钱。不久前，济南电视台播放了纪念您的文艺专题片《博学老济南》。山师一位离休的老校长看过电视后，惊讶地向我：“你爸爸真是30年没提过级别，36年没长过工资吗？”的确，这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兄妹也为此表示过不满，多次让您去学校找领导谈，您总是说：“山师老教师多，他们有的教了一辈子书还是个讲师，得先为他们解决困难……我的钱已经不少了！”
尽管如此，在山师历年来抗震救灾、购卖国库卷的大红榜上，捐款最多的第一名总是您！记得那一年四川发生水灾，从电视上看到新闻报道后，您就开始唠叨着要捐款救灾。当时您还是给我商量捐多少，因为自从1982年母亲去世后，由我理家，您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一部分，其余的自己保存。我每次都说：“爸爸你看着办吧，我没意见……”我觉得别家的老人在晚年都靠儿女赡养，我们兄妹没有向您交过分文，已经够惭愧了，哪能再不尊重您的意愿呢？于是，得知山师召开赈灾动员会，您就揣上钱去了，只是那天仅做了动员报告，而没有开始捐款，您又把钱揣回家来，第二天送到了离退休老干部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一次您捐了500元。转过年来，临沂地区又遭灾，您正好接到一笔稿费，从邮局取了钱，连家都没回，您直接又送往老干部处……也许，您捎的这三、五百元钱，还不够如今大款们宴席上的一个零头，但做为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您是尽了自己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呀！
身边传来轻轻的抽泣声，是姐姐和我的女儿用小手绢擦拭着您的墓碑。我抬起泪水模糊的双眼，墓碑上您和母亲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爸爸，您生前多次讲过，您的名字“薇青”是“人徽言轻，”因此在您去世后，我们按照您的嘱咐，没有送您进烈士陵园，而是送您来到了公墓，安睡在母亲身边，与她长伴。
啊！“人微言轻”，爸爸您身材是那么瘦弱，走在街上和千百万普通人的装束没有什么两样，从没像电视中的教授们西装革履，进出门有小汽车接送。在我们家1986年迁至山师宿舍前的30几年里，您买了月票，天天从盛唐巷步行到山东剧院，再乘2路公共汽车来学校上班。80年代初期，您已经70岁高龄，有一次因车上拥挤，在柴油机厂停车站被人挤下车来，跌倒在地，扭伤了腰。因为那一天您还要主持汉语大词典组的一个会议，于是您忍住痛疼，没有去医院，而是又挤上下一趟公共汽车，赶到学校去参加会议……您是那么平易近人，凡是来我家的客人，不论职位高低、年幼年长，您一视同仁。客人进门，您吩咐家人沏上清茶一杯，走时您亲自下楼远送到门外，彬彬有礼地作揖告别。因此，您除去多年结识的文人老友以外，又新交了一些登门向您求教的社会各界朋友，包括山师刚入学的学生，也成了您的忘年交。这些新老朋友，大都是带着学术问题来找您磋商、请教，您不仅尽力满足他们在学问上的需求，还毫不怜惜的主动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无私地送给他们应用。甚至有个别人把您发表过的作品几乎一字不改，署上他的名字发表，您也不去计较，还说：“文章发表了就是让人看的，署谁的名字不要紧，谢天谢地只要不给我改得乱七八糟误人子弟就行……”您宽厚待人，就连“文革”中抄咱们家的积极分子，来登门拜访，您也热情相待，还不许我们冷言冷语，您说：“那是时代造成的，那时候他们要不揭发批判我，人家就得斗他……”您这样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自己在“文革”中却从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地去媚俗！
啊！“人微言轻”，爸爸，也许是人生的坎坷，使您和许多历经磨难的老知识分子一样，平日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小心翼翼、言行谨慎，即使碰上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也难得与人争论，忍字当头，沉默是金。然而当暴风雨真的来临时，您的沉默、寥寥数语，却似一言九鼎，给予邪恶以迎头痛击，当然您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是“文革”初期，被山师的红卫兵多次揪斗的您，又被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的红卫兵押解而去，那儿正准备开著名画家黑伯龙的批斗会。因为当初是您引荐黑伯伯从中学来到艺专，造反派们给您扣上故意网罗牛鬼蛇神的罪名，让您当面揭发黑伯伯的历史，并美其名曰“带罪立功”。面对无辜老友，您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保持了沉默。造反派们反剪您的双臂，将您摁到在地，揪起您的头发，狠狠地追问：“黑伯龙是不是特务？是不是历史反革命？”您无奈地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不知道，不能乱说！”话一出口，立刻激怒了造反派们，他们冲您当胸连几拳，您被打倒在地……强忍着剧列的疼痛，您捂着胸部，一步步捱回家中。母亲和姐姐送您去医院诊断，片子拍出来了，胸部三根肋骨骨折……但在当时，还不敢对医生说是遭人打伤，因为医院墙上贴着“不许为牛鬼蛇神治病！”第二天胸部外面裹着石膏，带上医院开的病假条，您又准时去山师“劳改队”报到……“文革”后期，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恶运又一次来临。那时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您的挚友吴鸣岗伯伯，刚从“五、七”干校回到济南。由于吴婶婶在泰安工作，无法照料他的起居，我那善良好客的母亲便常替吴伯伯缝补衣服，并邀他每星期来家吃一顿便饭。这本是老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却被山师一位也来过我家的老友，在遭批斗时，当做戴罪立功的机会。诬陷你们“私下串连、定期聚会，”举报上去。造反派们得知后如获至宝，也不同青红皂白，先给我家定了“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又把吴伯伯从政协提审到山师进行审讯。又一次考验落在您身上，您和吴伯伯以正直人的良心和坦荡，完全否定了造反派们所加害的莫须有罪名。而那一位举报者老友却来了个当面对证，你们的遭遇可想而知。那一次遭毒手最狠的是吴伯伯，面对软骨头老友的一口咬证，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并搧了几个耳光……事情过去之后，当时也常来我家做客的原山东省副省长余修伯伯曾对我说：“我们这些老朋友中，数你爸爸身体最弱，又不像我这样从延安时期就经历过大风雨，他一辈子做学问，做事小心谨慎、少言寡语。大家都以为他在“文革”中在劫难逃，没想到他能熬过来了，这真是个奇迹！”
是啊，爸爸，您“人微言轻，”身体孱弱，少言寡语，小心翼翼，从不想去妨碍别人做什么，更末曾想过踏着别人的脊骨去捞取什么，甚至逆来顺受。（我不知道这逆来顺受算不算知识分子的美德）但普通、平凡、谦逊、谨慎，没有一丝傲气，却有一身傲骨，即使被折断，也不去做违背自己良心、对不起别人的事。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仅此一点儿，足矣！
……寒风伴着松涛发出声声共鸣，在这松柏四季常青的回龙岭上，亲爱的爸爸，您可听得见女儿的心声？可是却得不到您点点的回答，只见您墓前呈放的《老残游记》书页，随着狂风不断掀动……
抹一把不断的泪珠，理一理凌乱的发丝，抻平外套的衣襟，我们恭恭敬敬站在您的墓前，一齐弯下腰支向您和母亲深深地鞠躬。
[作者严民 ， 中国作协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 高夙胜）